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后期与南诏的关系考察

唐朝自贞元年间和南诏结盟以后 ,由于吐蕃的衰落 ,而唐朝至安史之乱后藩镇的跋扈 ,中央政权的衰弱 ,南诏反而强大起来。唐朝最后由于内政的混乱 ,外有南诏的寇略边境 ,导致最后的灭亡。     

《南诏奉圣乐》的象征意义及文化阐释

《南诏奉圣乐》是唐贞元年间南诏国王异牟寻进献给唐王朝的一出乐舞剧。乐舞剧中包含了许多象征符号。这些象征符号是现实生活中南诏“供奉唐朝”、“誓为汉臣”、“永不离贰”的心愿表达。《南诏奉圣乐》的进京演出,和当时南诏归唐的历史背景紧密相关。因此,对《南诏奉圣乐》的历史背景和其中所包含的文化象征的解读是正确理解《南诏奉圣乐》深层意义的关键。     

一块发现于滇西北的藏文石碑——格子石碑

1992年,在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格子村,发现了一块吐蕃时代的藏文石碑,该碑由碑文、“臣服图”及碑饰图案等几部分组成。本文认为,该石碑是当时吐蕃经营南诏、远交唐朝的又一历史见证。碑文记载了龙腊塔部落臣属于吐蕃的历史事件。由8人组成的“臣服图”表现了神川节度使吐蕃君臣正在接受归顺者龙腊塔及其随从进贡的场面。石碑的碑饰图案反映了唐朝、吐蕃、南诏几种文化在当地相互汇集、交往与融合的历史。     

论郑回的文教政策对南诏国及其后世的影响

郑回利用王室子弟教师和南诏清平官的政治身份,在南诏广泛推行“三教并立,儒学为先”的文教政策,促进了南诏“乌蛮”王室的“白蛮化”,有利于南诏文化教育的发展;促使南诏重新归附于唐王朝,有利于云南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圈中;对南诏实施以儒学为核心的文教管理政策,有利于南诏的和谐与发展.     

唐代井盐产地研究

唐代井盐产地为87处(以县计),比魏晋南北朝时期增加了2.48倍。从分布情况来看,剑南道最多,山南道次之,陇右道和江南道较少。唐朝末年,剑南道和山南道盐井数大约为640所。如果把南诏地区、陇右道和江南道的盐井算进去,则全国盐井数至少在740所以上。唐代后期井盐产地增加较多,井盐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南诏《德化碑》文化初探

乌蛮黑爨在巍山垅屿图山崛起,唐支持南诏统一六诏,建立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唐册封南诏为云南王,南诏建都大厘城,南诏强大,在文化上有它的渊缘背景。我们研究南诏文化不能离开古滇文化和爨文化,必须从这个历史实际出发,才能找到南诏文化的根。本文试图从文化角度上论述南诏《德化碑》与滇、爨文化的渊缘关系。一、滇、爨、南诏夷汉文化渊缘在庄礄入滇和汉朝开发西南夷地区之前,本地区还没有汉民族居住,如史籍上所称的“南中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勾町、夜郎、帯唐侯王国以什数。编发左衽,随蓄迁徙,莫能相雄长。”后经庄礄入滇和汉…     

唐代南诏城镇散论

本文认为,南诏中后期,城镇增加到一百余座,他们的本原是唐城、吐蕃城、境内豪族大姓和部落部族城镇以及南诏自建城镇,其发展既与南诏政治军事力量的膨胀同步,反过来又支撑和坚固着南诏政权;分布密集和居中的重点城镇把南诏领域划分为东西南北中几个人的区域,南诏城镇较之中古式中原城镇更为古典,主要具有政治军事功能,“择胜置城”是南诏城镇地理位置选择的思想出发点,“地利”原则运用得很好;阳苴咩城是南诏城镇内部结构和建筑的典型代表,具有“汉制”的建筑特点,但其坐向的选择既不取法于汉、晋帝都,又不是隋唐大兴——长安城式的,它和拓东城等的模本可能呈唐前期的姚府城和安宁城,并合理利用地形,加入若干地方民族特色。     

地区性初级统一为全国大统一奠定基础——论南诏大理国的历史作用

南诏大理国是云南民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一方面由于唐宋王朝中央错误的治滇政策导致了南诏大理国与中央王朝长达5个世纪的分立割据:另一方面南诏大理国又实现了云南的地区性初级统一,为元代更高层次的全国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南诏归唐原因之探讨

南诏归唐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归唐原因,历来众说纷纭。本文作者认为,首先从南诏的军事制度和经济特点里可以找到其内在的深刻原因:南诏的军队经不起频繁的战争挫折;吐蕃“发兵无时”摧残了南诏的经济。其次,唐王朝的衰弱,减轻了对南诏的威胁,南诏已无必要再投靠使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吐蕃。同时,唐王朝非常需要一个富庶而安宁的剑南,必须保障其特殊的输血作用。关于南诏归唐的实现,作者一反以往看法,认为是韦皋采取以军事胜利为主的手段,才最终消除了南诏归唐的障碍,使之得以完成。     

