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困境及其出路

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社会自治机制,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有其独特优势.当前,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面临制度与观念、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内部失序与外部失范等多重困境,为此,需要通过优化非政府组织的外部治理环境、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创新参与型政治文化等途径,实现非政府组织有效参与公共危机管理.     

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及其生态治理

抽象的内在本质和价值只有通过外在结构和机制的表达,才能够得到清晰的呈现。在解读公共领域结构性要素及其运行机制的基础上,肯定了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并从生态学的视角对网络公共领域进行了解析。分析了网络公共领域中个体网民的行为失范、网络种群的极化倾向、网络群落的民意稀释以及网络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不和谐因素等生态失衡现象,并从公共理性的培育、网络空间的把关、信息鸿沟的弥合、法律制度的供给及网络公共领域的现实回归等方面提出了网络公共领域生态治理的思路。     

论公共价值的生成与实现

公共价值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文化背景下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客体的公共效用、主体的公共表达和具有公益导向的普遍规范。公共价值的凸显以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危机、合法性危机和全球化危机为背景;公共价值的生成以物的公共性为客观基础,以公共理性为主观条件,以公共领域为社会前提;公共价值的实现以公共治理为理想途径,以心性修养为重要方法。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公民参与:价值、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社会资本范式的研究

公民参与是公共危机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资本理论是分析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理论,对公民参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本文梳理了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和社会资本的相关概念和内涵,以社会资本为中介和基础分析了公共危机管理中公民参与的价值;在社会资本缺失和负外部性下讨论了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困境;并通过社会资本的投资和自我完善分析了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路径选择。     

中国公务员道德失范原因研究:公民公共精神的视阈

理论界对造成中国公务员道德失范原因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现有研究成果不同程度上揭示了造成中国公务员道德失范的一些深层次原因,但现有成果的解释力依然不足。公民公共精神是包括公共意识、公共正义、公共情怀、公共道德、公共参与的动态综合系统。实证调查显示,公民公共精神存量不足是造成中国公务员道德失范的重要原因。治理中国公务员道德失范现状,必须大力培育公民公共精神,为反腐倡廉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论公共领导者的战略领导力

世界全球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以及社会的转型发展,网络等新兴媒体影响力的迅速扩大,群众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政府的转型及其公共服务事务职能的强化,以及社会公共事件的增加,使得公众对公共领导者的关注和期待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公共领导者如何有效地实施公共领导,满足社会发展和群众的期待与需要已经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联,已经开始彰显出其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中独特的战略价值.在对战略领导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探讨战略领导力的维度,并基于公共性基础之上的公共领导,界定公共领导者战略领导力并构建起包含公共决策与执行、价值引导、危机应对、创新再造、组织文化保障等多维度的研究平台.     

风险管理视角下的公共危机治理研究

本文认为，从全面风险管理视角来完善公共危机治理过程具有合理性、可行性。针对传统的危机管理模式，提出了创新政府、非政府、企业、社会整合的危机管理体系和应急行动的组织模式，围绕危机治理体系提出公共危机治理框架重构，以建立全社会整体联动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     

我国边疆地区公共危机管理的状况与对策——对内蒙古公众的调研分析

文章基于公共危机管理的公众视角,调查了内蒙古公众对我国边疆地区公共危机问题的关注现状、危机信息传播管理、社会安全感、公众对公共危机管理的评价和对策等内容.我国边疆地区公共危机管理具有重要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特点,呈现公众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的趋势.为此,建议我国边疆地区政府,要充分利用公众的偏好与其互动,重点加强社会突发事件的管理,改进教育、管理和培训方式,提高政府管理效力,完善公共危机管理政策.     

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责任

政府作为多元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中的核心主体,在公共危机管理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不可缺少的作用,它承载了为实现公共危机管理的善治所必须的政治责任、社会伦理价值责任以及技术支持责任.     

危机状态中的公共参与和公共精神——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厦门PX事件透视

本文立足于公共政策视角,通过对厦门PX公共危机事件的案例分析,认为要科学、合理的应对不断爆发的公共危机,必须实现从传统的政府危机"管理"向现代的公共危机"治理"转型.所谓公共危机治理,在其浅层意义上,追求的是通过构建政府与公众互动、彼此沟通的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治理系统,从而能够找到化解公共危机的最优路径;而在其深层意义上,则是通过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造就具有公共参与能力和公共精神的公民和公民社会,从而最终实现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这无疑是当代政府治理的人文指向,也是走向新文明的历史底蕴,因而格外值得中国公共管理者重视和深思.     

