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谱》与儒家道德伦理秩序的建构

发生在明代后期的士大夫的“修身运动”,以其思想与方式(尤其方式)深刻地影响于后世,余风至今未泯。本文以明末大儒刘宗周所撰《人谱》为主要分析对象,考察其时儒家之徒的道德实践,探究他们当此危机时刻与修身有关的思想脉络。作为对流行于其时的袁黄《功过格》的反拨,刘宗周的《人谱》意欲申明儒学的原则,校正道德修炼中追求功利的倾向。有关的思想逻辑,却已非近人所能知。     

深生态意识自然观:一种新的生存规范的启蒙——论托尔斯泰的宗教观与老子的学说

托尔斯泰研究老子30多年,深得老子学说之精髓,将老子的深生态意识自然观融入自己的深生态意识自然观之中。遗憾的是,他们的这一思想少被人们重视;其深生态意识自然观的特质,即人自然化、观念德化和社会原始农业化等思想;是一种新的生存规范,对人重新认识自己、重新确定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和与自然的关系,都有着极大的启蒙作用。     

信任转型与秩序建构——以马克思的人的发展理论为视角

社会秩序需要信任支持,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实现社会秩序所需的信任类型不同.在人的依赖性阶段、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物的依赖性阶段和自由全面发展阶段,实现社会秩序的信任模式和信任类型都必须与该阶段个体的心理结构特征相适配.当前,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出现一定程度的失序现象,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形成与该阶段人的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社会信任模式.     

群体良性互动的秩序建构与社会和谐——一种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视角

群体间的互动作为一个往往被人们忽视的话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群体间由于互相隔绝,往往形成一种虚拟和谐的局面,交往和互动可以使和谐得以真正实现。而在交往过程中往往又需要某些内部和外部的机制,来保障秩序的良性运转。     

原则、秩序与权宜——论《水浒传》排座次及对群体和谐的启发

在梁山事业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座次安排体现了梁山群体不同阶段的目的。早期排座次综合运用了能力、声望、门楣、年龄等原则,必要时也采取权宜的方法。这些不同的人事安排基本符合梁山不同时期的发展需要,在维护群体和谐上具有关键作用。但最终座次的排定,却因为指导思想的变化而抬高了门楣原则,为招安服务,导致和谐群体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     

政治人的现代化与政治秩序调适——兼论转型期中国政治秩序调适的主体培育问题

政治人的现代化与政治秩序调适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关系。政治人的现代化对政治秩序调适具有基础性意义，政治秩序调适规定了政治人的现代化的方向与内容。转型期中国政治秩序调适的主体培育应以先进政治文化为导向，以合法有序的政治参与为现实途径，以适宜的政治社会化方法为保障。     

生命的内在与情感性——论米歇尔·亨利对尼采权力意志学说的阐释

据法国现象学家米歇尔·亨利所见,尼采权力意志学说的一项独特贡献在于揭示了意志强力与生命内在性本质之间的源初关系。亨利认为尼采从激情的角度论说权力意志实质的做法,表明生命在“自行感触”等体验中接收到的情感是其强力的真正根源。亨利的这一解读不仅能够成为串联尼采各主要理论的突破性线索,更反映出他本人思想和尼采哲学之间深层的相通之处,即对生命内在性和情感性给予的至高关注。     

生命生产的双重关系是和谐社会的首要前提--论人和自然和谐的母子维系

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而生命生产的双重性关系无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基础。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从发生学、伦理学确认自然和人的母子关系,揭示、清算“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系列弑母之罪,克服“自然中心主义”的局限性,通过社会实践,坚持以人和自然和谐为中心,维系自然和人的母子关系,营造一个和谐的新型社会。     

论人类生命的二维性四重性——以自杀问题与人生意义问题为中心

生命教育是以"生命"为核心的教育,是作为主体的"生命"(教师)以"生命"的丰富性与发展性为教育内容,对每一个个体之"生命"(学生及全体社会公众)的教育。所以,对"生命"的理解及阐释在生命教育健康展开及实效性方面有着重大基础性的作用。本文认为,人类生命有二维:其一是"实体性生命"(生理生命);其二是"关系性生命"(人文生命)。人之关系性生命的内涵又由相互联系着的三个方面组成:一是"血缘性亲缘生命";二是"人际性社会生命";三是超越性精神生命。本文着重探讨人类生命二维四重性之间的区别与关系,并指出人类生命二维性四重性原理可以运用来解释及解决现代人之生命困顿问题和寻觅人生意义与价值的问题。     

生命的延续与荀学之“乡愿”——兼论荀学人性论起点是生命意识

自梁启超、谭嗣同等发起排荀运动以来,以荀子之学为乡愿的观点不绝如缕。但是荀子之学与乡愿实有本质分别。乡愿有三个特点,一是自保,二是权变,三是没有节制。正是第三点把荀学与乡愿区分开来。从生命哲学的角度来说,荀学"性恶论"中礼义之善来自于情、欲的自我限制和心知的统合,归根结底来自于生命力本身的流淌、撞击与转进。荀学中礼义之善来自于"情"的自我限制和"心知"的统合,归根结蒂来自于生命力本身的流淌、撞击与转进。情、欲乃是耳目口腹之欲层面的欲望与本能,并不能进行善恶评判。但是情、欲有一个基本之性向,即"欲多不欲寡",这一个基本之性向即可以理解为柏格森所谓生命之冲动,或者黑格尔的"恶"动力,也即《周易》所说的生生之精神、人类生命之自觉。但是欲多不欲寡的情欲必须受到限制,如果"顺是"则必将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残贼暴乱的状态是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有悖于生命自身生存的需求。于是基于生存与自保的集体生命意识,人们借助心知(或者理性)的力量开始对于情欲进行限制和约束。这一过程乃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积淀,乃至于最终成为人类前理解或心理结构的过程。礼义由此而生。但是在荀子,这一过程被说成"圣人恶其乱也"从而制礼义以分之,由此礼义的诞生被赋予某种神圣启示的意味。     

再论人水和谐——太湖淮河流域生态转型的契机与类型研究

认识生态转型的"拐点"及生态转型的过程及基本特征,对水污染的治理具有十分的意义.通过对课题组所做的太湖流域、淮河流域的调查案例进行梳理、分析,发现污染企业"拐点"重要,与是否污染、污染的程度及普通村民的抗争关系不大,而与其社会影响程度密切相关;没有生态自觉的企业,即使被迫转变而后仍可能继续污染环境;与其不同,有些企业因为内部或外部的原因,开始形成"生态利益自觉"意识,并在实践中取得成效;另一些企业则主动利用"生态"中隐含的技术效益和市场机遇发展生态产业."生态精英"的引领在生态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     

自然、生命、伦理与和谐：中国传统政治学的基本特色——中国传统政治学论纲之六

中国传统政治学在求善为主的政治哲学指导下,产生了属于自己的、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政治学--不是以权力规范为核心而是以社会和谐为追求目标;不是仅仅以人为对象而是包容宇宙万物的生命安置为整体对象;不是民族国家范畴内的权力分配而是求得整个世界(天下)太平的独特的政治学体系.这个体系以伦理规范为实现模式,呈现出强烈的普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