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孔颜乐处”的生态价值取向——从周敦颐到程颢、程颐

"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北宋思想家周敦颐及其学生程颢、程颐对该问题一再探索。周敦颐的诚中之乐,程颢的浑然与物同体之乐,程颐的循理之乐,实际上都是一种精神境界,是远大人生理想和高尚道德情操的体现。孔颜之乐的乐境是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乐境,贯通了"道德境界"与"天然境界",并将天地顺化万物的德行与人生的道德精神境界合为一体,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从而实现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     

孔颜之乐：马斯洛心理学视域下的现代阐释

自宋儒提出“寻孔颜乐处”的命题后,历代都注重对这一命题作出新的时代化阐释。在马斯洛心理学视域下,对“孔颜之乐”命题可以进一步作出两方面阐释：其一,“孔颜之乐”并不排斥生理需求,遵循“君子上达”的需求层次实现规律。其二,“孔颜之乐”的需求层次理念的核心价值在于“忧道不忧贫”,体现为“将社会价值视为最高层级的个人价值”的心理动机和由“兴趣”主导的“知乐忘苦”的心理状态。由此,“孔颜之乐”命题的最终旨意可归结为“以‘仁’为目的,以‘心’‘理’‘行’为手段,从而实现三位一体的高级人生实现需求”的价值观体系。     

许学夷“诗体”论的文化整合特点

许学夷的诗体论具有鲜明的文化整合特点。其诗体论的特征是文化与审美二重因素共生 ,整合了各执一端的两条诗学路线 ,形成诗学思想的一次超越 ;其诗分三体 ,是在发展论维度上体现了整合文化的意图 ,呈现“大本文层次”的理论色彩 ;许氏以儒家“中和”观整合历代意识形态审美与语言审美两种审美文化 ,表现了鲜明的对“情”、“志”合一、话语与蕴藉统一的美学样态的追求 ,这一文化整合方法论也体现着他的“入神”的诗歌终极理想形态。     

“儒家”与“哲学”:错位的话语和歧进的路向——兼论作为情感主义思维方式的“儒家哲学”

当前儒学界呈现多元分歧的状态。导致此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学者对“儒家哲学”观念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事实上,“儒家”与“哲学”是两种相互错位的话语,前者是前现代的,而后者是现代的;错位的话语导致了歧进的路向。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当前被冠以“某某儒学”的形态,是种种彼此冲突之立场的表达,其本身并非某种自洽的哲学。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要取消或否定儒家哲学。在与其他哲学充分对话的基础上,现代儒家哲学鲜明地表现为一种彻底的情感主义思维方式。运用此种特质并积极回应当下的各种问题,才是儒家哲学在这个时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孔颜之乐”与“诗化生存”理想的建构

孔、颜行仁、践仁源于内心生命情感的需要和践履德性的执著追求,故"孔颜之乐"乃是一种"自得之乐",一种超越了外在利害关系如富贵、权势、物欲束缚后所产生的物我两忘的自由体验和精神愉悦.这种愉悦感虽不是在审美活动中产生的,但它却是最富美学品味和美学内涵的,因为它从一个更深的层面揭示出了孔、颜对人生的诗性领悟和对诗化生存理想的向往和追求.这种诗化生存方式在重塑当代人的生存理想、完善当代人的人格修养等方面,无疑是具有重要启发和借鉴意义的,值得当代人重视.     

从“孔颜之乐”到“君子之乐”——孟子幸福观的四重向度

与孔子以"孔颜之乐"、"曾点之志"为典范的德性幸福观有所不同,孟子提出了以儒家君子为指向的"君子之乐"、以内在心性为指向的"心性之乐"、以君王诸侯为指向的"君王之乐"、以庶民百姓为指向的"民生之乐"。四重向度的幸福观始终贯穿着德性幸福、功利幸福之间的对峙与融通。其中既包含着道德精英的幸福理想,也包含着社会大众的幸福追求;既涵盖着幸福的内在向度,也涵盖着幸福的外在层面;既有理想的幸福境界,也有现实的幸福生活。孟子理想幸福的多重向度为构建现代社会的幸福观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     

