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苗族古歌的道德映象与传承策略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劳动和信仰的集中体现。产生于古代的苗族古歌以其完整的活态文化体系,反射着强大的民族道德思想,教育着苗族人民。然而,由于受到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与异族文化文明的强烈冲击,古歌正面临着消亡危险。因此,我们必须采取适当的策略,确保古歌和苗族文化的传承。     

“歌花”与“歌骨”——苗族古歌传承的变异性与稳定性刍议

苗族古歌（也称苗族史诗）在苗族的历史进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以往学界关注到了苗族民间艺人口述中的＂歌花＂与＂歌骨＂现象,并将之作为民间歌手的习艺方式进行了系统的讨论,但对其中隐含的古歌传承规律没有作更深入的阐述,也未将之上升到民间文学＂稳定性＂与＂变异性＂这一理论层面进行辨析,大都停留在简单的描述层面上,往往仅介绍古歌传承中存在着这一现象,也没有进一步从学理上进行理论抽绎。本文旨在对苗族古歌这一民间口头叙事传统进行研究,来分析整部古歌的流传、变异过程,重点论述＂歌花＂与＂歌骨＂背后所隐含的古歌的稳定性、变异性特征,以此来对民间口头传承文学中这两大特征进行初步探讨。     

文化视域下的苗族姊妹节服饰

苗族姊妹节有三种代表性服饰,这些服饰具有展示苗族文化艺术、突显苗族历史印迹、识别苗族女性社会角色的三大文化功能,体现了社会的评判、认同的从众、文化与财产的传承、民族的审美四种文化心理。     

苗族口承文艺与巫文化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每一个民族都有表达思想、情感和欲望的独有形式,苗族人的表达方式是隐蔽地附会在宗教式的巫教文化观念中.苗族口承文艺就是一重要载体,多在鬼神世界里寻找为自己表现所需的理由,尽管保持着这些原始信仰的羁绊,但这些戴着镣铐的歌唱,仍然充满了妙然天趣和原始活力.我们理解巫文化的方式,应该是以巫教思维来认识体验和理解巫文化观念、巫文化情绪、巫文化行为和仪式,追求文本象征恒定性的审美价值和穿透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与保护——以黔东南苗族传统节日文化为例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给我国文化领域带来的冲击,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严峻挑战。文章通过对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传统节日文化变迁的分析,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实现我国文化多元发展和文化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化线路"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

"文化线路"是近年来国际遗产保护领域出现的一种新的遗产类型,它对世界遗产保护事业有着深远的影响."文化线路"带来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理念和新思维,本文主要阐释了"文化线路"的提出及其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更新、文化遗产保护方法的借鉴、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等方面带来的启示.     

从“三鼓”看苗族鼓舞的发展

鼓,有木鼓、铜鼓、皮鼓之分,习称三鼓.木鼓,古老神圣;铜鼓,庄严华丽;皮鼓,壮丽多彩.从三鼓的形态、打击,可以看到苗族鼓舞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创新,以它独有的艺术魅力,独步中华舞林,发挥它永无止尽的光和热,继而成为中华民族民间艺术百花园中一朵艳丽的奇葩.     

苗族芦笙文化的现代传承与发展——以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为例

芦笙是苗族人民生活中重要的乐器、法器、神器.芦笙文化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渗透在苗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历史文化及宗教信仰等领域,体现了苗族人民的生活态度、民族性格、文化面貌、心理素质及伦理道德.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是苗族芦笙文化保留得比较完整、厚重的地区之一,以之为个案进行剖析,可以探寻苗族芦笙文化在现代化语境中传承与发展的途径及方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区保护的经验——以融水苗族坡会群为例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经过了舆论宣传、社会动员、普查摸底、申报及建立各级名录体系、公布传承人名单等步骤之后,已经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新阶段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建立和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把保护工作的各项举措落实在实处,以及落实在基层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社区的关系如何?相关国际法文件中对于社区保护是如何定义的?国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保护已有哪些有益的经验?在基层社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什么意义?中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保护又有哪些重要的实践?本期笔谈,我们邀请了三位学者分别就上述问题发表各自的见解,以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研究领域引起关注和讨论。     

