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述评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兴趣。由于研究者预设的前提及学术背景的差异,不同的研究者形成了不同的解释模式。多种解释模式的并存,既反映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也意味着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二战后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福利国家体制。 70年代后期滞胀局面的出现使福利国家陷入危机。作为对这种危机的应对 ,2 0世纪的最后 2 5年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新自由主义的“去国家化”改革。但是 ,这种改革并不能使资本主义走出危机。“9·1 1”事件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政府纷纷调整内外政策 ,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明显增强。这种政策调整可以被看作是各国政府对突发事件的一种反应 ,但也是西方主要国家 90年代中期以来的政治动向的延续。超越自由放任主义与干预主义成为一种时代要求。当代西方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自由主义、左翼批判理论和“第三条道路”理论 ,都力图解释西方社会发展 ,指明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出路。揭示这些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我们可以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化、“去国家化”的实质、作用及其限度 ,并指明国家在未来社会中将扮演的新角色。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真髓

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真髓.马克思在揭示国家的阶级属性的同时,深刻地揭示了国家与社会矛盾对立的一般属性.马克思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带根本性的任务,就是积极创造条件,消除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和对立,把本来属于社会和人民的权利归复于社会和人民.     

论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传统的中国是自然农业国家,政治上崇尚“政简刑清”,统治者以“不扰民”为最大信条.1840年,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要强国富民,抵御侵略,必须加强国家的力量,加强政治权力对社会的控制,以便能有效地集结、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基于这一大的历史文化背景,自晚清以来,中国历届政权都在不断强化对各种社会资源的控制,这一现象到改革开放前达到极致.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断得到调整,开始朝着和谐而健康的方向发展.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社团立法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尚处于调整和磨合过程之中,政府有建立社团主义国家的强烈意愿,而通过立法形成管控社团的法律和制度框架,是实现这一意愿的重要途径.但由于体制和时局的影响,这种全面控制社会的努力总是面临一定的限制,于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形成一种控制与共生动态.     

中国网络社团兴起的影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网络用户的增长和互联网的普及,中国网络社团大量兴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力量,中国网络社团的兴起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网络社团的兴起有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力量的均衡,有利于公民社会行为能力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适——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改组探析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是民国时期活跃在我国蚕丝改良舞台上的重要民间团体,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其进行了改组,提高了中方的地位,加强了政府的控制,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温和的对外政策和结束列强在华特权的努力,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政府重新走向强势的趋向,也有力地推动了江浙地区的蚕种改良。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的中国公法变迁

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和公法体系的产生、变迁之间 ,有着内在的关联。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 ,深刻地体现在公法体系的变迁中 ,而一个权力与权利平衡互动的公法体系必将推动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实现     

村民自治对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

村民自治对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表现为：１．由于宪法和法律的制度安排，村民自治条件下国家的组织边界止于乡镇政权；２．村民委员会授权主体由乡镇政府转向村级社区的选民，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开始瓦解；３．村民委员会实际上又扮演了农村社会“自组织”的角色，成为联系国家与农村社会的桥梁和代理人；４．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组织化、实体化和法律化，保证了国家对农村社会的动员与整合。     

社区建设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

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不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特征在于“小政府、大社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市场要素和社会要素的发育,都是在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下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塑造的“小政府”同时还应是一个“强政府”,也就是说,“强政府———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的有机结合,应是我国社区建设最重要的体制要求及体制特征。     

从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看村民自治的未来走向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审视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是平衡农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有效形式;要实现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良性互动,就要完善现有的乡政村治格局并使之日趋合理：扩大乡镇民主,软化乡镇权力;完善民主自治机制,提高村民自治能力;培育和发展乡村民间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互强型国家与社会关系:村级治理的模式选择

在长时段的政治发展进程中 ,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是协同增长的 ,国家力量的增长主要表现为国家权力运作范围的扩大、运作过程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有效运作水平的提高 ;社会力量的增长主要表现为社会对国家的影响力的增强、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目前 ,国家权力主导乡村社会的格局没有改变 ,乡村社会力量的发展很不充分 ,自主性不强 ,难以形成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以互强型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来构建中国村级治理 ,既要以制度来规范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的方式和权限 ,又要重视培育社会自主性 ,壮大社会力量。     

中国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转型

中国民间组织的"暴发式"增长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和争论.作为对原有分析取向-市民社会与合作主义-的修正和补充,"国家在社会中"这一新取向为我们解读中国当前的民间组织现象提供了可能性.新时期中国民间组织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同时又在以新的方式与之建立起连接,这一连接的本质是双方基于合法承认基础上的互动,它表明国家和社会正在通过交换界定相互的关系.     

国家与社会：当代中国研究的主流分析框架

国家与社会是建构在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分析框架 ,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研究的一个主流分析框架。从两种路径来阐述这种分析框架 :一是把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作为认识和批判我国社会的分析概念 ;二是从制度分析视角和策略性行动分析视角来揭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最后得出 ,国家与社会框架是典型的从西方经验中引申出来的分析范畴 ,因此 ,在使用时必须保持反思的自觉。     

社会化: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的取向

社会国家化是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一体化的标志,政治统治是国家最重要的主体职能,国家缺乏应有的社会性.我国遵循放权让利的行政分权思路进行了体制改革,这并没有使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和调整沿着理性的方向演进,国家正以一种与改革前不同的形式重新介人社会特别是经济生活.现阶段,必须坚持社会化取向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确立有限政府观,夯实有限政府的产权基石,提高国家社会化程度和水平.     

社会资本视角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

国家和社会之间一定的社会资本，包括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能够很好地沟通、平衡和发展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协作，为和谐社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有必要培育社会资本，增强社团的自治性，以促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协作，从而实现和谐社会“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动态平衡。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政治生态理论诉求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国家与社会是一对矛盾体。考察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必须充分虑及国家与社会这对矛盾体彼此间的结构变动、功能转换与力量消长,以及国家与社会间的历时性关系转换和共时性关系变奏,从中探寻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之间生态化关系建构的契合点,以期实现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的生态化和谐互动。     

“市民社会”批判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

对市民社会理论 ,尤其是对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考察 ,发掘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丰富性及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涵义 ,对于构筑中国“小而强国家 ,大而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标模式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由于具有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它所处现实时代和独特的国情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从多层次、全方位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 ,是实现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关键所在。     

论中国国家社会化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国家与社会浑然不分的典型,这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有关,也是人的本性在一定发展阶段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本文把这一过程称为国家社会化,并且初步探讨了中国国家社会化的内容和形式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