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直觉论解析

早期现代新儒家是指第一代现代新儒家,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为主要代表。直觉主义是贯穿早期现代新儒家的一条思想脉络,是在继承传统儒学中重体悟的工夫修养论的基础上,吸收近代西方哲学理智主义中的合理因素,以纠正当时西方科学理性主义过盛的流弊所形成的哲学方法;也是以本心或宇宙整体为研究对象,以内省体悟为主要形式,通过道德实践达到最高的精神境界即天人合一的道德修养的工夫论。直觉主义在早期现代新儒家哲学体系中的表述和地位不尽相同,梁漱溟和熊十力将其视为获得哲学真理的“根本智”,冯友兰和贺麟则将直觉和理性相结合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方法论,这种区别与他们的学术背景和形上学基础有着密切联系。但他们均将直觉方法作为达到其最高境界所不可缺少的途径,这是其他哲学方法所不具备的地位。     

寻“孔颜乐处”重构人的精神家园

随着中国社会逐渐步入消费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但精神生活却越来越空虚，人失去了心灵上真正的快乐。“孔颜乐处”作为一种理想精神境界的代名词，其本质要求人们超越物质、功利的需求，达到一种高尚的人格境界。“孔颜乐处”对于沉溺于功利境界的当代人来说是一剂清醒的良药，它弥补着功利主义者情感生活的空虚。．     

孔颜之乐的精神境界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光辉灿烂的文明,一直延续至今,在“协和万邦”价值观指导下,形成“共识中国”的理念,构建了礼乐文明,以更替巫术文化。自周公制礼作乐,渐成主导的文化意识,礼别乐和。其端始、构建,都是为化解人性中的邪念、淫思,行为中的贪暴、动乱;激发起人的善心,以至于真善美的境界,而导向孔颜之乐。人是有情的和合存在,这是人普遍具有的一种感受。中西情感有异,是为乐感情感与罪感情感。中国从人性善出发,乐于求道、问道、悟道于自然、社会。人生实践,是多元、多样实践的体悟和感受,而激荡于乐感情感。由于人的无止境的求道,其理论思维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因而构建乐山乐水、乐而忘忧的孔颜之乐的思想境界。     

敬与乐——儒家的情感体验

礼主敬,已经是一个儒学通论。而孔颜乐道来自仁学,其情感体验主于乐。敬与乐,便是礼学和仁学分别的情感倾向。敬与乐不仅仅是统一的,而且是探索儒家终极存在的重要依据。     

敬与乐--儒家的情感体验

礼主敬,已经是一个儒学通论.而孔颜乐道来自仁学,其情感体验主于乐.敬与乐,便是礼学和仁学分别的情感倾向.敬与乐不仅仅是统一的,而且是探索儒家终极存在的重要依据.     

儒家的“中和论”和林彪的“两和”说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宣扬“两斗皆仇,两和皆友”,其实质是反对“两斗”,鼓吹“两和”。这种“两和”说,并非林彪的新发明,而是孔家店反动思想武库中的破烂货——“中和论”。在批林批孔斗争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深入批判林彪的“两和”说和儒家的“中和论”,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哲学,是一项重要的战斗任务。 (一) “中和论”是儒家“中庸之道”反动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孔丘曾说:“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孔     

孔子之“乐”与“体验理性”的现代意义

由于礼、乐相关 ,孔子的“乐”(音乐 )论在儒家学说中历来备受关注 ,而“乐”(愉悦 )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本人对乐 (愉悦 )的青睐 ,从“知”、“好”、“乐”三种递进境界的分置中可以辨析出来 :“知”道是一种功利的探索 ,“好”道是一种外在的求索 ,“乐”道则是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对待包括客观规律在内的社会生活。这种“乐”论是一种体验与理性的紧密结合 ,它所启悟的“理性体验”对保持现代化压力下的人格完整 ,纠正“工具理性”所导致的异化现象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事理相丽为实至仁--论王夫之的苦乐观

