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朱元璋二重性佛教政策的原因

明太祖朱元璋在1368年于应天即帝位,面对元末以来的乱局,朱元璋采取“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政策维系统治。朱元璋之所以没有像三武一宗那样排斥佛教,而是采取既提倡保护又整顿利用的二重性佛教政策,一方面是基于佛教的衍生性政治价值,其中又掺杂了他个人特殊的佛教情感,从而利用佛教维护其统治;另一方面佛教本身二重性的负面趋向不利于其维护统治,从而他对佛教施以整顿。     

朱元璋与佛教

朱元璋青年时代在皇觉寺当过和尚,做了皇帝之后,虽然对自己早年的经历有所忌讳,但对佛教仍有崇敬之情。他曾经下诏征集东南的戒德名僧,在南京蒋山大开法会,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向佛菩萨顶礼膜拜。他在提倡儒家思想的同时,还下诏令天下僧并读《楞伽经》,使其与《金刚经》、《心经》一起,作为化导群生、进行思想统治的重要武器。他虽然强调要对“造愆而犯宪”的和尚予以惩罚,但对严格遵守佛教戒规的大德高僧却表示尊     

晚唐五代敦煌三界寺寺学教育与佛教传播

三界寺是敦煌晚唐五代时的寺院之一。有关学士郎的相关记载反映了三界寺开办有寺学,教授儒家经典,弥补了当时官学教育贵族化的不足。五代时期,三界寺道真和尚在担任观音院主、法律、僧正、僧录期间,收集各寺古坏经文,并向朝廷和施主乞经,为俗家弟子授戒,这一系列的活动都为敦煌地区佛教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元末明初名僧宗泐事迹考

季潭宗泐是元末明初的临济宗名僧,明初先后住持中天竺寺、径山寺、天界寺,担任僧录司右善世,是当时佛教领袖.他撰《献佛乐章》,成为明代国家佛教法会的献佛歌曲;讲经说法,与明太祖唱和诗赋,拒绝还俗为官;奉命注释《心经》等三经,颁行天下;奉使西域取经,招徕藏民朝贡;推动设立僧录司等僧司衙门,管理佛教;推荐释道衍侍燕王朱棣,终致靖难之役;修建寺院,特别是主持徙建天界寺,成为南京三大寺之一;能诗善书,与来复并为明初最有名的诗僧.他既曾受到明太祖多年宠荣,名噪于时,最终又被牵连进胡惟庸谋反案,遭到皇权抛弃.     

金代度僧制度初探

金代度僧制度是对唐宋以来度僧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具体包括恩度、试经、鬻卖、私度等几个途径。在度僧数量方面,金章宗承安元年才得以规范,但并未得到认真执行。在僧人受戒年龄方面,金代大体遵行了年满二十以上方可受戒的规定。金代度僧制度折射出了金代佛教发展的连续性、复杂性、独     

论金代僧官制度

金朝立国后,逐渐建立起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僧官制度。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僧务,设置都僧录、都僧录判官、都纲等职专司管理。寺院也建立起包括住持、监寺、首座等在内的僧职体系,并确立了作为一寺之主的住持的多种选差途径。僧官制度对保证金代佛教的健康发展,保证国家对佛教僧团的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报刊文摘

朱元璋的抚藏政策 李涛在《民族》1990年第6期上著文,认为朱元璋的抚藏政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政治安抚。派员进藏开展招抚活动,给藏族上层人士高官厚禄;对少数民族的反叛和犯罪的处理有别于汉族,采取宽大政策;在藏汉族冲突中,坚持和为贵方针。二、经济抚恤政策。给来朝进贡的藏族僧官丰厚的赠礼和回赐;在税赋徭役方面实行优待政策;发展茶马贸易。三、实行宗教怀柔政策。因藏族崇信佛教,所以采取“因其习尚,用僧俗化导”     

明代宦官与佛教

明代宦官多崇信佛教.他们向寺院布施,礼敬僧人,修建寺院,怂恿皇帝违例度僧建寺,吃斋念佛,逃而为僧,组织养老义会,死后葬于寺院.明代宦官崇信佛教,既有与当时一般民众信仰佛教共同的原因,也有其个人或者说宦官集团的独特的原因,表现为其所处的特殊环境、悲惨而苦难的生活和境遇以及明代的宦官政治等.明代宦官的崇佛建寺之举,使佛教势力得到了一定程度地发展和膨胀,维护和巩固了封建统治;耗费了难以计数的民脂民膏,对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了阻碍和破坏作用,总体上应予否定.当然,它也有一些积极作用.     

论明代中后期的鬻牒度僧

明代中期以后,实行鬻牒度僧。景泰、天顺年间,是鬻牒度僧初行时期;成化至正德年间,是鬻牒度僧基本确立时期。嘉靖以后,是鬻牒度僧普遍推行时期。户部及督抚等官是鬻牒度僧的主要倡议和推动者,礼部及僧录司等官开始多反对鬻牒,至正德以后也转而同意,而皇帝则可分为拒绝型、摇摆型、坚持型三类。明代中后期的鬻牒度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危机,对巩固国防、保障百姓生活有一定积极意义;大量鬻牒度僧,使僧团冗滥混杂,对生产发展、社会稳定也起了阻碍作用;它与试度共同造就了明朝庞大的僧团,维系着佛教表面的繁盛;大量鬻牒度僧,导致僧众素质低下,佛学进一步衰微。对于明代社会来说,鬻牒度僧的积极意义是主要的;对于佛教来说,其消极作用更大。     

