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州县狱囚反狱与劫狱

明清州县监狱的生活环境、衣食、医疗条件很差,狱囚不但要受到监舍、狱具的限制,而且还可能受到牢头、狱卒的敲诈欺凌。已经判决等待执行,以及身心受到损害的囚犯,脱离囚牢的愿望强烈,在有机会的情况下,有可能将愿望付诸行动,甚至采取暴力或内外勾结的方式脱逃,成为反狱与劫狱。狱囚反狱与劫狱是对王朝和法律权威的挑战,当然为王朝所严禁。为防止狱囚的劫狱与反狱,明清王朝制定严厉的法规,还采取许多防范措施,曾收到一些效果,但州县监狱的劫狱与反狱事件时有出现,也显现出法规与防范措施存在许多漏洞。     

唐御史台狱考述

除武德元年至贞观二十二年,开元十四年至天宝初年这两段时间外,唐朝设有御史台狱。通过台狱拘系由御史审判的囚徒,这为御史相对独立有效地行使司法审判权提供了保障。唐御史台狱,有自己独特的狱政管理措施。     

北宋"进奏院狱"的政治文化解读

1044年北宋政府对一批在进奏院内饮酒聚会的官员进行严厉惩处,史称"进奏院狱"。进奏院狱成为北宋庆历年间的重要事件,《宋史》认为这一事件的实质是"君子""小人"之争;当事人苏舜钦对"进奏院狱"的追述在不同时期不完全一致,但更倾向于人际关系之争;庆历之际士人对"进奏院狱"评价不尽相同,但是以"朋党"思维解释这一事件逐渐成为主流。"进奏院狱"在传播过程有被过度政治化阐释的倾向,深刻影响了后世文人,也成为宋史研究的一个误区。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经义决狱初论

经义决狱是中国法史学研究中的热点论题,百年来积累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然而已有的研究多把研究视域限定在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的一段历史区间,对唐代及唐代以后的漫长的封建社会后期的经义决狱现象几乎没有涉猎。其实,自唐迄清,经义决狱现象无代无之,因为封建律法和儒家礼教之间在某些问题上始终存在矛盾和冲突,而且经学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使得＂以儒术缘饰吏事＂成为一种制度惯性,因而经义决狱得以继续广泛地存在,只不过更多地表现为以经辅律而不是以经破律。     

儒家思想对我国古代狱制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我国古代狱制有多方面的影响。儒家人性论和中庸思想孕育了我国古代狱制的理念和指导思想,引仁、礼入狱形成了我国古代特有的狱制管理制度。儒家思想还渗透到监狱建筑的型式当中,对狱吏的选拔和培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庶狱庶慎”到“惟良折狱”——《尚书》刑法观念的形成、发展与特征

文章研究了《尚书》中的刑罚 ,对上古时代我国刑法的萌生、发展及基本特征作了系统的审视 ,并对“明德慎罚”“敬明乃罚”等主张予以客观剖析与历史评价。     

董仲舒“春秋决狱”的儒法交涉

迄今,学界对董仲舒学说及其思想已有较多研究,对“春秋决狱”也有较高关注。但对董仲舒与法家的关系、董仲舒思想中的法家渊源以及所呈现的法家思想痕迹的探析,并没有太多涉及。“春秋决狱”是儒家经典学说指导司法实践的一项重要原则,现存于《通典》《白帖》和《御览》中的六个案例是研究董仲舒“春秋决狱”问题的重要文献资料。董仲舒以“原心定罪”“亲亲相隐”“诛首恶”“罪同异论”等《春秋》经义来审判司法案件,实际上是对儒家意旨与法家刑律的有机结合。所以,本文旨在从“春秋决狱”案例的具体分析出发,对董仲舒在其中的儒法交涉进行一定的阐发。     

从春秋决狱看两汉司法官员的价值追求

两汉司法官员在春秋决狱过程中,将儒家伦理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坚持法随时变、国法与人情相结合、宽仁慎刑的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对司法实践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助于实现国家法与社会生活的有机结合;为受刑者开辟轻刑的道路;构建社会生活中的情理场。     

判官神话与义理决狱的伦理精神

中国公案小说中比较普遍地表现出的“判官神话与义理决狱的伦理精神”,是中国法文化多重蕴涵的重要表现,它的形成以及在公案小说中广为流行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制造判官神话有利于“惩戒劝世”;二、宣扬义理决狱的伦理精神的目的在于强化“道德教育”;三、义理决狱不过是对僵化的法规条律的一种伦理道德化的修补。     

汉代"春秋决狱"的重新解读

“春秋决狱”是古代法律史上以礼入法的有益尝试 ,礼法之间的融合与冲突开创了法制文明的先河 ,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传统否定论对“春秋决狱”的观点是片面的。重新解读“春秋决狱” ,对当代中国“以德治国 ,以法治国”的实践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北宋历史语境下的文人政治博弈——"进奏院狱"和北宋文人心态

