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裂的理论溯源——基于实践哲学传统视角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完整理性的两个方面。工具理性统治下的现代社会为人类生存提供物质基础的同时,也消解了人类的超越性维度,精神的空虚与反思能力的缺失使人被物欲所奴役,沦为金钱的奴隶,陷入生存与发展困境。作为实践哲学传统的核心概念即劳动实践的分裂不仅导致实践哲学自身的对立,也导致了理性的分裂。从实践哲学传统的角度分析理性自身分裂的问题,寻其根源方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从而为走出人类的生存困境提供可能。     

民主化进程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功能探析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内涵和功能应合并指向民主化的双重追求。价值理性把目的设定和价值关怀作为民主的中心,在民主化进程中具有价值理念建构功能、动力供给功能和超越批判功能,而工具理性把手段的适用性和有效性置于民主的首位,在民主化进程中具有条件勘定功能、制度安排功能、技术设计功能和程序设置功能。价值理性解决民主的可欲性和可信性问题,工具理性解决民主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问题。二者协同作用才能使其发挥有效的正能量,形成民主化的真正推力。     

试论杜威的新个人主义

过去人们把杜威当作极端个人主义者,这是对他的误解。实际上,杜威主张的是新个人主义而非旧个人主义,其价值观有某些合理性。     

“新理性精神”之我见

发源于欧洲的理性具有纯知识性和形而上学两个特点,导致工具理性和思辩理性的统治。现代哲学走向传统理性的反面,产生非理性倾向。我们应当反思旧理性弊端,建设实践理性,以弥合理性与感性、知识与价值、经验与思辩的分裂。     

杜威的工具主义语言观及其当代意义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从工具主义观念出发,把语言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提出了语言的作用和语言的意义学说,反对构造抽象的形而上学,具有行为主义和操作主义的特征。杜威对语言哲学的研究,丰富了世界哲学的研究内容,体现了实用主义对西方传统哲学的反思,主张用意义理论解决传统哲学问题,对逻辑实证主义、现代经验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等都有重要的影响。     

杜威的建构方法

方法论是作为工具主义或者实用主义的杜威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建构方法是其中重要却常被人们忽视的经验方法之一。杜威的建构方法是基于他改造传统经验概念之上,也是建立在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连续性基础之上的经验方法。与逆向追溯和分析事物起源的发生学方法不同,杜威的建构方法从解释学角度对事物进行面向人类经验的综合性解释,它与发生学方法相辅相成,分别从分析和综合的不同角度探究人类的经验,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杜威方法论中的辩证法缺失。杜威广泛地运用了建构方法,尤其是在社会学和教育思想中,他认为通过它,我们可以实现在政治、伦理学和宗教等诸方面的圆满经验。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论评述——兼论其在中国政治学中的适用性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分析"范式",在美国政治学界中占主导地位,而在我国政治学界的研究和运用则刚刚起步.本文试图通过比较系统考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方法论特征,并反思其深层次本体论、认识论基础,最后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论评析的视角思考其在我国政治学中的适用性.     

刍议杜威的建构方法

方法论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基于经验改造之上的建构方法是其中最重要的哲学方法之一。与追溯事物起源的发生学方法不同,建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是起源方法的反过程,它与起源方法相辅相成,分别扮演着分析和综合的角色,弥补了杜威方法论上的辩证法缺失。在杜威看来,建立在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连续性基础上的建构方法是一个反复的过程,一种社会性的经验方法,通过它可以实现在政治、伦理学和宗教等诸方面的圆满经验。     

实践理性视域中的和谐问题

在西方哲学史上,对于和谐问题的探讨经历了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的视角转换。作为实践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从真正意义上实践理性的视角阐明了和谐的真正依据。而在实践理性的视域中思考和谐问题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人类实践活动的反主体性效应,是人所面临的各种冲突和危机等不和谐现象的总根源,但实践本身也是解决这些冲突、危机,实现和谐的总途径。在实践活动中实现和谐必须在对实践理性的三个方面即工具理性、交往理性和人格理性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实践理性中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的真正诉求。     

中国中小企业政策的反思——由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在官僚行政政策的指引下,中国中小企业政策走向了强调效率的工具理性方向.在工具理性政策的激励下,中小企业短视行为加剧,导致了经济社会的频繁波动、产业结构难以调整、贫富差距扩大等深层次社会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小企业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要改变中国中小企业的现状,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必须实现政府中小企业政策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变,把中小企业看作是市场的主体,通过制定平等竞争的游戏规则,实现对弱势企业的扶持,提高中小企业的竞争力,使其回到平等竞争的起跑线,实现中小企业与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     

詹安泰《无盦词》词序初探

詹安泰《无词》词序的内容 ,大致可分为记事、写景、抒情、怀人、忧国、论学六类 ,其中以记事类为最多。词序的文笔清新雅洁 ,风格感慨凄郁 ,常常流露出诚挚的感情色彩     