公共危机事件中我国政府公共管理效能探析

全球化的时代,公共危机事件的频发已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能否有效地应对一系列社会公共危机已经成为考验和评价一个政府组织的治理能力和公共管理效能高低的重要指标。我国应设立独立的处理危机事件的常设机构,推进应对危机事件的法制建设,加强危机教育,培育危机治理的多元主体,并加强国际合作,提升政府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     

公共环境下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

重庆大巴车坠江事件引发了大家对于公共环境政府危机管理的思考,许多学者认为政府危机管理"失灵"现象屡屡出现原因就是缺少公众参与。因为公共参与危机管理有利于提升社会整体应变能力,解决"失灵"现象以及确保政府价值取向。但目前我国公众参与政府危机管理仍存在"两薄弱一忽视"的问题,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在危机管理中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实现危机教育机制常态化和建立多边危机应急机制来应对公共环境危机。     

社会风险预警与公共危机防控:基于突变理论的分析

现代社会进入风险社会.社会风险是潜在的危机,公共危机则是社会风险的实践性后果.如何预防社会风险、控制已经发生的社会危机,成为社会学关注的问题.预防社会风险控制公共危机需要跨学科的合作,而突变理论则为审视社会风险与控制公共危机提供了新的视角.自然界和社会现象中大量不连续现象,可由某些特定的几何形状来表示.只要控制参量的个数符合要求,我们就可以借助级数展开式完全预测机构的定性状态,此即突变理论对社会风险预警的参考价值.一旦出现公共危机,我们借助控制变量与状态变量的关系可以尝试研究从理论上对之进行防控.     

网络环境下公共危机中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探析

公共危机,是指危及国家安全、社会生活和人民利益的突发事件以及与此相关的特定状态。公共危机因其突发性、不可预测性、可扩散性、危害性和巨大的矛盾冲突,一旦发生,就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因此,公共危机中能否做好信息公开,对于政府而言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本文以黄岩岛事件为例,探讨我国政府在公共危机中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公开信息的对策。     

转型社会中我国公共组织伦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中国社会转型引发社会伦理和公共组织伦理的失范和转变,由此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影响了社会的良性运行,威胁社会的秩序与安全,而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此,我们急需加强公共组织伦理建设,匡正失范的公共组织伦理,提高公共组织成员自觉履行职责、服务公众的伦理道德水平,使之能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以此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     

区域公共危机治理：逻辑与机制

区域公共治理建立在重叠共识与公共空间基础之上,在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进程中,任何一个地区的公共危机的发生都可能引发区域性公共危机,从而导致区域内各政府之间、政府和社会之间合作治理的加强.在当代中国,区域公共危机治理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组织结构与功能设置远不能满足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与工具需求,因此,在现阶段,关键是要建立必要的政府与政府、国家和社会联合反应机制,逐步实现权力下移、统一指挥、分别响应、相互合作、逐步推开.     

公民治理视角下的我国公共危机多元治理

在公共危机频发的今天,任何单一的力量与措施都不可能使公共危机得到顺利解决。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转变政府对公共危机的应对方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公共危机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应该是社会的责任。因此,提高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完善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法律制度建设,不断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危机治理道路,就成为促进我国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选择。     

社会设计:公共危机应对的行动理论——以SARS危机和甲型H1N1流感为例

2003年SARS危机过后,公共危机管理成为政府、学界和社会公众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从学术研究的视角看,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传播学都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对危机管理进行了探讨,为应对危机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和经验.行政学学者全钟燮提出了公共行动的四种设计模式,即危机设计、理性设计、渐进设计和社会设计,在处理公共危机的过程中,这四种设计模式为其他学科的继续研究奠定了知识基础,并给予政府决策过程一定的理论指导.     

我国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双重整合机制的构建

危机已经成为了现代动荡社会环境中的常态,这对当代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指出,与高效能的危机管理系统相对应的一种现实选择,是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理论,基于我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逐步形成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网络治理结构:在政府为主体与中央政府最高统一决断机构的前提之下,政府机构常规化、制度化地主动地协同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及国际组织,共同形成公共危机管理的上下联动、网络应对的格局,形成组织权力平时分解、决断权力战时统一、临境应急协同主动这样一个统分结合的网络治理结构,以应对各种公共危机。但由此塑造的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在运行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诸多的机能障碍,迫切需要从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本两方面入手,刚柔并济,共同塑造其整合机制以发挥其在危机应对中的协同效应。     

公共健康保障中的政府责任

近年来不断爆发的公共健康危机,将人类建立在经济发展和医学进步之上的盲目自信击得粉碎.公共健康危机说明,健康问题和政治问题一样制约着现代社会的生活形式与价值取向,并提供调节具体社会环境的道德秩序,因此"它在突发灾害和风险面前将以决定性的功能压倒一切,成为各种利益的核心:它不仅刺激了我们的生命警觉,而且刺激了我们的制度警觉和政治警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