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故乡凤凰城

鸭绿江畔凤凰山下,有座风光秀丽的城镇——凤凰城。她是辽宁省凤城县政府所在地。凤城县有60万人口,其中满族20万。据史料记载:元朝以前,这里地荒人稀。明末,女真族发展壮大,建立了后金政权。明王朝害怕后金的强大,便派兵加以防守,这里就成了后金与明朝军事争夺之地。1619年萨尔浒大战以后,后金占领此地,满族开始在这里生息繁衍。后来,清王朝一统天下,日趋巩固和强大,玄烨帝从京津等地调回大量八旗官兵和他们的家属来此屯垦戍边,施以建设,小城于     

中国古代夷夏观的价值取向分析

中国古代夷夏观主要包括“夷夏有别”和“夷夏一家”两个命题。本文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夷夏有别”和“夷夏一家”命题并不是两种对立的民族观，也不存在落后与进步的分野。实际上，夷夏观两个命题的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主张民族压迫、论证政权合理性、维护国家统一以及封建化是二者共同具有的政治价值取向     

来函照登

《民族团结》编辑部: 贵刊1989年第1期“民族论坛”栏目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实质的表述”一文中写道:“从理论上讲,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法》旨在使少数民族首先从政治上、法律上获得和其他民族一样的平等权力(利)。这样就延续了民主革命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了”。我们认为这种提法值得商榷。其理由有三:其一,民主革命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是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只有在消除了民族压迫制度以后,才能谈得上获得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其二,自全国解放以后,国内各民族就已     

西夏政权立国基础浅析

西夏是由党项族建立的政权，这个政权具有地方和少数民族的两重性。党项是我国西部一个古老的民族。“‘党项”这一称谓最早见于《隋书》和《北史》的记载，由此可以推断，有关党项的活动，当始于北魏。党项的主宰者是强宗大族，直到李继迁建国，这种情况一直未变，而且“联络豪右”成为西夏政权的国策，强宗大族也就成为党项夏国的统治基础，其社会地位不断上升。“豪右”何以构成西夏地方之统治基础？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本文拟从如下三个方面阐述：其一，西夏地方政权是在强宗大族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其二，西夏地方政权依靠豪右的原…     

唐宋至元代云南汉族的曲折发展

汉族人口进入云南很早。两汉，就有大量的汉人进入，但魏晋期间，进入云南的汉族与当地民族迅速融合，处于“夷化”过程之中。唐宋时期，云南有南诏、大理地方民族政权，它们都是白族建立的政权，这一时期既是云南白族形成、壮大和发展的时期，也是云南汉族的“夷化”进一步加深，出现“白族化”倾向的时期：一方面表现为唐以前进入云南的汉人与当地民族融合为“白蛮”，成为白族形成初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唐宋时期仍有几十万汉人由于战乱、饥荒流落或市诏。大理政权的掳掠进入云南，但他们地位低下，没有政治权力，缺乏经济基础，被南诏统治者分散杂处于当地民族中，极易被融合和同化，最终基本被融合到白族之中。元代，云南重新回到中央政权的直接统治下，又有大批的汉人以镇守军队、统治官吏和商旅流民的形式进入云南，他们地位较高．有政权力量保护，加上元代云南实行了与内地基本一致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生产关系和儒学文化氛围与内地逐渐接近，进入云南的汉人能够终元一代“保其世籍”不改，标志着云南汉族“白族化”倾向的基本中断，走上了与云南各民族共同发展的道路。     

侗族族原续考

<正> 在今侗族居住的湘、黔、桂毗邻地区,秦时出现过“呕”、“区”(即瓯人)的活动,东晋、南北朝时演变为“乌浒”或“僚浒”,宋时又被称为“佶伶”或“仡伶”,明代始有“侗人”之称。其历史渊源关系,笔者在《侗族族源初探》一文中曾作过粗浅论述。目前,由于各家说法不一,很有必要再作探讨。侗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与同语族特别是同语支在语音、词汇、语法上都有许多共同特点。“在语言学上首先显示出来的是继续操该语言的愿望,这也就决定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发展苏建灵，周昆云（一）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国内大民族统治阶级无不奉行民族压迫政策，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还受到外来资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解除这双重的民族压迫，成为中国各民族解放事业的一个重大课题。...     

苏联的民族关系:问题与困难

“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1918年1月12日通过的“劳动者和被剥削大众权利宣言”是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文献之一,它包含了新国家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个文献宣称,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联邦制国家。同时,苏维埃国家的导师列宁强调指出,这个联盟必须自愿参加,不允许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正是根据这些原则,1922年12月30日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现在它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民族区,它们都享有民族自治权,拥有自己的自治机构,在苏联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     

清代驻京鄂萨尔呼图克图考

鄂萨尔呼图克图是清代乾隆年间的驻京呼图克图,乾隆五十一年(1786)乾隆皇帝钦定驻京喇嘛班次时,鄂萨尔呼图克图赫然在列。但鄂萨尔呼图克图系何地何寺的活佛及其详细情况目前尚无说法。笔者查证有关史料,认为鄂萨尔呼图克图应是乾隆年间曾任北京雍和宫堪布等要职的班智达堪布桑吉俄色。堪布桑吉俄色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被任命为承德普陀宗乘之庙总堪布,乾隆四十一年(1776)奉命出任四川广法寺堪布,乾隆四十五年(1780)调入北京任雍和宫堪布等职。乾隆五十一年(1786)因成绩卓著被封为"墨尔根诺们汗"。无论从名号上看,还是从身份、任职时间上看,堪布桑吉俄色应是驻京鄂萨尔呼图克图。     

