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上计使者在中央与地方二元政治格局中的特殊作用

汉代地方上计于中央的具体使命,是由上计使者来完成的。这些人可视为地方派往中央的使者,其在中央与地方二元政治格局中的特殊作用值得重视。上计使者的身份和使命在两汉时期有一定变化。上计使者与地方吏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似乎也反映出汉代行政运作与政治文化中较为阴暗的一面。     

上计制度与“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

本文从新公布的郴州晋简资料入手,与传世文献进行比对,揭示出汉晋时期"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与上计制度之间的关联。东汉以降,"耆旧传"和"先贤传"的编纂在地方上流行,对于先贤的认定标准和控制,却由中央政府统一掌握。这并不只是"乡里意识"的反映,而是与王朝的政治意图和统治政策有关。具体言之,即王朝出于稳定地方统治的需要,控制并选定"先贤",表彰"先贤",优待"先贤"子孙。正是这种政策导向引发了乡里社会"耆旧传"、"先贤传"的持续编纂和流行。     

《里耶秦简》[壹]中的“课”与“计”——兼谈战国秦汉时期考绩制度的流变

本文在对《里耶秦简》[壹]中的“计”“课”文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计”是对现有国家资财的静态总结与统计,其考核对象是国家机构;“课”则是对国有资财增减情况的动态记录和监督,其问责对象是具体的职官和实际责任人.战国秦汉时期考课制度经历了这样的演变过程:战国时期仅依靠上计制度,秦代计、课分离,汉代又恢复了上计制度,但辅之以严密的监察体制.     

汉魏六朝“郡记”考论——从“郡守问士”说起

汉魏六朝"郡记"是记载郡内众事的官方典籍。"郡守问士"涉及的仪式性内容与"郡记"密切相关,显示出"郡记"犹如地方长官治民的行政"手册"。不仅如此,上计文书和"郡记"间记载内容的相似性,表明"郡记"的有关记载是以郡县编制的系列上计文书作为资料来源。重要的是,上计文书和"郡记"分别适用于不同的行政系统。上计文书是上计制度的产物;"郡记"是适应于地方郡县行政层级的运作而进行编纂的,实质是郡廷控制下辖属县的各种资源,从而达致政务的正常运转。     

中国古代官吏考核法律规制及其当代启示与借鉴

我国历代都极为重视官吏考核。从原始考课法到周朝的六计考核,从春秋战国的"上计"到秦汉官吏"考课"制,从《唐六典》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都官考课七十二法》、《五条课郡县法》、《三等黝陆法》、《六条课郡法》,从宋代的"四善四最"和金朝的"四善二十七最"到《明会典》规定"九年三考"制和《清会典》规定的"四格八法"制,我国古代官吏考核的法律规制一步步发展完备。对我国古代官吏考核法律规制进行流变考证,有利于探究其对我国当前行政责任法律规制的启示与借鉴价值,和对西方文官考核制度产生的深远影响。     

我国古代官吏考课制度建立于何时

我国古代官吏考课制度的建立时代,有上古说、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秦汉说等多种说法,其分歧在于对何谓考课认识不一。上古就有考课之说缺乏确凿的史料依据,不值得一驳。西周说则是以“巡狩”为考课制度,也颇为牵强。西周实行世官制,以血统选官,考课无存在必要。春秋战国说和秦汉说则以“上计”为考课制度,确有一定道理,但上计作为官吏的年终工作总结,只在各级地方行政首脑中进行,并非普遍适用,更接近于     

从朝宿之舍到商铺——汉代郡国邸与六朝邸店考论

汉代郡国在都城设立的住宿设施邸服务郡国官吏。郡县官吏因各种事务到朝廷从事公务,刺史因年末到京师奏事,入住郡邸当是常态。除上计外,临时赴京师公干要下榻郡邸需要在传文书上标注,计吏入住可能有律令规定,无需每次在文书上注明。郡邸不止是官吏进京的住所,亦是官场私下交往的重要舞台。南朝时期邸从王公住所发展成为渔利的商铺,称为邸店或邸舍,是与邸的特殊地位、使用者可利用官方渠道与机构免费运送货物分不开的。这种假公济私的做法蔓延南北,南北朝末年南北竞相开始向邸店课税,加上唐代以后法网渐严,其特权地位受到挑战,邸店逐渐沦为一般商铺的通称。     

试论秦汉时期的监察制度

早在两千多年前 ,华夏民族就以超越其它民族的智慧创建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政治制度 ,这套政治制度组建之完备 ,运行之周密 ,影响之深远 ,是同时代其它民族所不可企及的。秦汉时期形成和确立的监察制度 ,更是我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尤可称述的创举。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政治制度 ,它实际上是我国先民权力分配的产物。这一制度一直存在在了二十多个世纪 ,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相始终 ,对我国历代政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对监察制度在秦汉时期的确立和发展 ,监察制度的体系和职能 ,监察机关的权力范围以及这一时期监察制度的特点和作用进行探讨     

试论秦汉行政巡视制度

秦汉时期确立和完善了自上而下的行政巡视制度.中央对地方的行政巡视主要有皇帝巡狩、州刺史"行部"和大使巡视三种类型,地方政府对行政的巡视主要有郡国守相"行县"和督邮、廷掾对郡县辖区的分部巡视两种类型,形成多维的地方行政巡视体系.秦汉行政巡视制度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分层和分部巡视制度相结合,职权分明,各负其责;二是巡视形式多样化,既有行政长官皇帝、刺史、郡守、县令的定期巡视,也有专职官吏司直、督邮、廷掾的分部巡视;既有公开的、耀武扬威的行政巡视,也有微服私访的暗地行政巡视.不同的巡视形式有不同的职能,互相补充,使行政巡视的作用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行政巡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防止了违法和乱纪行为,保证了国家政令的正确制定和贯彻执行,提高了秦汉时期行政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帝国主义经济的发展掩盖不了它的腐朽性