南诏国法制史研究

根据南诏的史料和法史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南诏国的行政和军事法制、刑法、民法、经济法、司法制度加以系统的考察,以期加深对南诏法律文化的认识。     

南诏与吐蕃联盟关系的破裂及与唐关系的恢复——《异牟寻誓文》的研究

唐樊绰《云南志》收录的《异牟寻誓文》,是反映南诏与吐蕃联盟关系破裂和与唐关系恢复历史进程的重要文献,是南诏人留下的弥足珍贵的原始史料.分析其内容,可以看到南诏背蕃归唐具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南诏大理史研究的新途径──评张锡禄《南诏与白族文化》

南诏大理史研究的新途径──评张锡禄《南诏与白族文化》马曜近年出版的南诏大理史著作中。张锡禄新著《南诏与白族文化》一书，在研究方法上别辟蹊径，并取得丰硕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瞩目Ｂ。作者是大理喜洲人。喜洲在唐代称大厘或史，是南诏三大名城之一，也是作为...     

从《南诏图传·祭柱图》看“南方佛国”的神话历史

《南诏图传》是一卷叙述南诏开国神话的宗教图轴,其中的《祭柱图》在《南诏图传》全卷中的位置相当重要,在图像的叙事上既是隔断,也是过渡.《祭柱图》展现的场景来源于云南古代的社祭,是典籍中“用牲于社”的写照.正是这一仪式原型,使得“祭柱”在9世纪的南诏国成为一个与建构王权神话息息相关的政治隐喻.除此以外,《祭柱图》还有一个真实的原型,即是以南诏第十一代君主世隆在白崖树立的“天尊柱”为蓝本.综合考察图像、文物和民俗有关“祭柱”的信息,有助于后人深入了解南诏史上的一个关键问题,即9世纪中叶的南诏君主如何在佛教大兴、“南方佛国”臻于鼎盛的时代,创造性地化用前朝的政治遗产在中原的禅让神话和天竺的佛教神话之间寻求平衡.     

从张胜温画《梵像卷》看南诏大理佛教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张胜温画《梵像卷》作了进一步的考察和分析,探讨了南诏佛教的传入路线和南诏大理佛教的构成等问题。作者认为,佛教传人南诏有三条主要路线,即传自中土、传自印度和传自西藏,南诏大理佛教是由阿叱力教、禅宗和华严宗三个教派构成的。     

南诏文化的特征

本文认为,仿唐性、开放性和多元与多源性是南诏文化的主要特征。仿唐性是南诏各族人民在接受唐文化影响时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趋同意识,即向优势文化靠拢的强烈愿望,是一种积极进取的表现。开放性表现在南诏统治者主动积极推行开放政策,对外来文化表示了极大的宽容,兼收并蓄,搜罗人才。多元与多源表现为南诏文化在纵向上的多源继承,横向上的多元结构,广泛吸收和包溶了各种文化成分,形成了一种文化在发展上的杂交优势。     

南诏、吐蕃关系的加强与张虔陀事件的发生

张虔陀事件是唐代云南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之一.史家与研究者们多认为是张虔陀激化了矛盾,使这一影响唐与南诏关系的事件发生.根据<南诏德化碑>的记载,可知吐蕃与这一事件实际有关.分析当时的形势及相关材料,可以认为是南诏与吐蕃关系的加强导致了这一事件的发生.     

方国瑜和南诏大理史研究

作为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的奠基者 ,方国瑜先生在诸多学术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本文以对方先生南诏大理史研究成果的研读为基础 ,从南诏大理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历史地理问题、若干重要论述、方国瑜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方法论意义四个方面 ,对方国瑜先生在南诏大理史研究中所作出的贡献给予述评。     

南诏时期的寻传蛮

寻传蛮源于氐羌民族,属乌蛮种类;唐时为南诏所统,居于南诏国境之西,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上游以西至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恩梅开江和迈立开江一带,与氐羌民族的裸形蛮和百越民族的金齿关系紧密.其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过着狩猎的游猎生活,尚处于缓慢发展的原始社会.由于记载寻传蛮的文献不多,从人类学的视阈来检视南诏时期寻传蛮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对乌蛮史的研究提供民族学资料解读方面的范式,而且也可以推进南诏国史研究的新向度.     

南诏王室婚姻关系简论

本文分析了南诏王室与洱河蛮、邓赕诏、施浪诏、傍诏、两爨、唐王朝之间的一系列婚姻关系,认为这些婚姻关系对团结、利用和依靠各方面力量,建立、巩固南诏的统治,增强其军事实力和加快文明进程起了巨大作用。这也是南诏政权得以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南诏史研究述略

南诏王国历时悠长,辖制地域广大,是唐代中国西南边疆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南诏史是中国古代史、云南古代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人为着当时治理西南的需要,对南诏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情况就作过记述和考察,写过不少专论。历五代至宋朝,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历史名著列专题加以研究。此后历朝都有一些研究。从清初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