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宣南”的士人交游

文人交游本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 ,而“宣南”的文人交游 ,又因京师特殊的中心地位 ,格外引人注目。在清代 ,“宣南”的士人交游与有清一代的思想、学术、诗文风气的转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借助各种诗文著述中的星散记载 ,以“见之于行事”的方式 ,清理和爬梳康熙年间“宣南”士人交游的实况 ;在立足史料的基础上 ,借许多片断的相互勾连、拼接 ,勾画出虽不尽完整 ,但真实可信的“宣南”士人文学交游图景     

清前期京师宣南士乡

清前期京师宣南士乡吴建雍顺治五年（１６４８年），根据清廷颁布的谕旨，京师实行“满、汉分城居住”。此后历经一个多世纪，在宣武门外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汉族朝官、京员以及士子为主要人口的社区，人们习惯上将它称为宣南。笔者将宣南称作“士乡”，是沿用春秋时期对士民...     

清代北京游览型寺庙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成因

游览型寺庙靠近风景游览地、与风景游览地和园林一起成为明清文人士大夫阶层和平民百姓阶层休闲的主要场所。本文以清代游览型寺庙诗文统计为基础,分析了北京游览型寺庙的类型、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寺庙尤其是佛教寺庙自身吸引能力的增强,宣南汉族文人的聚集效应及文人对城区荒野环境和野趣的新偏好是清代外城西区休闲功能和地位迅速提升的主要推动因素。     

生死宣南谭嗣同

“宣南”是古都北京宣武门迤南一带地域的泛称。这一泛称在清代诗人墨客的诗词文集中多有所见 ,约定俗成 ,流传至今。谭嗣同生于宣南 ,死于宣南 ,在宣南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本文记述了谭氏与宣南的生死情缘。同时 ,今年是谭嗣同戊戌政变被捕英勇就义 10 5周年 ,谨以此文纪念这位中国近代杰出的改革家、思想家。     

论康熙如何消除汉族士大夫的反抗心理

康熙亲自执政之时，虽然大规模的武装抗清斗争已经过去，但汉族士大夫们的反清意识仍然十分强烈。士心不得，则民心难得，而士人之心只能以智谋巧取，不可以武力强夺，康熙为此煞费苦心。为消除汉族士大夫与统治者合作的心理障碍，他极力从各个方面迎合汉族的传统文化和风...     

金人对北宋人物的看法

金朝与中国史上其他北族朝代同样是种复合体制的朝代,即“胡汉”杂揉的多元文化的时代,除女真本族与北族传统的社会文化外,还有汉族社会与汉文化的影响.金朝及其他北族朝代和汉族与汉文化间的关系始终是历史上的重要课题.以金朝而言,不但是继辽及北宋所建之国,而且更进入淮河以北的中原之地,北宋华北深厚的汉族社会基础及文化无疑是促成女真“汉化”的主要因素.汉族传统学术文化与北宋型学术文化是金代不论北族或汉族都共同所接收,则金人对所承绪的社会、文化如何看待?对异代前朝的看法如何?是个被忽略但应颇值得探讨的问题.就笔者所见,金人对辽、宋的政治、社会等史事极少提出看法,而谈论多在于汉、唐时代.对于北宋士大夫倒有些许看法,但其看法在于文化学术方面,而又以文学为主,这是颇为特别之处.     

民间传说中傅山士大夫形象的多维构建

傅山是明末清初士大夫阶层的中坚,也是明遗民的代表,得到了官方与民众的双重认可。傅山传说既进入了国家话语的“大传统”,也进入了民间文化的“小传统”。比较而言,“大传统”中的傅山形象单一而平面化;“小传统”中的傅山形象全面而立体化。文章以民间流布的傅山传说为研究对象,参考典籍文献中相关记载,探寻傅山士大夫形象在民众话语中的多维构建,挖掘此形象在明清易代之际的革新与转变。文章提出：弘扬以傅山为代表的士大夫所承载的“以天下为己任”与“明道救世”的责任担当意识,对当代中国梦的践行具有促进作用。     

宣南文化与北京清末民初的报刊

北京的近代报刊出现较晚 ,辛亥革命后成为全国报刊发行中心之一。北京近代报刊的发行中心在宣南地区 ,尤其是以琉璃厂为中心的区域。这一分布特征的形成是受到清代形成的宣南士人文化的影响 ,是宣南文化的余波。其内容反映了北京官僚、知识阶层及民众的政治倾向。     

致君尧舜与强权政治——论明代士大夫与专制皇权的冲突

中国封建政权长期倡导的儒家“敬天保民”的治国路线终于与明朝专制君权的极端发展形成了对立。坚信儒家“内圣外王”治国路线的士大夫 ,面对专制暴政 ,仍将希望寄托于“致君尧舜”的努力。始则以经筵日讲 ,企图教育帝王修德勤政 ;再则苦口婆心谏奏劝喻 ,甚至联名抗章、集体请愿 ;三则以天变、灾变、惯例、祖制施加压力。然而这一切不仅难见成效 ,士大夫们往往因此而被贬官、放逐 ,甚至横遭杀身之祸。当忠诚与信念屡遭挫败后 ,明代士大夫逐渐走向了对专制皇权的批判和唾弃     