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其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尤其是日本和西德的经济发展,其速度之快更引人注目.于是有人就依此否认帝国主义的腐朽性.与此相反,也有人认为,帝国主义阶段,经济发展速度比自由竞争时期、帝国主义阶段的后期比前期有减慢的趋势,并依此说明帝国主义存在腐朽性.我们认为,这两个问题涉及到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制度能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问题,都有弄清楚的必要.特别是弄清前一个问题,涉及到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大事,显得更为必要.下面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秦汉之际乡里吏员杂考--以里耶秦简为中心的探讨

秦汉乡里吏员的构成有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里耶秦简从多角度揭示了秦代吏员设置的情况,不仅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也解决了一些关于秦汉乡里吏员的争议问题。以里耶秦简为参照并结合云梦秦简、江陵凤凰山汉简和张家山汉简,我们可以看出秦汉之际封建国家在乡里基层社会建立了多层次、多系统的官僚管理网络,如在乡里之中除了乡啬夫、乡佐、里典、里佐之外,还有属于都官系统的乡司空、仓主、田官、田典等;秦汉之际乡里吏员的秩次较以后秩次级别为高,乡啬夫的秩次从百廿石至二百石不等,达到了《汉书·百官公卿表》中长吏的最低秩次,乡啬夫恐怕是要经过中央任命的,里一级的领导人,也是要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由上级任命;秦汉之际吏员的设置反映了秦制对汉初制度的影响,而汉代制度的变化与发展又是以汉初制度为基础的。     

2000年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2000年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首先体现了世纪之交的特征,回顾与展望成为讨论的热点."新学问大多由于新发现”,近年来地下文献的不断出土,对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2000年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有许多突破.除此新动向之外,2000年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在一些基础传统研究专题方面,同样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周代职官制度与秦汉官僚制度的形成

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发展历程是渐进式的。周代宗法血缘政治统治向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形态的演变是由自上而下的“变法”方式完成的。因此,周制与秦汉制度尽管在社会经济基础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彼此之间仍然有诸多联系。秦汉国家形态重要侧面之一的官僚制度,无论在职官名称,还是官职职掌上都可以溯源至周代。周代国家若干重要的职官制度,也对秦汉产生过深远影响。探讨秦汉官僚制度与周制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完整把握和研究秦汉国家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说秦汉“婴儿”称谓

秦汉时期文献所见"婴儿"称谓,涵义有所不同。或指"初生"儿,与今义接近。或指幼儿,与"大人"对应,义近今人所谓少年儿童。或说"女曰婴,男曰儿",自有性别区分。当时"婴儿"称谓指代对象的复杂,体现秦汉时期是汉语社会称谓形成和使用逐步确定化的历史阶段。其情形,或亦与"由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的过渡"有关。而未成年人的生活情境与社会地位,也可以通过相关现象得以反映。     

先秦官吏考核制度考述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建于秦汉时期,先秦只是萌芽或是雏形,并未形成制度。实际上,官吏考核制度建于先秦时期,西周已较为规范。先秦时期的官吏考核制度,其考核目的、对象明确;考核内容、尺度具体;考核方法多样;奖惩措施严格,它是秦汉以后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发展、完善的渊薮。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先秦时期的官吏考核制度有其时代局限性,应客观评价。     

关于中世文学开端的一点想法

中国文学史有关上古、中世、近世的分期法 ,早先是通过明治时代日本的中介影响 ,借鉴了西方历史的划分标准。这套标准本身有其特定的构架及内涵 ,故在今天采用上述分期法时 ,仍应考虑到与它的对应性。从我国早期文学的表现形态来看 ,至秦汉 ,文学的发展受专制独裁政体及思想统制的压抑 ,丧失了先秦文学中曾出现的相对比较自由的精神与批判意识 ,质性上显示出较明显的异面 ,并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比照欧洲中世纪文学的情形 ,笔者赞同以秦汉作为中国中世文学的开端     

先秦秦汉司法术语中的“辟”

"辟"是先秦秦汉常见的法律术语,其在司法中的含义有三种:一是法或刑;二是罪;三是执法、断罪。"辟"用作"法"、"刑"和"罪"等含义,在文献中比较常见,而用作动词"治罪"的含义,在先秦文献中却很少见到,却大量出现于秦汉司法材料中。     

黄河流域的竹林分布与秦汉气候史的认识

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竹林分布是生态史研究和经济史研究都应当关注的历史事实。认为当时黄河流域的竹林非“自然生”、“皆为经济栽培的产物”的意见缺乏论据。竹林分布的变化,实具有“气候变迁指示意义”。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以“竹”的分布论述秦和西汉时期的“温和”气候,是有说服力的。     

近八十年秦汉水利史研究综述

在有关秦汉时期水利史研究的各方面,如水利技术、农田水利、水利管理等等,都有学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和讨论,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他们的这些努力和工作结晶为秦汉水利史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对于从社会史的视角讨论秦汉水利史仍然处于初步阶段,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宁绍地区土地开发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宁绍地区位于浙江省浙北平原 ,该地区土地开发利用具有悠久的历史。本文按照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 ,侧重探讨该地区土地开发的特点、影响因素及其规律。认为秦汉之际宁绍地区人口稀少 ,土地开发利用程度非常低 ,但随着耕作技术的提高 ,水利设施的兴建 ,人口的增长 ,该地区土地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取得了极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