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湖南绅士的反洋教运动

近代湖南绅士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对儒家文化怀有特殊的感情 ,加之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成功 ,更加滋长了湖南绅士卫道仇教的心态 ,使得湖南的反洋教运动此伏彼起 ,连绵不断。本文从全局的高度概述了湖南绅士反洋教运动的基本情况 ,分析了造成湖南绅士仇夷反教的内外因素     

论近代湖南绅士

近代湖南绅士是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颇具影响力的特殊社会群体,曾国藩纠合失意绅士而组合成的湘军跨越省界,铁蹄所及“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也。”①不仅造就了下层绅士以军功显赫于世,而且也造就了大批军功绅士,从而突破了“湖南人物,罕见史传”的惯例,导致了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吾湖南绅士之权力,其强盛实在诸行省之上”②的特殊现象。一湖南是中国的一个内陆省份,在民族迁移、融合的变迁过程中,由于湖南一直远离全国的政治…     

论近代湖南军功绅士的社会影响——以长沙、湘乡的绅士为例

湖南绅士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特殊社会群体,近代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得益于曾国藩创办的湘军。军功绅士势力的膨胀,给湖南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它导致了绅士队伍整体素质的下降、社会风气的恶化、顽固守旧习气的滋长和官绅矛盾的加剧,直接影响着近代湖南的政局。     

论清末民初湖南绅士阶层的分化

绅士是清代特别是晚清湖南举足轻重的社会阶层。湖广分省增加了湖南生员的数额,而晚清湘军的崛起使通过军功和捐输取得功名成为乡绅的人数剧增,成为一个影响地方社会的庞大群体。清末资本主义的发展、乡村政权的建立、国家对地方公共事业的干预以及宗族势力的瓦解,造成士绅阶层的分化;士绅通过创办或接受新式教育、参与地方自治等公共事务、兴办近代企业等途径,逐步实现了自身的转变,成为清末民初湖南立宪的广泛社会基础,并影响了湖南辛亥革命前后的地方政局。     

从洋务智囊到在野绅士:论郭嵩焘与近代湖南绅士

郭嵩焘作为中国近代一位洋务派思想家和第一位驻外公使,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他的洋务思想在当时独步一时,远远超出了同道中人,既受到了保守人士的贬斥,又受到了开明人士的赞许。晚年的郭嵩焘作为洋务运动鼓吹者和批判者的双重角色更加清晰。退隐之后的郭嵩焘完成了从洋务智囊到在野绅士的转化,开始担当绅士的职责,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实践活动,这些活动既有无意识地强化湖南绅士保守心态的负面举措,更有在与官绅的交往中,潜移默化地改变绅士的传统观念,启发民智,开通社会风气的善意之举,对以后的湖南维新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湖南绅士与清末留学教育

湖南的留学教育起步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甲午战争打破了"湘军无往不胜"的神话,使一向自负的湖南人陡生了一种沉重的负罪意识,产生了求知于外洋,挽救民族危亡的强烈渴望.湖南士人纷纷远渡重洋,留学国外,湖南因此成了清末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这些留学国外的下层绅士,经过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系统洗礼,逐渐地改变了自己传统的思想观念.他们有的投身于学界,以"磨血"的革命,培养离经叛道的新式人才;有的投身于军界和革命团体,以流血的革命,直接成为了封建皇权的掘墓人.     

论太平天国起义初期湖南绅士的拯救皇权运动

太平天国起义初期,湖南绅士为了稳固封建的统治秩序,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疯狂地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其中尤以湘乡、新宁等地的团练武装最为突出。他们在办团过程中,开创的“以书生训山农”,注重对团丁进行封建道德和伦理观念的思想教育工作,推行宗族组织和保甲合一政策,为曾国藩创办湘军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湖南谘议局与近代民主政治

谘议局是近代中国地方议会政治的重要基础,是“统治者首次正式授予人民参与权力的表示,也是中国人政治参与的真正起点。”[1] 湖南谘议局是清末立宪运动的产物,也是湖南绅士争取民主权利的重要场所,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民主政治的风貌。一190 8年,湖南巡抚岑春在中央宪政编查馆的催促下,在长沙设立了湖南谘议局筹办处,委派藩司庄赓良,臬司陆钟琦,学司吴庆坻为总办,盐法道朱延熙,巡警道赖承裕,劝业道唐步瀛以及在籍绅士内阁学士衔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前掌江南道监察御史赵启麟,翰林院编修谭延,广西侯补道汤鲁蟠等为会办,湖南候补道…     

