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美论中国大乘佛学与道家哲学智慧

方东美认为,华严宗以其“理事圆融”的本体论和“内具圣德”的人性论,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大乘佛家的哲学智慧。这种智慧,是来自印度的佛学思想与中国哲学相结合的产物。他肯定了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对中国大乘佛学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但他更多地作出论述的,是中国大乘佛学在其形成阶段所受道家哲学的影响。他认为当佛教传人中国之后,正值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导致的儒家思想衰退、道家思想复兴时期,因此外来的佛学主要是在道家思想影响之下而形成高度哲学智慧的。这种对于儒家与道家在魏晋思想界不同地位的看法,再次表明了方东美在学术文化上反对卫儒家之“道统”的基本态度。     

游酢对佛学的研究会成为程门的罪人吗

游酢是洛学的首要传人,在程门四大弟子中,游酢、杨时、谢良佐、吕大临,游酢列居首位。然而后世言及道南一脉,却突出杨时的地位。这固然由于游酢去世较早,未能载道南归发挥作用;但使他身后受到伤害的是因他晚年好佛,胡宏甚至说他是程门罪人。而由二程与游酢对佛学的研究作比较可知,二程既吸取佛学的思想营养,又要维护儒家正统而批评佛学,还劝禁生徒不要探讨“释氏之学”,这种态度是欠公允的。游酢违反二程的告诫,主张对禅学应该深考,如果这算是背叛师门,就不应该说是“罪人”,而是纠正了二程对佛学持双重标准的错误。     

儒学再兴与西学汲取--贺麟不赞成"本位文化思想"

《论语》、《孟子》是中国儒学资源的最古“地层”与原型 ,时至今日 ,儒学已经历多次重大层累过程 :缘起于孔孟 ,成功于朱、王 ,发展于民国。思想的“层累”主要指因新时代递变 ,社会新阶层迭出 ,各时期思想家对原型思想的新认识、新诠释与新发展。当代新儒家是陆王心学的现代殿军。陆王心学是孔孟心性学与佛学的“化合”产物 ,民国心学是融会佛学、结合西学的结晶。再次融会佛学以熊十力等人为代表。结合西学 ,开创“新心学”则以贺麟为代表。更新儒学 ,必须依靠西学 ,否则徒劳无功 ,为此贺不赞成“中国本位文化的思想” ,甚至认为中国儒学更新当重视对基督精神的汲取。“西洋文化之输入 ,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 ,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 ,大关头” ,则说明他实质上已在警戒文化建设中的中国式“原教旨”倾向。     

王维诗中的“空”

王维是唐代著名诗人,同时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其无欲无为的佛家思想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时时流露出来,突出表现在“空”字的使用上,而这“空”,一类是在对自然的描写中间接表现的,另一类是以禅喻诗直接表现的。此类诗歌又大多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所以,在领略其诗情画意之美的同时,应避免受其消极思想和颓废情感的影响,吸其精华,弃其糟粕,真正达到欣赏的目的。     

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独特视角——《佛学与现代新儒家》评点

南开大学哲学系卢升法先生的专著《佛学与现代新儒家》最近问世了。全书分“佛学”、“儒佛交融之展顾”、“佛学的近代化”、“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四编。这是一项新的学术成果,它为我们展示了印度佛教与中国儒学相互嬗递、会通融和的历史进路及现代结晶,同时向学界提供了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独特视角。     

论唐代“三教合流”趋势的形成

印度佛教引入中土后,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过了一段不适应的时期,到唐代已经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形成互相融合的趋向。这种融合首先以佛学的中国化为契机,如天台宗“一念三千”就与儒家心性之学有某种暗合,唯识宗学理上虽仍与中国哲学格格不入,但亦显示出对皇权的依赖和臣服,华严宗则大量引用老庄而“以老解佛”,同时又对双方都有所改写和调和。禅宗是对佛教作中国化改造最彻底的案例,其顿悟说既融合了道家和玄学的成分,也具有儒家心性论的背景,成为后来宋明理学和心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对这些中国式佛学,儒家的回应既有批判,也有吸收,由此而提出儒家“道统说”(韩愈),并试图以心性之学来统一儒佛两教(李翱)。道家则以《道体论》为代表,借助于郭象的“无心论”而将佛理佛法大量融入道家经典,使道家哲学在思辨层次上提高了一个档次。这些都为后来宋明理学吸收三教而成一统准备了充足的理论前提。     

