美国国内政治与第一次台海危机中《台湾决议案》的出台

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对第一次台海危机中《台湾决议案》的出台进行个案研究,探讨决议出台时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行政部门提出决议的国内政治动因和国会迅速通过决议的国内政治因素等。《台湾决议案》的迅速出台与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有着直接关系,该决议的出台也对此后的美国国内政治产生很大影响。它标志着国会在战争决策权方面对总统的第一次实质性退让,无形中扩大了总统的战争决策权力,致使此后总统的战争决策权力不断膨胀,并最终导致了"帝王式总统"的出现和总统与国会在战争决策权问题上的严重冲突。     

朝鲜战争与美国的战争决策模式

朝鲜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场既未宣战也未经国会批准的大规模战争。杜鲁门总统违背美国宪法，避过有关法规，未经国会批准而将美国投入战争，开创了总统独自决定战争的先例，对国会和总统的战争决策权力及之后美国的战争决策模式产生了极大影响。     

美国总统与国会

一般说来,我们对美国总统及其下属联邦行政系统有所了解,但是对美国国会的了解恐怕就少得多。至于对美国国会与总统的关系的了解,似乎可以说是更少了。连许多美国人也承认,他们不明白总统和国会的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英国艾塞克斯大学政治学教授安东尼·金写道:“美国总统与国会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关系。大多数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感到难以接受,而且大多数其他民主国家对此也难以接受。”的确,世界上很难找出任何其他国家,包括社会制度相似的“西方民主国家”,存在着与这种美国总统和国会类似的政治关系。不言而喻,这种关系植根于美国的历史和文化土壤,是在美国独特的政治条件下形成、存在并且     

从卡特到克林顿:总统与国会在中国政策上的互动关系

本文主要利用国家中心途径打开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过程中的“黑箱”。冷战结束使对华政策共识的基础不复存在,总统和国会处于冲突与合作并存状态。布什总统利用总统的政治优势和政治技能在与国会的冲突中居主导地位,最大限度地遏制了中美关系恶化的趋势;而克林顿总统在第一任内对国会的迁就,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低谷。借助社会中心途径发现,不同性质的利益集团在不同问题上的力量对比直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结果。这一发现对中国政府具有政策提示作用。     

总统和国会的战争权:谁决定美国开战

美国宪法对战争权的规定在总统和国会之间留下一片不明朗的“灰色区域”,造成总统和国会对战争权的竞争 ,但这种竞争并不是无条件的。实践表明 ,美国国会在决定美国开战的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其影响不容忽视。尽管在历史上某些“帝王式的总统”当政时期 ,国会因其自身运作机制的特点在战争决定权中属于次要的地位 ,但是由于宪政理念、人民主权观念的深入人心 ,公众反战运动的努力及美国国会自身的努力 ,总统战争权会进一步受到国会的限制 ,国会在美国战争决定权的地位会得到不断的提升。     

浅析冷战后美国国会在外交上的“复兴”

冷战结束后 ,由于内因 (制度安排 )与外因 (环境变迁 )的交相作用 ,美国外交决策过程发生了重大变化 ,出现了“私有化”趋势。在“私有化”趋势下 ,总统外交权力相对削弱 ,国会外交影响显著扩大。面对国会在外交上的“复兴”攻势 ,总统及其下属的行政当局不得不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然而 ,由于自身职能的特点和局限性 ,冷战后国会在外交上的能动性既不意味着国会在外交上的优势地位 ,也未根本改变总统主导外交政策的局面。尽管如此 ,在外交决策过程的“私有化”趋势作用下 ,国会的积极介入还是对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论宪政制度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与作用

美国宪政的基本原则是权力的分立制约与合作主政，表现在外交权力上就是宪法把处理外交事务和军事事务的权力交给总统和国会共同行使；但它只是把一些具体权力分别赋予了国会和总统，却未明确总统与国会的外交权力界限，更没有规定外交事务到底由谁来负责，这就为二者之问的权力斗争埋下了种子。美国宪政制度中的分权制衡和权力中心“漂浮不定”特点，虽对外交政策带来很大的掣肘作用，但却从制度上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提供了宪政保证。     

国情咨文

国情咨文是总统向国会提出咨文的一种。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是最具代表性的。每年年初国会开幕时,总统向国会提出关于国内外情况和政府认为应当采取的政策措施的报告,实际上就是美国政府的施政纲领。在草拟国情咨文的过程中,总统也要征询国会领袖的意见。因此,国情咨文在形式上虽然不能产生法律上的任何后果，但随着行政权的日益扩大，它逐渐具有国会工作纲领的意义并变成总统操纵或进行立法活动的工具。国情咨文起源于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第一篇国情咨文言简意赅，全文只有850字。随着美国疆土的不断膨胀和扩展，国情咨文的篇幅越来越冗长。     

美国的总统外交与国会外交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美国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其影响不容忽视。尽管在历史上某些“帝王式总统”当政时期 ,国会因其自身运作机制的特点在对外决策中居于次要决策地位 ,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公众外交的影响以及内政与外交的交融 ,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地位不仅得到显著提升 ,而且还逐渐显现出成为掌控美国外交的“锚与舵”的发展趋势。结合美对华政策的制订过程 ,分析国会在外交领域日益凸显的作用 ,我国对美国国会的工作应有相应对策     

美国对华外交行政决策机制探析——以老布什时期对台政策为例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美国对台决策最能体现其对华外交行政决策机制的特点.老布什时期的决策过程尤其富有戏剧性和典型性.现实主义决策模式认为,该决策是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中美台两国三方博弈的结果.自由主义决策模式说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和结构起了决定性作用.官僚政治决策模式则强调,它是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与国会之间及其内部各官僚政治机构之间较量的结果.最终,这三种行政决策模式共同构成美国对华外交行政决策机制.     