论泰州学派人物的出位之思

明代中叶产生的泰州学派在很多方面对传统儒学有所突破。作为平民思想家王艮没有一般士大夫在言行上的禁忌,不惮于作出位之思。泰州学派的后学秉承了这一传统,为明代中后期的思想解放打开一条通道。泰州学派的出位之思表现在以匹夫而存尧舜君民之心,热衷于建立宗族和学术共同体的社会试验,光大“处则为天下万世师”的师道自任精神,显示了他们普遍的宁为狂狷、不为乡愿的狂者胸次。在向知识界和士大夫阶层的扩展的过程中,泰州学派的出位之思出现一些变化,派内人物与官场的关系由融洽、疏离到冲突,平民色彩也渐趋淡化,启蒙的重点由平民变成了精英。出现上述变化的社会原因是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激化“,道”与“身”由契合走向对立,而启蒙思想在士大夫中的传播也必然导致平民色彩的淡化。这是泰州学派学术发展的内在悖论。此外,泰州学派人物社会地位的分化也是重要原因。     

人文关怀的现代考验

大致说来,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经历了三个阶段: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主义、柏拉图和基督教的理性主义以及目前向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回归.参照西方的坐标,可以说,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一直具有某种自然主义的特征.不论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还是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目前的首要问题都是如何帮助人类社会走出理性主义的危机.     

反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与市场逻辑批判——《启蒙辩证法》中的一条逻辑主线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了一种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思潮不同的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后人学话语。他们在著作中批判了作为传统人本主义理论基石的启蒙精神人类中心主义和理性支配论。文章通过对《启蒙辩证法》的分析,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指出启蒙理性在推进物质生产力极大发展中显现出自身的两重性,即解放与奴役时,第一次开启了一种后现代和后马克思倾向。     

东汉“关中学派”说之我见——兼与雷依群先生商榷

雷依群《东汉关中学派述展情况,认为其说论》一文认为,东汉时期关中地区曾经出现过一个影响深远的关中学派。对此提法,笔者看法不同。故从东汉儒学形态等四个方面综合考察东汉关中儒学的发并不成立。     

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理解的反思

对马克思主义作人道主义的理解,在当下的学术界和政治生活(意识形态)领域还颇有市场。尽管这种理解有其现实必然性和必要性,但人道主义的理解方式在总体上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有限的、确定的意义上可以承认人道主义的合理思想,但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只能降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模糊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     

对网络教学的思考

网络教学被看作一种基于超媒体的教学技术,其意义不同凡响超媒体的学习环境是一种多媒体信息环境;超媒体环境支持学生对信息的非线性获取;超媒体环境支持交互活动;超媒体环境整合了各种信息形式.若使网络教学收到理想的效果,传统的教育体系与现有的教育体系必须进行有机的融合与转换.     

从人道主义到马克思人学

人道主义原则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来源之一。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注重从价值层面上继承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一般本质、思维方式和价值功能。人道主义是一种有其内在的逻辑思维方式、便于人们把握的思想体系。晚年马克思为了避免以前人道主义在历史观上的错误,严格将其限定在价值观范围之内。马克思在继承西方人道主义合理因素的同时,也扬弃了以前人道主义的非社会性、非历史性、非实践性和非科学性的局限。     

巴赫金对话理论的人文精神

本文企图在更为广阔和统一的思想语境里对话性地诠释巴赫金思想的精髓。多样性的巴赫金思想并非散沙一盘,对话理论及其人文精神是它的精髓。巴赫金终生徜徉在哲学、语言学、社会学和诗学各人文学科领域,而其中心工作就是建构自身的对话理论,他以之贯串于所有的人文学科各领域的研究中,而人文精神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体现出的核心精神,对话理论在其根底上是关于人的理论,是巴赫金终生为人而斗争的理论结晶,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光辉,它以人为对象,关心人的主体建构,关心人的存在和命运,关心人的平等和自由。就诗学来说,巴赫金的杰出之处在于,在20世纪“语言论转向”的文化语境里,他既能以复调小说理论这种对话理论的变体来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艺术形式,又能在这种形式的阐释里以自己的人文精神深刻地理解这种艺术形式所蕴含的人道主义思想     

帝室与外家：西汉政治中的家族伦理

随着先秦封建宗法的衰败,秦汉帝国建立了皇帝制度。与之相随的,是西汉外戚势力的极大发展。从这一现象出发,本文试图探寻出一条理解中国传统政治中“家国关系”的新思路。基于对“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等史料中外戚受爵人数及方式,外戚为官者人数等的统计分析,并结合具体历史文献,本文认为,西汉外戚通过“以亲受爵”的方式广泛地占有社会身份等级中的上层地位,并占有三公九卿、“大司马***将军”等官职中相对大的比重,影响着整个西汉政治的发展。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同西汉分封同姓诸侯国所造成的中央势弱的“形势”有关,另一方面根源于以“亲亲”与“义”为根基的家族伦理,后者维系着姻亲家族间的支持,从而为西汉帝室与外戚之间联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由此,我们可以一窥西汉政治中“家”与“国”的同构性。     

儒家对强谏的抑扬与强谏者形象的形成

先秦时期,儒家对强谏的评价自相矛盾地徘徊于褒扬与贬斥的两极之中。先秦儒家提倡柔顺的讽谏而否定强谏,相应地,先秦文史著作中的强谏者形象少而单薄;荀子对强谏的提倡影响了西汉的思想界,西汉时期的强谏者来自于不同的地区与阶层,显示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其形象也更为突出。     

汉代上封事考论

封事,即秘密章奏,是汉代朝臣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特殊的上行官文书,在汉代的文献中,它有多种称法,如密奏、密疏等。汉代朝臣上封事有如下特点:汉代臣民上封事是十分普遍的;西汉时并没有对臣民上封事的资格给予限定,而到了东汉时开始对臣民的上封事资格进行了规定;汉代臣民上封事的时机还与天象等偶然性因素相联系;汉代臣民上封事的保密性不强。这些特点是与汉代政治的发展相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