公元1044年,北宋政府对一批在国家重要机关内饮酒聚会的官员进行严厉惩处,史称"进奏院狱"或"邸狱"。进奏院狱成为北宋庆历年间的重要政治事件,虽然其中有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但过多地关注"改革"、"保守"阵营的划分,容易忽视进奏院狱在北宋文人心态发展史上的影响,从而失去对北宋历史语境下文人政治博弈的考察。进奏院狱在当时产生巨大冲击波,原因在于案件发生地点的特殊性、涉案人员的特殊性和当时政治背景的特殊性。进奏院狱表面上是一起经济案件,其实质是传统政治伦理的坚守者借对文人轻薄之风的打击与纠正,抑止以不合法手段"出位议政"的行为。     

以法杀人，更以理杀人——试析汉武帝时期的“春秋决狱”

从古至今,对"春秋决狱"的作用评价不一,但是仅就汉武帝一朝而言,"春秋决狱"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其正面影响,可以说是起到了"以法杀人,更以理杀人"的作用.     

董仲舒春秋决狱运作过程和适用机制的综合剖析

事实判断之儒家立场和成文法之法家性质的矛盾导致西汉疑狱、春秋决狱应时而生。西汉经学背景为春秋决狱提供人才、受众等因素,形成决狱运作实施的结构成分和政治环境。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派通过创造性地阐释《春秋》经义,实现了"贵志"原则在决狱中的致用。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春秋决狱采取比附推理逻辑,这虽然不利于法律规范体系的发展,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汉代法律价值体系的建构。     

监狱问题的法理透视--以狱务公开为解析背景

监狱问题是法学界鲜有人问津而又颇具挑战性的边缘学术课题.本文拟以狱务公开为监狱问题的学术切入点和现实考察背景,对监狱学术问题作一番初步的探讨.本文认为,当前中国监狱系统正在积极推行的狱务公开可以视为实现监狱惩罚改造权与罪犯基本人权的适度均衡的一种有益的探索.狱务公开是保障囚犯这类典型的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实现监狱惩罚改造权与罪犯基本人权的适度均衡的不可或缺的程序性保证和有效路径.本文作者呼吁:让阳光与监狱亲密接触,让刑罚的执行在阳光下进行,让人道主义的光芒普照包括监狱在内的大地.本文作者希望中国监狱改革能为国际社会贡献出具有独创性的"中国经验".     

明清“虐食”载录的潜生态美学思想

明清相关叙事关注描述虐食的制作过程,往往在描述残忍虐食后,再描述当事人遭遇不测。某些神怪小说甚至从被食者的角度,设想遭受残酷捕食的痛苦。唐人虐食风习,多以虐食竞豪奢,寻求精神刺激和虚荣心满足。宋代虐食水族的故事增多且形式丰富。虐食习俗属古代人文生态中的负面内涵,与长期实行的酷刑制度有关,其每多与区域文化习俗结合起来。对人的生命不珍视,同对动物生命的态度相联系。古人虐食行为的文学叙述,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怀疑和挑战,具有一定潜在的生态美学的意趣。     

从《谳狱稿》“不应得为”案件看明代司法监察的价值意蕴

"不应得为"是明朝沿袭前代的"概括性禁律",该律条的运用使得明代法网更加完整、更具有操作性。本文以《谳狱稿》作为基本材料,结合明代政治法律环境,分析明代遣官会审中"不应得为"罪案例的处理实态,从中探究明代司法监察的价值意蕴:第一,实践儒家"慎刑恤囚""哀矜折狱"的司法伦理;第二,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体现国家司法活动的理性与合法性;第三,应对司法制度缺陷的无奈。     

肉用雏鸡日粮营养水平与采食量的关系

以3×5因子的设计进行试验,主要探讨肉用雏鸡在0-3周龄阶段不同营养水平对增重的影响,研究肉用雏鸡不同生长阶段的采食量、采食能量和氨基酸的量.试验结果表明,低能量水平的日采食能量少,高能量水平的日采食能量多,而氨基酸则相反.     

“以粮为纲”的思想渊源及其评判

“以粮为纲”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农耕文明时代产生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粮政”.由于它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在中国社会转型需要深彻转变“以粮为纲”的传统观念.     

新时代走出“谁来种粮”困局的思路和对策

新时代国内外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牢牢稳住粮食压舱石,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扛稳粮食安全责任意义重大。但当前我国粮食生产稳面积压力较大,丘陵山区耕作条件存在短板,尤其是青壮年有效劳动供给不足、“无人种粮”问题突出,其背后折射出粮食生产中经济激励、科技支撑和价值认同等方面的深层次原因。对此,破解“谁来种粮”困局,在思路上,要坚持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协同共进、科技研发与经营模式创新双轮驱动、政策保本与经营增效两翼齐飞。在具体举措上,需要着力强化人才培养,培育新型农民队伍;突出机器替代,推进生产机械化智能化;加速模式转换,壮大农业社会化服务;完善机制驱动,健全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