儒佛两家的生态观

无论是儒家还是佛家都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具有各自独特的生态观。儒家生态观以“仁爱”观念为哲学基础,其基本特征是“万物一体论”和“人主论”,而佛家则以其“缘起论”为其哲学基础,建立了生态观,其基本特征是“整体论”和“无我论”。尽管儒、佛两家的生态观不同,但它们都包含着闪光的生态智慧,这一点正是我们当代人建立科学的生态观所必须借鉴的。     

试论杨时理学思想中的佛学倾向

杨时以诚为核心,赋予诚意直心、忠信、自然随顺天道的内涵,反对私意,争胜急利之心以及权谋机巧,并将诚意上升为天道,以天道自然说明人道自然,其范围并未超出传统儒家论"诚"的框架.杨时的思想基点是儒家思想,他对佛的批评与认同都是从肯定儒家学说的意图出发的.杨时是儒家思想忠实的拥护者.     

论"五四"作家与佛教文化的关系

“五四”作家之普遍近佛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其中既有以夏尊等为代表的信仰佛教并对佛教有精深理解的作家 ,也有以郁达夫等为代表的虽不信仰佛教 ,但由于对现实的失望而欲在佛门找到心灵的归宿的作家。而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知识分子尽管坚决反对佛教空观思想 ,主张以科学代宗教 ,但是强烈的皈依心态却使他们对佛教的否定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在现代文学史上 ,只有鲁迅、周作人、胡适等少数作家自觉地以佛家之“空”解构传统之“有” ,从而彻底摆脱了传统的宗教心态 ,这是极其难得 ,也是极有意义的     

儒家的“礼乐”观在汉、韩、日语中的体现

儒家的“礼乐”观是社会关系的指南：“通过端庄的举止与宇宙和同胞生活在和谐之中”。儒家思想认为社会的基础是平衡与和谐。许多亚洲国家对“交际”一词下的定义强调和谐，尤其是在有儒家传统的文化中更是如此。儒家思想对人际交往有五方面的影响，而对语言也有种种影响。中国人见面时的客套话、韩国人对敬语的使用、日本人用含蓄、委婉、模糊曲折的言语等风格，都体现了儒家的道德观念。     

王夫之对儒、佛、道心理思想关系的辨析

从辨析儒家与佛、道思想关系的角度,王夫之提出了“有”境界的心理认识标准.通过“大辨体其至密,而至密成其大辨”的心理认识过程分析,王夫之揭示了佛、道思想入于“空”、“无”的认识论根源和相通于儒家的心理思想成分.从心理活动的主客关系和认识过程的境界高度方面,王夫之以认识和构建“有”境界思想的心理认识活动为核心,从辩证性心理认识过程与非辩证性本体之心的角度取舍佛、道有益于儒家道德之学理论建设需要的思想成分,提炼和总结了“三教合一”的心理思想成果.     

方东美哲学思想的理论归趣——与胡军先生商榷

本文对胡军关于“方东美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当代新道家”的论断提出商榷,指出方东美只是对儒家一部分人的卫“道统”思想提出批评,并不否定儒学的基本精神,更未妨碍其服膺于以原始儒学为代表的儒家正统思想。方东美尽管欣赏道家哲学的空灵,但他致力改变现实状况的强烈愿望,决定了他“还是要真正培养儒家的优点成为中国民族精神的重镇”,其学问归宗于现代新儒家。     

论儒家人生哲学中的“孟之道”

孟子通过对人性善、性命关系理论的系统发挥 ,将作为孔子思想核心的“仁”创造性地引入人性 ,并确立了“性”、“命”合一的原则 ,从而为《中庸》以高度概括的方式阐释儒家人生哲学的理论逻辑奠定了基础。此为孟子对儒家人生哲学理论建构的独特贡献 ,也是我们理解所谓“孔孟之道”中“孟”的意义的基本依据     

