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赋论及其赋学史意义

在中国赋学史上,刘勰《文心雕龙》以《诠赋》为中心的辞赋批评,首次以理论撰述的形式对楚、汉、魏、晋辞赋创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尤其是对汉、晋诸家零散的赋论加以接受、总结与扬弃,构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明体”赋论观。在学术背景方面,刘勰《诠赋》与萧统《文选》“赋篇”的编撰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学术统绪方面,刘勰赋论又是对陆机《文赋》之“体物”说、皇甫谧《三都赋序》绾合“不歌而诵”与“六义之一”的说法与挚虞《文章流别论》中赋学见解的继承与弘扬;在赋学构建方面,刘勰体则诗骚、立赋大体、树立经典与赋文品览的论述,彰显了对赋体论的新拓展。     

"辞赋小道":关于曹植的一个重大误读

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有“辞赋小道”的说法,后世人们一直据此认为曹植轻视辞赋。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读。曹植的说法要放到整篇文章的语境中来理解,它不过是曹植一时的谦虚之词,曹植在该文章中表达的不是对辞赋的轻视,而恰是重视,曹植在文论上的观点与曹丕是一致的。澄清对曹植的这一误读,对重新认识曹植在文学发生转型的汉魏之际的特殊作用、纠正传统文学史对曹植认识当中的一些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刘克庄晚年的辞赋革新理论

辞赋这一文体,自楚辞发轫,经过近千年发展,至南宋走向衰亡。宋末文坛领袖刘克庄晚年致力于辞赋创作,提出了许多革新理论。包括在赋体源流上以《离骚》为赋源;反对蹈袭模拟,主张“仿其意不仿其辞”;推崇体式上多有新变的柳宗元“小品赋”和宋代兴起的“新文赋”,力主辞赋创新。虽然此次革新最终失败,但是作为辞赋发展史上最后一次比较系统的革新尝试,仍有其重要意义。     

略论建安辞赋观的转变

建安时期是赋学观念的转折期。建安赋论重视赋的艺术功用 ;强调赋的抒情特征。在表现形式方面 ,建安文人主张对汉赋的“华丽”进行批判继承 ;在题材选择方面 ,他们要求在广阔的现实生活中拓宽选材领域。建安时期辞赋观的转捩 ,是时代环境和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复调交响：再论《新唐书·韩愈传》与北宋古文运动之关系

在北宋儒学复兴与“崇韩”思潮的时代背景下，《新唐书》用正面叙写和侧面烘托两种方法，着意将韩愈树立为有唐“一代文宗”,对其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美化与提升。这种建构性书写与同时期古文家们对韩愈的推崇一样，本质目的乃是借“崇韩”来重建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在文学评价层面，《新唐书》主要称颂的是韩愈“陈言务去”的创新精神，对其古文并未多加措意，不宜作为北宋古文家文学观念的代表。受列传撰者宋祁个人求新好异之文学观念的影响，《新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实可视为其时另一种“崇韩”声音，与所谓“古文运动”共同构成了北宋文坛儒学复兴主题下的复调交响。     

评苏轼赋

苏轼是一位才气横溢、多才多艺的作家,他的辞赋形式多种多样。苏轼辞赋中成就最高的当推旅行游览观感赋。《赤壁赋》、《后赤壁赋》两赋是游览赋中的极品。苏轼还有几篇描写饮食的赋,《服胡麻赋》批评另类求仙者,指出眼前杂草野花都可能有益健康,延年益寿。《后杞菊赋》活现出一个穷太守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政论赋是苏轼赋作中质量最差的部分,基本上是沿袭历史上儒家所倡导的那一套老调子,缺乏新鲜见解。此外,《黠鼠赋》感叹人是万物之灵,能训龙斩蛟,能占卜获麟,但却见欺于一鼠,富于理趣。《秋阳赋》、《飓风赋》等在艺术上也多有特色。     

唐前史传与辞赋

唐前史传文学中,收录了大量的辞赋作品,起到“以文传人”的重要作用;同时,史传中还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赋论资料,涉及到文体论、创作论、作家论等方面的问题。从艺术渊源上说,史传对辞赋的产生与发展都有积极影响。     

论《古赋辨体》的“情统观”