贞观时期民族政策刍议

唐贞观时期，疆域空前辽阔，“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在这广袤的国土上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史籍记载：“弱水、流沙，并鞲轩之使；被发左衽，皆为衣冠之域，正朔所班，无远不届”。在唐王朝的边疆地区，分布着众多的少数民族，有各种强弱不一的民族政权，东北主要有契丹、奚、室韦和棘辐，     

斯大林论消灭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理论及其实践

<正> 马克想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灭,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俄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从而消灭了民族压迫和剥削,特别是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标志着各民族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内的团结,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已经消失,代之以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中国历史年表研究——以民族历史纪年表为实例

本文以民族历史纪年表为实例分析了过去年表编纂中的利弊，指出应打破以“年号”为标准的框框，克服长期以来影响我们的“正统”观念，解决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政权”与“民族政权”的问题，并对一些编纂体例上的细节问题提出了处理意见，同时指出应加强民族历史年代学的研究，以编出全面反映我国历史的新年表。     

鲁迅和少数民族

毛主席说:“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①鲁迅生活战斗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这位“空前的民族英雄”,不但以烈火般的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而且以他那匕首投枪般的笔,揭露了国内的民族压迫,对于受压迫最深的少数民族表示了深切的关怀与同情。当鲁迅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他便开始了对各种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无情批判。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这种批     

承传与变革：明清两朝官服及宫廷服饰的比较

服饰的政治性是中国文化的传统, 包括服饰变革在内的“移风易俗”，是在“教化”传统语境下帝制时代统治者时常采用的国家治理举措。但另一方面，官服或宫廷的服制要素却延绵承传数千年成为一种“国统”，且成为政权合法性，权力等级化、秩序化、伦理化的表征。明清两朝的官服、宫廷服制不因朝代继替，也不因统治者民族身份不同而发生后朝对前朝的全面反动，足以说明统治者对“国统”在政权合法性方面的重视。正是有这样的朝代变革与国统承传，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文化核心元素才得以延绵传承千年不断，且成为中华民族认同的优良传统。     

家萨满与白萨满──从对西伯利亚几个民族的比较中看满族萨满的社会与宗教特征

满族萨满教虽与西伯利亚诸民族萨满教有相同的起源，但满族萨满教在发展过程中受满族社会特别是政权的干予，与西伯利亚萨满教形成了温和、舒缓和“野性”、“疯狂”之间的反差。     

萨尔西人

萨尔西人北美大平原印第安民族，操阿塔巴斯卡语系语言，１８及１９世纪时居住在萨斯喀彻温河及阿塔巴斯卡河上游近地区。他们大约在１７世纪末南移到这个地区，成为黑脚印第人的北邻，并受到黑脚人的保护，免遭敌人之害。“萨尔西”——一名来自西克西卡人（黑脚人）的语...     

鲜卑迁徙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时期,其中鲜卑族迁徙的规模之大,路途之遥,影响之巨,是很引人注目的。鲜卑人居住于蒙古草原东北部,他们一批批地向南、向西南迁到黄河流域上下。在东起山东、西至新疆、南到江淮的大片土地上,到处都留下他们的足迹。“五胡”之中,鲜卑族是建立政权最多的一个民族。十六国时期,他们先后建立了代、前燕、后燕、西燕、南燕、西秦、南凉和吐谷浑八个政权。正是由于鲜卑族大量内迁和建立政权,他们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也就最为迅速和彻底。到隋唐之后,鲜卑族已经基本     

国情、心态与政策——对唐宋元明清伊斯兰政策的若干思考

唐宋两朝政权与穆斯林群体基本上相互视为可在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合作的“伙伴”与“朋友”,和平相处;元明两朝政权以半信半疑的心态对待穆斯林,双方很难将对方视为“伙伴”或“朋友”,至多互相认知为“对手”,在共同的社会环境中共存;清朝政权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态度前期与中后期不同,政策上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中后期统治者对穆斯林充满疑虑,处处以防范的心态对待穆斯林。只要不明确对方的意图,双方都将对方视为难以和平相处的“敌人”,作出最坏的考虑。     

咸同滇变风源的历史分析

清代咸丰同治年间,云南回族人民为反抗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生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杜文秀领导的迤西回族联合其他各族人民的反清大起义,把这场革命风暴推向了新的高潮,建立了与清王朝封建统治对峙18年的大理政权,成为云南近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即所谓“咸同滇变”。关于此期社会历史的研究,迄今学术界已有不少论述,但多侧重于事件突发后的历史阶段。本文拟对咸同滇变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化过程进行剖析,通过这一宏观历史背景的揭示,来说明杜文秀起义在云南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期对与此相关几个争议问题的研究深化有所裨益。     

侬智高:沸沸扬扬的千年议题

北宋侬智高不屈民族压迫，起兵反宋，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历代封建王朝称侬智高为“蛮 寇”、“蛮贼”、“盗贼”，骂声不断，反映封建统治者歧视少数民族的传统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平等， 对侬智高的研究空前活跃，并出现肯定和否定两种不同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侬智高的国籍和起兵反宋的性 质上。本文分析了否定侬智高的种种观点，进而阐述要以民族平等的思想对待少数民族的历史，以维护民 族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