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故与国魂——整理国故运动中关于孙子兵法辨伪的一场论争

整理国故运动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向现代的转型等方面成绩显著,但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在整理国故运动实际过程中,研究的范围过于局限于考据与辨伪,拘泥考据一度成为诸多国故学者的明显倾向,以致不仅出现目标与方法的脱节、理想与现实的背离,并且对当时学术风气产生某些消极影响;还有学者认为整理国故运动坚持以“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研究取向,对凝聚精神力量、团结抗战造成不利影响.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疑古思潮与胡适的“存疑主义”、“拿证据来”大为流行.对孙子兵法的考证与辨伪在此背景下展开.学者们通过更加全面与详尽的考证,指出今之存世《孙子兵法》十三篇成书于战国中后期,对于有无孙子其人亦存疑问.关于孙子兵法的考证与辨伪引起了另一部分学者针锋相对的反驳.围绕孙子兵法辨伪展开的这场争论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整理国故运动的不足,亦涉及了对传统兵学文化地位作用的再认识与评价.     

“整理国故”的提倡和讨论

所谓“国故”是指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整理国故”的提倡始于新潮社的毛子水。他在1919年5月《新潮》上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批判守旧派以“抱残守缺”的态度保存国粹、挽救国学,首倡以“科学的精神”整理国故。胡适虽不是整理国故的最早提倡者,但却是积极鼓吹、实践者。毛文发表不久,他写了《论国故学——答毛子水》,对毛文加以纠偏的同时,提出自己的看法:“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后来,胡适创办《努力周报》和《国学季刊》,积极提倡整理国故,还曾应清华同学之请,开列《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概览

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陈来:《启蒙批判与学术研究的双重变奏——整理国故运动中的胡适》指出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的胡适的观念里,启蒙与学术交叠变奏,最后启蒙压倒学术     

“五四”时期两种整理国故活动的比较

五四时期整理国故的潮流中有两股势力,一为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新文化人士,一为以梁启超、柳诒徵、顾实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人士。双方在整理国故的目的、方法和态度上有明显的不同。在目的上,前者更注重揭示国故真相,进而批判国故;后者更注重“保存国粹”、“扬我国光”、“翊进世运”。在方法和态度上,前者提倡训诂、考据的汉学风格,追求“为学术而作工夫”的研究态度;而后者却更注重阐发义理的宋学风格,倾向于“学问之非为学问,必有益于社会国家。”     

陈垣与胡适国学研究之比较

陈垣和胡适作为一代国学大师、著名史家,俩人开始迈向学林的经历和研究方向不同。但对清代乾嘉考据学都感兴趣,认同考据学,视其为治史之必要工具,治学上均重视材料的搜集、考证整理,没有确证,不下断语。在“整理国故”运动的背景之下,对国故学研究也有相似的认识。俩人坦诚切磋,辅仁相交     

“理在物中”与历史演进法——论胡适的科学解释思想

胡适是五四时期最早注意到启蒙解释范式风险的知识分子。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他提出要用“评判的态度”整理国故,主要针对的是当时启蒙者普遍“以理验物”的解释弊端,认为他们对“科学思想”的普适性的推崇,有重蹈宋明儒学格物论覆辙的可能。胡适相信,作为一个客体,传统只有在阐明了其演进的过程后才能得到理解,而“历史演进法”则可为这种研究提供一个系统、客观的逻辑框架。     

论<<胡适文集>>里的胡适

胡适是一个有影响有争议的人物,但在《胡适文集》里,他确实是一个古今中外思想兼容并蓄,在新文学、中国古代哲学史、整理国故、“启蒙”思想等方面都取得成绩的学者。     

胡适整理国故思想寻绎

胡适在五四后期力倡整理国故，把它作为再造文明的重要手段。但诸多新文化人的批评、思想界复古思潮的兴起和古史辨派疑古辨伪的得失，又促使他改变整理国故的预期目标，并最终对其功用产生怀疑。胡适整理国故所追求的，是其思想史的意义而不是学术史的意义。     

梅光迪对胡适学术思想的影响

胡适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然而,从“逼上梁山”、“不用典”、“整理国故”到提倡颜李之学,其背后的动力,自觉或不自觉地来自梅光迪的逆向思想激荡,掺杂着保守主义的资源。胡适曾称“逼上梁山”是“偶然”的决定。梅光迪出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守势立场,对胡适“逼上梁山”的思想激荡是必然的,对胡适而言却是偶然的攻势。易言之,梅光迪的必然信念促动了胡适以实验主义改良中国文化的偶然主张。     