生态主义“伦理”—“道德”形态的逻辑进路

在人类文明的演化史上,生态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关注生物个体—关爱生命整体—关怀生态实体的生命演进历程。如果说,"生物中心主义"关注生物个体的生命权益,但由于缺乏普遍的"实体性"依托,最终处于"作恶的待发点上",遭遇"伦理"—"道德"形态的分裂与对峙,那么,"生态中心主义"则将伦理关怀的中心由个体生命拓展到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但是"居留地"的可靠性遭遇"意志自由"的抽象普遍性,同样无可避免地陷入"伦理"—"道德"形态的悖论与风险之中。人类生态觉悟的辩证运动继续向前推进,未来社会应当建构接纳、包容、整合甚至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多元对话的生态主义"伦理"—"道德"共生互动的价值生态和理论形态,这是生态时代人与世界关系的文明生态觉悟,也是一场世界观的革命和"形态论"的理论自觉。     

30年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变迁与体制改革的问题探讨——兼论广东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路径

二元体制下农村金融的非均衡供给是导致城乡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尽管随着30年改革农村金融需求的有效性逐渐增长,供给对农村需求的关注程度逐渐增加,但需求与供给双向有效性不足,供给尚未以需求为导向.深化改革必须从提高供需有效性入手,既构建需求导向、多元适度竞争、小型区域化农村金融体系,又创新供需对接的信贷模式,并通过政策性农业保险和信用担保构建风险分担机制,通过农村公共品的倾斜性供给优化金融生态,提高农村地区的投资收益率.     

魏晋至隋唐的历史文献学

随着史学的发展以及史学跟社会生活关系的更加密切,人们加强了对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和使用,从而推动了历史文献学的进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历史文献学成长起来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史书部类趋于定型,另一个方面是史注取得了巨大成就。史书部类的趋于定型,是史书在数量上迅速发展和种类逐渐增多的要求。史注的巨大成就,表明了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     

孙中山对冯玉祥北京政变的认识变化考析

192 4年冯玉祥北京政变和孙中山北上 ,均是国民革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孙中山北上期间对冯玉祥北京政变的认识有一个前后变化的复杂过程 :起初认为北京政变“毫不能算是中央革命” ,但可以去北京筹划中央革命 ;而后认为北京政变“是中央革命的头一步” ,故决定去北京继续完成中央革命 ,扩大国民革命的基础 ;最后认为北京政变是“武人推翻武人”的“北方事变” ,但为谋求和平统一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故此更加坚定了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奋斗的决心     

媒介偏向与文化变迁:从伊尼斯到麦克卢汉

媒介偏向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走向.媒介将信息转化为知识体系,并生成一种文化机制,引导着文化的发展路向.在诸多媒介演化中,口语媒介阶段是最圆融自在的历史时期,这与当下数字媒介的状况相类似--3G表现为逻辑上的口语回归,但其主体隐没和经验缺失的交流情境给世界文化建设带来了诸多弊端.从文化安全视角看,回归文化传统和民族价值观能够有效规避新媒体时期的文化困境.     

伦理思想中的"类"与"共同体"范畴——从"亲情伦理"、"普世(普遍)伦理"到"环境(生态)伦理"

从"亲情伦理"、"普世(普遍)伦理"到"环境(生态)伦理",看起来似乎是三种完全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伦理学思想和理论形态,甚至可以概括为伦理思想演化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阶段。实际上三者之间一方面表现出道德共同体和伦理主体"类"的范围的扩展、权利主体的延伸,以及理论原则的一致性和普遍化的逐步彻底化趋势和关联性,另一方面三者背后的概念模式和理论思维方式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出"类"与"共同体"范畴在伦理思想理论中的方法论基础地位。     

严复晚年思想的变化及其归宿

本文从严复思想变化的内在理路入手,论述其晚年思想的归宿,试图从其思想内在矛盾的悲剧性冲突中,去把握近现代以来,两极相通的两大思想派别——新文化运动和新儒家思想——所寻求解决的问题。     

本世纪以来(2000～2011)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综论

本世纪以来,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研究语料的拓展、研究内容的分类、研究成果的类型、研究的思路方法、相关文献校勘以及词典编纂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存在语料范围不够宽、思路方法较为单一等问题。     

北伐前夕中国政治中文武关系的变化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偃武修文"呼声高涨.在地方政治层面,"文治"倾向表现明显.中央政府也采取措施,恢复"文治".不过,对于北伐前夕北方军阈统治区域内文武关系的变化,尚不宜估计过高.军阀标榜"文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姿态.在实际政治操作中,主张"文治"的人往往是将实施文治的希望寄托在具有"文"的色彩的军阀身上.中国政治因此出现了相当普遍的军阀政客相互为恶的局面.与北方形成对照,南方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则出现了顾维钧所说的"文武合流"的重要变化,"民军"、"党军"乃至"国军"的概念被慎重提了出来,"文治"开始有了某些实质性内容.国民革命军北伐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应该能够从这一差别中获得部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