北宋向吐蕃征质及其原因探析

向吐蕃征取质子,是北宋王朝治理西北边疆的重要策略。宋在与吐蕃接壤的沿边各州建“纳质院”,办“蕃学”,羁押大量吐蕃将校子弟,以此来牵制松散难制的吐蕃部落。宋向吐蕃大量征质的原因：一是为适应吐蕃民族本身的特点而采取的一种驾驭控制手段;二是与宋和西夏对吐蕃的拉拢、争夺有密切关系。     

文学沟通中的文体不可通约性——试论日本词学的“他者”声音

本文探讨了“词”在日本的受容过程,论证了日本词家是以中国传统文体意识来体认“词”的,创作自然深受中国历代词人的影响,接近于中国词作的体貌,具有鲜明的“中国化”的创作特点,从而体现出“词”在文体特征上的不可通约性。     

重庆秀山"金珠"苗族村的民俗文化及其变迁

文化变迁一直是文化人类学工作者对族群的发展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变迁并不是传统文化及其内涵的全部丧失,而是传统文化的互渗、整合和重构.我们以重庆市秀山县民族村为例,在现代化背景下,族群的物质民俗、社会民俗、观念民俗、游艺民俗等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变迁.通过理性的考察,我们认为,根据社区的具体特点和民俗文化本身的特质,对之善加保护,应是重庆少数民族社区民俗文化保护的题中之义.     

论汉族古代民族市场的统一

封建经济发达的民族市场是汉族古代经济生活的第三个特征。这个民族市场是由发达的封建商品经济的凝结，民族共同市场的统一而形成的。     

论中国古代服饰的文化形态

服饰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和客观存在,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它所具有的历史信息含量是巨大的。古代服饰的发明和流传,初衷是御寒和生存,而后逐渐增加了舒适美观的功能。古人思索服饰与生存的关系而出厚生的观念。统治者推广服饰,关怀民生,同时又通过服饰辨等威而定秩序。上述理解也是对《易经·系辞下》"垂衣裳而天下治"一语的合理解释。     

东山的魅力——论古代文人的谢安之慕及其文化意蕴

在古代名臣中,谢安备受文人推崇、仰慕、向往,因此也代代不绝地成为文人吟咏的话题.这些吟咏,清晰地显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人生理想,即基于能力基础上的事业、受敬、高逸、情欲的四位一体的同构兼得.具体说就是:一、人生在世应立兼济天下之功(儒家式的),且这种功业应该建得潇洒从容,舒卷自如,功业之外的时间仍是悠然自得(道家式的);二、无论做多大事业,情欲不能受压抑,事业爱情要兼顾;三、这一切都基于一种天然的强大的性格、能力优势,能举重若轻.这种理想,崇高与凡俗、灵与肉、青史与现世并重,因为条件难以齐备,实现者寡,更多的人只能效其一部分或一个方面,甚至只将谢安式行为当作某种说辞或安慰.此外,在国事多故之际,文人常在对谢安的吟咏中,表达一种对安邦定国的杰出人才的期盼.     

语篇翻译中的文化语境及其处理

作为语篇知识和翻译实践相结合的一项新课题,语篇翻译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以译者为中心的跨文化的多边交际活动,其实质就是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与信息传递。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异化法和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归化法是处理文化语境的两种重要手段。     

论古代甘宁区域文化的特点

甘宁地区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古代各民族的状况 ,决定了古代甘宁区域文化的主要特点 :多样性、边缘性和融合性。     

杖·古代尊老制度及相关文化内涵

杖 ,在中国古代是一种表明身份的器物 ;并因此形成的一种尊老制度 ,即“赐杖”制度。由于古代有着尊老的赐杖制度 ,所以杖的文化内涵里有尊贵、甚至是神圣之意。产于四川的筇竹杖尤其受到尊崇。由筇竹杖还曾引发出张骞发现出使西域的新道路的一段文化历史佳话 ,就更赋予它非比寻常的价值。     

文化诗学观照下的中国当代新诗

中国当代新诗在英、美诗歌的影响下,其语言、形式和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诗歌创作上自由性、随意性和口语化的趋势.本文通过对中国当代新诗的讨论、研究,认为:中国当代新诗在不断边缘化的同时其地位也在滑落;诗人、读者和批评家都面临着创作与阅读的困惑、创作与审美的困惑以及艺术标准失范的困惑;中国当代新诗的出路在于努力实现诗性本质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