王夫之是宋明理学的总结者,也是集大成者,他对“孔颜之乐”也进行过比较详细的论述。本文正是通过阐述王夫之“乐”的思想,特别是他在《读四书大全说》一本中有关“孔颜之乐”的思想,进而归结出他的苦乐观。     

“乐”之体验与生命圆融——孔子“乐”之境界的审美解读

孔子“乐”的体验既不来自于对外在客观真理的认知,也不来自于主观情感的选择,而是来自于生命追求与道（仁）合一后的精神自由。因此,这种“乐”乃是一种“自得之乐”,它超越了外在的富贵、权势、物欲等利害关系的束缚,使自己的生命进入到了一种至善至美的澄明之境。但是,孔子的这种“自得之乐”又不同于庄子追求的个体之“乐”（“逍遥游”）,因为这种“乐”的背后潜藏着对社会人生的深深之“忧”,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正是孔子美学所独有而老、庄美学所缺乏的,它体现出孔子美学的深刻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所追求的生命圆融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忧乐圆融,它蕴藏着真正的人文关怀深度和人道情操的生活内容。     

论儒学体系中的“乐”范畴

论儒学体系中的“乐”范畴李春青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极为重视对个体精神境界的建构。中国古代主流文化中有相当部分可以称为“境界文化”。概而言之，道家的境界是“虚”与“静”，佛禅的境界是“空”而“寂”，儒家的境界是‘“诚”与“乐”。在这里我们只来梳理一下儒家思...     

“孔颜之乐”与道德修养境界

以“孔颜之乐”表征的道德修养境界在宋明理学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这种不同内涵具体表现为由“与道为乐”到“与道合一”、再由“与道合一”至“顺心任性”的过程。这一过程表明:传统道德修养境界实际经过了由生而无“矩”到学习、遵守“矩”的境界,然后由立“矩”再到“从心所欲”的境界。     

《周易》对于儒家哲学当代重建的启示——关于“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的思考

《周易》对于儒家哲学建构的意义,可称之为“两度映射”：一是《周易》文本的形成与儒家哲学在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先秦）即轴心时期的原初建构之间,具有历史的同步性和逻辑的同构性。为此,须“重写儒学史”——重写先秦时期的易学史、儒家哲学史。二是上述建构过程与儒家哲学在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时期（当代）即所谓“新轴心期”的重建之间,也存在着逻辑的同构关系与历史的再现关系。具体来说,《周易》文本的形成过程乃是观念形态的这样一个转进跃迁的过程：《易经》古歌的本真生活情感;《易经》占辞的神性形上学、《易传》的理性形上学;《易传》的形下学（伦理政治哲学）。这一过程开显了儒家哲学的当代重建的典范进路：由当下生活情境及其仁爱情感显现的大本大源出发,去重建儒家哲学的形上学、形下学。这才是典范的“儒学现代化版本”。     

从“推恩”看儒家文明的特色

孟子“推恩”说,上承孔子“忠恕”说,下开理学家“万物一体之仁”说,典型地体现了儒家文明。“推恩”乃儒家“仁爱”之术,是指人藉推己及人的方法将人之血亲情感普遍地诉诸他人。将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以及基督教“博爱”相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墨家的“兼爱”,计较在交相利,基督教的“博爱”考量在契约回报;提倡契约上的平等回报,其实也就是在提倡利益计较,则较之墨家“兼爱”及基督教“博爱”,儒家“仁爱”显然具有非“功利”性、非“契约”性之特色。就精神文明形而上而物质文明形而下来说,儒家“仁爱”因倡导无“功利”计较的泛爱众,在精神境界上要比重“功利”考量的“兼爱”及“博爱”更贴近人的基本关切。     

直觉的辩证法--中国哲学思维的特征

直觉的辩证法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特征,它不像西洋哲学的逻辑辩证法那样追求严格推理,以证明概念的逻辑关系,而是追求一种精神境界,如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佛学的"般若智",都是要人超越有限的生命以达到无限的精神境界.宋明理学的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心性修养和"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的精神,现代新儒家的直觉为体、理智为用都体现着一种重视宇宙人生的自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