从文化观差异看梁漱溟对胡适的孔子观的批判

胡适的孔子研究是其“整理国故”的一次具体实践。借鉴西方现代学术方法,胡适系统梳理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史,其西化视域下的孔子研究也受到质疑和批判。梁漱溟的孔子研究基本上是回应胡适之论而起,但其结论往往针锋相对。梁漱溟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对胡适的孔子观的批判,恰是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两种文化观的冲突。     

劳伦斯·费林格蒂与垮掉派运动 ——兼论垮掉派运动的文化意义

费林格蒂是垮掉派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但其影响与作用在以往的研究中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费氏缔造与传承了垮掉派文学经典,但又对垮掉派保持了批判立场,并因此超越了垮掉派。垮掉派运动不仅仅是一场先锋派文学运动,还是一场影响战后美国公共生活的意义重大的文化运动,它不但挑战了传统的文学体制、在主流文化之外开辟了新的文化空间,而且创造了活跃的知识分子公共生活,从而影响与形塑了整个都市文化。     

中国现代小说作家与孝文化的人格取向

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孝文化成为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其中不乏偏激否定。中国现代小说作家在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民主等西学思想的影响下反传统却又无法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在精神层面与实际行为上常常会有两种文化力量的对立冲突,从而影响着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与价值取向,并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人格。传统孝文化既包含了亲亲之情的孝道,同时也包含了维护封建专制的孝道。文化的复杂性和作家文化选择的主体性也影响着中国现代小说作家的文化人格。     

论近代中国话语范式转型和市民文化领导权

近代中国市民文化产生于市民群体的成长发展过程中 ,其背景是 1 9世纪末形成的文化危机。近代市民文化形成的最集中体现是近代话语范式的转变 ,它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在近代市民文化运动的不断高涨中 ,市民群体的文化领导权基本确立 ,但同时又有较大的局限性。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为我们分析近代市民文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浅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转向”——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导向作用分析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首先是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改变了这一方向,于是由学习西方转向了文化保守主义或者另觅出路,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共同作用下,五四新文化运动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牟宗三先生第三期儒学之概念与三统并建论

第三期儒学一概念,原为“儒学之第三期”,首见于抗战胜利后牟宗三先生起草的《鹅湖书院缘起》,产生于当年鹅湖儒者群体之文化意识与文化反省。这是一个历史文化的概念。牟先生将儒学第三期之发扬定性为一场我们这个时代“担负圣人型范下大事业”的文化运动。由第三期儒学文化运动所要树立所依据的“道德的理想主义”之大纲维与时代之需要,牟先生提出道统、学统、政统三统并建说。此是牟先生为儒学第三期文化运动确定的总使命、总方向与三大原则。     

五四时期“中国特殊性”的建构及其特征——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思想背景

"中国特殊性"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和政治实践中的核心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中国特殊性"的集中阐述,包含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决定论和普遍主义观念,这些特点为马克思主义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也构成了民族主义运动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思想背景。     

民国穆斯林学术团体追求学会研究

民国时期,回族曾成立过各种团体,构成了中国穆斯林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求学会作为学术团体中的一个,翻译典籍、创办刊物、兴建学校,为＂回教的文化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农村文化创新的逻辑考量

文化创新是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根本。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文化创新具有完整的内在逻辑体系。农村多元文化矛盾运动是新农村文化创新的逻辑起点,内源性的文化创新和外源性的文化整合及其交互运动是农村文化创新的主要逻辑路向,而文化和谐的和谐思维方式是农村文化创新最根本的逻辑思维方式。分析新农村文化创新的内在逻辑体系,有助于揭示农村文化的发展运动规律和准确理解当代农村文化创新的本质内核。     

论1920年代哈尔滨青年运动的文化蕴涵

1920年代,哈尔滨青年和全国青年一样,成为了青年运动的推动者和践行者.在哈尔滨青年开展的一系列运动中,文化蕴含占有较大的比重.他们组织开展学习俄文运动,以培养俄语人才;他们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以增进平民的认知能力;他们开展科学文化知识普及运动,以提高哈尔滨地区民众的文化素质.同时,他们也开展旅游活动和体育运动,以强壮哈尔滨青少年的身体素质.探究哈尔滨青年运动的文化蕴涵,有助于认识当时哈尔滨青年的思想状态和精神风貌,有利于传承哈尔滨青年的优良传统和文化遗产.     

孔子以及礼教泛论——对于新文化运动和文革的检讨

纵论上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文化革命对于孔子和礼教的攻击,适度肯定其中有关批评之外,主旨在于表示异议,不赞成对孔子和礼教的全盘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