元代祝尧的《古赋辨体》是赋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祝尧有感于前代辞赋创作“情感缺失”的弊端,提出了“以情为主”的赋学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并不偏废“理”的作用,而是强调“以理辅情”并达到“情理兼胜”。而且,他也顾及到辞赋作品的文学性,系统辨析“情”、“理”、“辞”三者的关系。可以说,这是对辞赋“情感”理论的一次总结,并成为元、明、清三代讨论最多的赋学理论问题之一。     

仿古与趋新——明清辞赋艺术流变论

我国辞赋艺术自楚、汉定尊,历千余年之流变,中经“渐趋整炼”、“益事妍华”的晋、宋、齐、梁骈体和“课以四声之切,幅以八韵之风”的唐、宋应制律体(详孙梅《四六丛话》),以及“以古文为路”(王芑孙《读赋卮言·总指》)的宋代文赋,无论体制抑或风格,屡迁数穷,以至文学史家视唐宋以降辞赋为衰落期,鲜复置论,尤疏于文体兴替规律之阐发。事实上,     

王粲赋论

建安时代不仅是一个文人五言诗成熟与繁荣的时代,而且也是一个抒情小赋成熟与繁荣的时代。当时的赋家,以曹植、曹丕、王粲、徐干最负盛名,留存至今的作品也最多,大抵都是抒情咏物小赋。四人中,王粲作赋较早,成名较早,对曹丕、曹植的小赋创作有直接影响。曹丕《与吴质书》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又在《典论·论文》里推赏他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等作“虽张(衡)、蔡(邕)不过也”;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说王粲的诗赋为“七子之冠冕”,在《诠赋》中,又将他列为“魏晋之赋首”的八家之首:从这些与王粲同时及稍后的著名文论家的评论中,不难看出王粲在当时赋坛所具有的特出地位和影响。     

论苏轼的辞赋创作

苏轼是北宋后期最重要的辞赋家,他的融汇古今的辞赋创作思想和深湛的辞赋艺术修养深刻地影响着北宋后期的辞赋创作。辞赋创作贯穿于苏轼文学创作的各个时期。苏轼的赋论与创作密切结合,综观其辞赋和辞赋观,有以下几个特征一、重视辞赋创作与作家素养的联系;二、融会贯通的集大成意识;三、寓深刻于平淡之中,追求理趣盎然;四、融聘词于流畅自然中的艺术表现。苏轼的辞赋观和辞赋创作代表着北宋后期赋坛的主调,众多赋家深受他的影响。     

葛洪对辞赋的贡献——以《抱朴子外篇》论葛洪的辞赋观

东晋时期的葛洪,虽然首先是一位学者、哲学家,但他对文学也有着多方面的贡献.葛洪对辞赋再度繁荣起到关键性作用.通过其子书《抱朴子外篇》,可以考察他对辞赋的贡献是,理论上,提出了"古质今妍"、今赋远胜于古诗以及"宏邈淫艳"的辞赋观,在陆机和刘勰这两个大理论家中间架上了一座重要的桥梁;创作上,他发展了汉魏以来以赋作论(子书)的艺术手法,使得子书和辞赋的结合更为细密浑圆,而且加快了辞赋的骈文化进程.     

柳宗元的文章理论及其历史地位

韩柳在文章学史上的地位，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柳宗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远不及韩；成复旺等的《中国文学理论史》认为，柳宗元的文学理论进步性较韩更强一些，丰富性略逊于韩，无论在当世还是后世，他没有获得韩愈那样的声誉和影响。这种评价对柳宗元的文章理论的成就估计不足，他的文章理论与韩愈一样，在唐代古文运动中起到了领袖作用，深刻地影响着宋代的古文运动。 古文论：兴西汉文章 柳宗元虽不象韩愈那样有明确的古文概念，但他的古文观念很明确：“贞元间，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浃于汉氏，与之相准。”①他的古文符…     

《辞赋文体研究》简介

《辞赋文体研究》（郭建勋著）2007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辞赋文体纷繁复杂,极具兼综性与边缘性,这种特殊品性,使其在中国古代文体尤其韵文文体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本书旨在对辞赋文体形式和表现特征进行全面的厘清与总结。其中第一、二章分别探讨了骚体赋、诗体赋、文体赋、“七”体、律赋和宋代新文赋的形成和文体特征,属于辞赋的分体研究;第三章论述大赋与小赋的区别、各自的形式特点及其兴衰流变,着眼于对“大赋”与“小赋”这两个重要范畴的清理和辨析;     