美国总统与国会权力冲突的宪法根源

自美国建国以来 ,总统与国会之间的权力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总统权力扩大 ,国会影响削弱。已经成为现代美国政治现实中的一个突出现象。究其根源 ,两权斗争的始作俑者即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正是立宪者们的最初意图及其宪法采用的分权制衡原则直接导致了总统与国会权力冲突     

关于美国利益集团制度研究综述

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一支特殊的活跃的政治力量——利益集团。由于利益集团积极参与美国的政治决策过程，且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在美国形成了行政、国会、利益集团之间著名的“铁三角”关系，而发生于“铁三角”关系中的行贿受贿事件时有爆光。人们在痛恨国家官员贪污腐化之时，也对利益集团制度产生了疑问，或在原有疑问的基础上再度添增了敌意。美国的利益集团制度已存在了与美国建国历史一样长的时间，那么，利益集团制度是好的还是坏的呢?     

分权制衡与美国民主的"否决政治"困境 ——制度成本视角下美国民主效率问题研究

分权制衡是美国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对防范政治暴虐、平衡多元利益、增强决策审慎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一制度安排需要付出牺牲决策效率的成本。近年来,由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的政治立场发生极化,且总统职位和国会两院常常由不同政党控制,政党对立的严重影响传导到政府机构层面,造成“否决政治”,美国政府分权制衡制度安排的收益下降,成本显著上升,使美国的民主运行和国家治理受到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解决这一问题,理论上可以采取减少政党对立但不触及分权制衡制度安排的思路,也可以采取调整参议院、众议院和总统三者之间的立法制衡关系或改行议会制等制度改革路径。现实当中,美国改变分权制衡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其制度成本上升至美国社会无法承受的程度。      

司法审查权是实现美国分权制衡政治的可靠保证——西方政体可借鉴性思考之一

美国是第一个实行分权制衡原则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实行这一原则最彻底、最典型的国家。在美国分权制衡政治格局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特殊的地位主要来自于它掌握一种特殊的权力——司法审查权,也叫违宪审查权,即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宣布国会、总统和各州的立法违宪而无效。这实际上是一种改变宪法的权力,是凌驾于国会、总统和各州政府之上的特权,是“全世界各国法院绝无仅有的权力”。确立行使这个权力的结果,使美国宪法所规定的分权制衡原则得到真正实现,同时也使美国政治二百年来一直稳定至今。因此,本文试就这个权力的产生、实质和作用作以初步的探讨,同时找出于我国目前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可借鉴的东西。     

美国总统选举制度刍议

一美国总统选举制度是由国家公职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两方面结合形成的,美国是一个总统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根据美国宪法,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与立法、司法部门相互分立,相互独立,总统不是由国会选举产生,也不对国会负责;但他又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各州选派的先举人组成的选举人团选举产生;各州选举人的数目,与各州的国会两院议员的法定总人数相等,国会参议员各州无论大小均为两名,众议员则是按各州人口比例分配,每10年通过人口普查进行一次重新分配,这样,各     

美国总统选举制度刍议

一美国总统选举制度是由国家公职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两方面结合形成的。美国是一个总统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根据美国宪法,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与立法、司法部门相互分立,相互独立,总统不是由国会选举产生,也不对国会负责;但他又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各州选派的选举人组成的选举人团选举产生;各州选举人的数目,与各州的国会两院议员的法定总人数相等,国会参议员各州无论大小均为两名,众议员则是按各州人口比例分配,每10年通过人口普查进行一次重新分配,这样,各州选举人的数目与各州选民人数保持着相应的比例。这就是有美国特色的选举人团制度,显然,这是一种间接     

论美国总统与国会外交决策权的消长

为了防止集权暴政,美国宪法对外交决策权进行了分权与制衡式安排,这给总统和国会日后争夺外交主导权提供了动力和目标。19世纪里,秉承宪法有 所侧重的授权和美国民主传统,国会基本上居于外交决策权的主导地位。进入20世纪之后,总统利用自己在处理危机上的优势、外交领域的某些特殊性和世界日趋一体化的趋势,夺取了美国外交决策的主导权,并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这一优势地位;与此同时,国会自身的不断退让和法院对于总统的某种偏护也对这种状况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国总统与国会争夺外交主导权的根源及实质

尽管美国的对外政策从根本上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但总统和国会一直为争夺主导权进行着斗争。本文认为,出现这一现象是美国宪法在外交权方面界定的模糊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各自权力份额解释的利己性所引起的。作者认为,这种模棱两可性一方面使宪法适应了各种新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使得人们在相互竞争的原则下达成妥协。这反过来又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     

美国文官参与和影响现代国会立法决策过程探析

美国联邦政府立法决策,原本是国会拥有的宪法权力,但在政治实践中,文官也在不断地参与和影响这一政治过程。文官通过获得国会立法权的委托,提供方案、资料和信息,以及自主实施和执行法律等三个方面的形式;在美国国会现代立法决策过程中,文官卷入立法决策,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弥补了＂通才＂政治家的国会议员在专门知识以及技术上的缺陷,增加了立法的专业性,消极影响是膨胀了官僚势力和助长了官僚主义作风,则导致现代美国政府决策的缓慢与滞后,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论美国公共预算中的立法控制

通过对美国公共预算的传统和变迁过程进行考察，分析美国公共预算过程中国会、总统等部门的权力配置，并对美国州级政府预算过程进行评述，得出美国公共预算过程就是各种权力体和利益体之间展开相互竞争，并形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与合作和博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