佛教中唐入滇考

对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和路线,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关于时间问题,有“东汉说”、“初唐说”、“中唐说”、“晚唐说”、“初元说”;关于路线问题,有“中土说”、“吐蕃说”、“主流说”。本文研究了前人的各种观点,征之以文书,证之以文物,斟酌损益,权衡得失,认为佛教传入云南应在中唐,传入路线应有多种,既有中土、西域,又有吐蕃、骠国。关于南诏佛教的构成,本文认为,南诏佛教虽以密宗阿吒力派为主,但境内尚有其他僧人活动,所见胡僧、骠僧和蜀僧,也并非都是密宗派别。若把南诏佛教简单地净化为阿吒力一派,无异于自树藩篱,丢掉研究唐代云南佛教的许多线索。     

论唐朝对西州佛教的管理

贞观十四年唐平高昌后,在西域形势逆转、西州基层社会矛盾交织的背景下,西州佛教整顿与建立户籍、勘查土地一样,于该年九月逐步落实.具体措施包括还宅还田、减少寺院数量、改换寺名、推行试经制度、建立以寺院手实为基础的僧籍管理制度、放良奴婢部曲等.此外,政府扶持下西州道教的迅猛发展对佛教势力也是不小的威胁.由是,伴随着政治转变,西州佛教经过一系列整顿,开始向唐朝佛教体系转变.     

《中国古代僧尼名籍制度》述评

佛教传入中国后,一方面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广建寺刹,集结僧众,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对于集权国家而言,对佛教的控制和利用自然就包括这两个方面,一是改造利用佛教义理作为集权国家意识形态的附庸或者一个部分;二是将佛教僧团严格置于国家监控之下,使其既不成为政治上的异己势力,在经济上也不侵害国家利益。就后者而言,自佛教盛行的南北朝以来,历朝都设有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僧官制度,以实施对寺院僧团的管理,通过各级僧衙僧官来向社会僧团贯彻国家各项佛教政策和法规。但历代对社会僧团…     

朱元璋政权的战时妇女政策:“完聚”“给配”与“寡妇营”

朱元璋战时妇女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保护有夫之妇；实行“给配妇女”政策,设立寡妇营.朱元璋的战时妇女政策并未摆脱时代局限性,但这些政策的施行,对大明王朝的创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全面抗战初期日军对沦陷区的佛教“宣抚”研究——以杭州日华佛教会为个案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利用佛教对沦陷区民众进行“宣抚”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为学者们所关注。杭州被誉为东南佛国,自古以来佛教昌盛。与其他地区的日军随军僧广开宗派进行佛教“宣抚”不同,侵杭日军随军僧虽然也办有分宗,但规模较小,而真正充当“宣抚班”之一的是主动附逆的杭州日华佛教会。该会由不良僧人成元、隆定担任会长,逼迫杭城各寺庙入会,接受日军管理;办理日语学校、难民收容所,假行慈善活动;改造大乘佛教教义,为侵略者招魂,对杭城民众进行佛教“宣抚”。杭州日华佛教会这一个案表明,侵华日军对沦陷区佛教“宣抚”的真相是利用大乘佛教教义和措施消弭沦陷区民众的民族认同和抵抗思想。     

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正> 佛教于两汉之际从印度逐渐传入中国内地,经过五个多世纪的传播与发展,于6世纪初经朝鲜传入日本。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法相唯识、华严、律、天台、密、禅、净土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经过六、七个世纪的传播与发展,大约在13世纪以后,佛教与日本的民族信仰和习惯相结合,形成了一些民族化的日本佛教宗派——净土真宗、日莲宗。历史上,日本曾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学问僧”,也有不少中国名僧去日本。在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史上,佛教占有重要的地位。佛教曾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因此,研究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的历史,对于研究日本思想史与中日文化交流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物不迁论》——篇形而上学的佛学论文

僧肇(384—414年)是中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佛教哲学的理论家。他的哲学思想体系集中地反映了南北朝中国佛教思想的历史特点。他在南北朝佛教史上的地位,正象王弼在魏晋玄学史上的地位一样的重要。僧肇的思想体系标志着佛教传入中国后理论发展的新阶段。他又是中国杰出的翻译家鸠摩罗什的四大弟子之一,鸠摩罗什译经的重要助手。印度大乘空宗是印度后期佛教客观唯心主义一派,大乘空宗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的传播,有它的社会根源,而僧肇对佛教的滋蔓确曾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六朝时期建康比丘尼参政现象探析

比丘尼参与政治活动是佛教史、妇女史上既特殊又重要的历史现象,它表现了这一时期妇女的解放和自主精神,同时也是佛教深入中国社会的标志.本文从政教关系的角度回顾分析了六朝时期建康比丘尼僧团参与政治活动的不同表现及其影响因素.建康比丘尼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卷入政治斗争中,不仅影响了政教关系的格局,对隋唐时期比丘尼的活动和戒律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论老庄思想对僧肇的影响

<正> 僧肇为什么能接受老庄思想去发展佛教呢?首先是因为僧肇在少年时就受到了老庄思想的影响。据《高僧传》卷六《僧肇传》记载,僧肇少年时即通经史,尤喜老庄。由于他“每以庄老为心要,尝读老子《道德章》,乃     

清代黄山景区佛教发展概况

“山中有喧寂,今只四五僧”——清朝黄山佛教,先兴后寂     

“黟山神秀，非佛莫当”——佛教在黄山的发展概况

“先朝曾有日东僧，向此乘龙忽上升”——黄山佛教始于晋末、南北朝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