陆机入洛后赋作与北方风物

陆机太康十年北上入洛后,创作了大量的辞赋。北方风物在陆机入洛后的辞赋中,先由纯粹的体物描摹,达到对西晋王朝的情感认同,取得西晋王朝的好感,如《鳖赋》、《桑赋》,进而运用了传统的"比德"之说,揭示"所体之物"的道德品质,如《瓜赋》,再进而变为抒写一位南方诗人对北方风物的新奇感;又进而激发了陆机的思乡之情,表现其"东吴情结",如《怀土赋》、《行思赋》、《述思赋》、《思归赋》,尤其是《羽扇赋》。最后,北方风物激发了陆机对"天道迁逝"的体认,将其提升到人生哲理的高度,借以消解其功名焦虑。     

韩愈“古文”含义“与骈散无涉”吗?

张安祖先生的《韩愈“古文”含义辨析》一文认为 ,韩愈心目中的“古文”“与骈散无涉” ,这一观点与实情不符。在骈文达到全盛的南北朝时代 ,萧纲就提出了“今文”、“今体”与“古文”的对立 ,实即骈文与散文的对立。唐人继续沿用这对概念 ,其骈散对立的含义更加突出。初唐杨炯、盛中唐之际的独孤及、中唐李德裕、晚唐李商隐 ,对此皆有明确的论说。北宋欧阳修再次指明与“古文”对立的“时文”特点是“务以言语声偶裂。”五代史家刘亦称“近体”与“韩文”的不同是“多拘偶对”。中唐古文领袖韩愈、柳宗元对“古文”反骈以散的含义曾有多方揭示 ,韩愈弟子李翱及同代名臣裴度也对此有所印证。《辨析》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 ,是因为其中的辨析方法不够周严     

郁源《古今文论探索》评介

郁源同志的新著《古今文论探索》收入二十三箱论文,一大半属古代文论,一小半属当代文论。作者有志于开拓古文论研究新路,让古文论走向当代,与当代文论融会贯通起来。他想展示自己努力的方向与思考的成果,架起沟通古今的桥梁。《古今文论探索》显示出郁源同志的古文论研究别开生面,富有当代气息和活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立足当代发掘古文论宝库,把玄妙模糊的古文论语言化为当代人熟悉的理论语言,使古文论能够为当代人充分理解和吸收,成为今人的理论营养,对今人的文学观念、审美意识和批评、创作实践继续产生影响。例如,在分析钟嵘的“滋味”说时,作者根据钟嵘自己的论述,把“滋味”的构成概括为三个层次:一是“要描写具体事物,构成诗歌的艺术形象”,“对具体事物的形象描绘要与主观情感的抒发相一致……     

论枚乘《七发》的命意、师承及对后世的影响

“t”体成林,机乘《七发》肇其端绪；而其命意卓尔，则迥异乎清作。这是我们将枚乘《七发》与“七”体诸作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模拟之风引人注目。一篇作品同世并产生影响后，拙作常会出现。青时这种模拟创作还会延续较长时期。辞赋创作也有这种情况。班回撰成《两都赋》，张衡即写自《二京赋》，西晋王思便创作《三都赋》；东方朔写了《答客难》，扬雄便撰就《解嘲》、班固继写有《答宾戏》等等。而仿作数量之众多，延续年代之久远，当推“仁”体之作为最。而没机乘首创《七发》，以手法新颖，壮貌国阻著称。西汉一代…     

辞赋家和儒士经生的家族兴衰之叹——汉代文学历史沧桑感探索之一

汉代辞赋家和儒士经生的家族兴衰之叹,主要是针对自己家族的历史而发,这和《史记》、《汉书》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扬雄、杜笃都有家族兴衰的切身体验,但辞赋中没有明显地表露出来。冯衍的《述志赋》是两汉辞赋作家慨叹家族兴衰的代表作。儒士经生韦孟、韦玄成、傅毅经常考虑的是如何保持家族的昌盛,以及衰落后如何中兴。相关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典型的儒学特点。     

魏晋南北朝文论术语解析

一、“文章不朽”论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章不朽”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段话把文章的价值提到很高的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曹丕强调的是“文章”之不朽，据他的有关论述，“文章”是“成一家之言”的学术思想著作，如周代的《易》、《礼》和同时代作家徐干的《中论》。徐干“著《中论》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与吴质书》）“成一家之言”的什伦》使徐干留名于后世，而不是他写得不错而且大受曹丕赞赏的《玄猿》、《桔赋》一类辞赋。在曹丕看来，称得上“不朽”的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