作为中国传统价值论最高范畴的“道”

"道"是中国传统价值论的最高范畴,修道、证道或成道是中国传统价值论在实践层面的终极追求。儒家重视现实社会的人伦,提出"仁"的思想,作为"道"的具体化,是其价值论学说的核心。佛家追求超越境界的清净,提出"空"的境界,作为"道"的具体化,是其价值论学说的核心。道家推崇遗世独立的自由,提出"无"的本体,作为"道"的具体化,是其价值论学说的核心。儒释道三家价值论学说都在"道"这一范畴下展开,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论体系。     

试析王夫之“禽兽”论思想的渊源

在传统儒家思想里,“禽”、“兽”、“禽兽”首先被用来指普通动物,但是在论及人性、人道、伦常等时．先儒喜欢用“禽兽”等来比喻那些不符合儒家伦理纲常的人或群体。王夫之批判地继承了自孔子、孟子到朱熹的“禽兽”观并加以发展,在他的思想里,认为凡是不符合儒家伦理纲常和自己不认可的人或事物、行为都被其称作“禽兽”。     

论僧肇“空”的视野下的宇宙人生

僧肇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推动佛学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运用大乘佛学中道空观的方法,批驳了魏晋以来玄学对有无关系的解释,以及受玄学影响的佛教内部各派对佛学“空”观的误解,继而以“空”来观照宇宙人生,建构了体用一如、境界工夫合一的中国化的佛教哲学体系。     

马一浮《论语》诠释特色及其理论意蕴探微

“六艺统摄《论语》”是马一浮《论语》诠释的鲜明特色,在主旨、结构和义理等层面做到了有机融合,并明确指出“六艺”是“总义”,《论语》是“别义”,前者统领后者,两者互参,方能悟到儒家真意。同时,该理论注重儒释会通,以佛学解《论语》,运用“四悉檀”比附诠释“仁”“孝”“为政”,比以儒解儒更具有哲理韵味和理论色彩。无论是“六艺”与《论语》互参,还是援佛入儒,其理论基础都是以“性德”为核心建构起来的、本体与工夫同一的心性论,其根源是孟子的性善论,依然遵循了“尽心—知性—知天”的逻辑理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文化解读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法思想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探究先秦儒家经典文献发现,先秦儒家思想中已经开始重视个体的权利观。中国古代的“人”、“己”观念在很早就已形成,“人”、“己”观念的出现推动了个体观的形成,正因为有了个体观念,在民事法律活动中,就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意识。先秦时期“人”、“己”关系较为和谐的统一于儒家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规则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等人格利益的尊重,而这些思想原则蕴育了中国古代民事权利的基本元素。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仁”和“义、利”思想也是先秦时期民事法律关系实践的基本准则。     

《复性书》主题再探——与当时文人学者之人性论比较

文章通过《复性书》与《原性》《孟子荀子言性论》对“性”的本质的界定及其论述形式的比较,指出《复性书》尽管借用了佛家的某些思想方法或思维形式,但是从它对“性”的本质的理解及其对“修道成圣”等儒家重要问题的关注,可见它在精神实质上是儒家的,而不是佛家的。     

以欲解性,以恶解欲":由天道及人道--论荀子反诸"性善"而合乎德性的"性恶论

荀子之“性恶论”既是一个相对于人的自然状态的事实判断,又是一个关乎人性善恶的价值判断,荀子正是以告子实然主义人性论发端、明确而自觉地站在儒家德性论的传统的立场上批判了孟子那种流于言辞、陷于浮夸的“性善论”的德性论,以“性恶”的人性论为儒家的德性论传统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以欲解性、以恶解欲”,由合于告子的自然之欲求到反于告子的对自然之欲的批判到合于儒家德性论传统的礼乐教化、圣人之礼,都反映出荀子力图在新的高度上重建儒家的德性哲学,并且试图建构与儒家德性理论相匹配的社会政治礼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