论近代绅士的结构分层和社会属性

在近代社会中 ,绅士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 ,比之于其他社会群体 ,其内部的结构分层更为复杂。绅士是由一个多层面粘结而成的聚合体 ,连接这个聚合体的链条是科举造就的功名和身分 ,而捐纳、保举和军功所获得的身分和职衔使绅士群体显露出多极化和复杂化的群体趋势。近代绅士既与封建官僚、知识阶层和封建地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但又有着其内在的区别。绅士是介于官、民之间的特权阶层 ,是“跨在民众肩上的骑士”     

春秋政治生态变迁与诗歌创作政治化倾向演化

春秋时期政治生态由"王权"政治向"霸权"政治、"族权"政治、"庶人"政治的渐次变迁,促使诗歌创作内容由以祭祀活动为主向以现实生活为主转变,从而使这一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诗歌主旨具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前期以"王权"为中心,关注点为王室兴亡;中期以"霸权"为中心,关注点为公室兴衰;后期以"族权"为中心,关注点为大夫专权;晚期以"庶民"为中心,关注点为"陪臣执国命"。这种政治化倾向在不同历史阶段关注点的不同,正好反映出诗礼互动内涵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诗歌创作政治化倾向与礼制变革现实性关照的有机结合,正是诗礼文化创造性传承与创造性发展的内在动力。     

论湖南近代社会动员的乡土性

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湖南现象,即指在社会转型期湖南乡土社会呈现出来的独特的典型的历史征象;通过剖析近代湖南以农民为主体的三次社会动员,即卫道救时反教的乡土社会动员、维新排满民族革命的乡土社会动员、国民革命的农民运动的社会动员,可以回答关于近代湖南现象的历史诘问,揭示近代中国湖南现象的本质;按“三个代表”思想对湖南近代历史进行矢量分析,可以发现,社会动员的乡土性决定着近代湖南乃至中国农业社会初度转型的成与败。     

论湖湘实学传统的近代转型

本文着重探讨湖湘地域文化的实学背景、特征及对湖湘近代化过程的深刻影响,并对如何认知、评价这种实学型近代化文化思潮及启蒙运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论马克思对现代政治结构的批判与超越

现代性的启蒙辩证法为现代社会埋下危机的种子,现代社会危机的实质是现代政治危机.现代政治对于古典政治的反叛决定了现代社会不再寻求社会的整体性正义理念,转而关注实现正义的具体条件,人类社会被肢解为以自然竞争为法则的“私人领域”和以理性自律为法则的“公共领域”.马克思的现代政治批判不仅揭示了现代社会危机的现代性基因,而且阐发了现代社会危机与现代政治结构的内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既植根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又融合现代政治元素的新型政治形态.马克思对于现代政治结构的批判与超越,为当代政治哲学寻求破解现代政治难题、克服现代社会危机的理论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审美现代性与中国现代市民精神——君子人格的现代转型

在审美现代性的建构中,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重新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他们不再是政治的依附体,而是社会良知的守护者和阐释者。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这种重新定位,正是融合中国传统社会君子人格的社会政治责任感与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独立批判双重品性的中国现代市民精神。对于仍处于现代社会建构中的当代中国,中国知识分子君子人格的现代转型仍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不仅是美学意义上的而且是社会学意义上的。     

孔子的“君子”人格理论探析

孔子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儒家的理想人格就是孔子提出的"君子"人格.以"仁"为核心的君子人格理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论近代中国政治思潮主流的形成

近代中国历史的急迫呼唤,革命群众的慎重选择,不同党派的激烈论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可见,在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政治新思潮的主流,是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实践的产物。     

浅析政治课提高教学质量之途径

本文浅议政治课提高教学质量的相关问题。     

论王船山思想对湖南近代三大人才群体的影响

自湘军兴起后,近代湖湘人才荟萃,以群体优势而言,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致形成了三大群体。即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人才群,以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人才群,以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人才群。他们都较多受中国古代优秀思想家的影响,受湖湘文化的薰陶,都在中国近代风云变幻的大舞台上历经磨难。纵观这三大群体接受前人思想精华,开创事业的历程,古代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王夫之的影响不可小觑。一1840年,湖南新化人邓显鹤主持校刻《船山遗书》于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收录经部著作18种,计150卷。由于印数不多,邓刻《船山遗书》流传不广,但…     

生活的政治:传媒消费主义对当代政治生活的影响

传媒消费主义在日常生活领域影响着当代政治生活.迥异于传统语境中媒介的政治功能,商业媒介是生活政治形成和表达的主要中介,继网络媒介之后第五媒体手机的短信功能也渐渐成为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它有建设性地促进了公共空间的复兴和拓展以及民主化的进程,成为革新中的政治传播体系中不可忽视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