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叙事文学贡献之我见——兼论中西叙事文学比较

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极度繁荣,遮蔽了人们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关注,同时,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向来被正统文人鄙弃而对其理论总结相对单薄,由此给人造成错觉,似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极不发达,难以与西方叙事文学相媲美。任何一个民族文学都是由官方文学与民间文学两部分构成,叙事文学的繁荣也与叙事理论的滞后不成正比。从总体看,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并不弱于西方古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叙事文学。     

"大一统"的政治国家观念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态

以经学为框架的政治思维方式是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崇圣尊经”成为国人不可移易的思维定势 ,“大一统”成为传统中国极其重要的政治国家观念。文学是民族心灵的结晶 ,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2 0世纪的中国 ,外族入侵 ,内部纷争 ,四分五裂 ,生灵涂炭。“大一统”的政治国家观念再次显示出强韧的生命活力 ,建立一个统一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现代中国最根本的问题 ,也是 2 0世纪中国文学所隐含的一条基本线索。高扬爱国主义 ,表达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文学呈现着“一体化”趋向。世纪末“一体化”逐渐解体变为多元共生的形态     

“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探析

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是晚清民国时期伴随现代中国的形成而逐渐生成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是其独特之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的生成与发展同时、同步、同向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这既是一种时代的选择,也是女性解放的内在要求。“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亟须正本清源,进行价值重估,其不仅是与女性解放的社会历程和文学实践相契合的历史产物,也带有鲜明的传统性别文化印记。女性文学研究中的“‘性别压抑’说”与西方身份政治思维有关,在身份政治愈来愈向激进化、极端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愈发显示出不可或缺的当代价值。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女性形象审美嬗变——从“德言容功”到“琴棋书画”

女性形象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叙事文学中理想女性的形象也一直随着人们审美态度和审美观念的转变而转变.大致以唐代为界,叙事文学中的女性审美主潮从偏重日常实用和道德教化的“德言容功”逐渐过渡到以“琴棋书画”为代表的对生活品位和艺术气质的追求.而这一过程也即社会审美思想嬗变的过程.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时代背景.文学功用、女性地位和文学创作主体与审美主体的变化.     

论美学的中国化历程——以朱光潜的两次美学论争为线索

自西方美学理论体系和知识谱系输入中国以来,美学就开启了其中国化历程。吕澂从“美的要求”出发,倡导建构一种“全体的美学”,为美学中国化定了基调。然而,“五四”反传统的时代文化心理和东西方在形而上学上的分歧,阻碍了其与中国传统哲学及审美经验的融通与结合,美学中国化一度陷入了困境。直到朱光潜“情思融会”说的提出和朱鲁之间“静穆美”之争的发生,美学在经历了从美学观念的接受到辩证思维的引进、再到与本土形而上学的接轨三个阶段后,才初步完成其中国化历程,并走上了理论阐释与创作的艺术展示交叉整合的发展道路。     

中国叙事学:逻辑起点和操作程式

本文对中国叙事文学传统进行了综合考察,指出:中国叙事文学基于圆形思维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与西方叙事文学在观念、结构、表现方式诸方面有许多不同;这种潜隐的圆形结构对应着中国人的审美理想,具有广泛丰富的适应性和包罗万象的生活涵容力。以这个动态的圆为逻辑起点,中国叙事文学或截取圆形运行的片断,或捕捉众圆的交叉点,为正文叙事提供丰富的参数叙事。阴阳两极是圆形结构运转和破毁的内在驱动力,它们的空间位置有相离相对、相接相间、相含相蕴、相聚相斥四种形式,为叙事操作输入对立、冲突、中和、转化的活力。同时,圆形结构和阴阳互动的方式,决定了中国叙事作品采取流动的视角,并具有流动多端和层面超越的特点。     

“新”文化与“新”青年：从《青年界》看193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

1930年代以《青年界》杂志为代表的文化启蒙力量通过阅读世界传播现代文化,以“新”文化而“新”青年,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其突出特征表现为：服务青年的平等意识,塑造青年的问题思维,开放融合的文学景观,成就青年的文学导向。返观1930年代文化语境,文化高压对启蒙空间的禁锢,对新文化启蒙的精神传承及“启蒙”与“救亡”主题的裂变成为造就时代文化启蒙图景的重要因素,也说明了“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在中国现代发展进程中的“一体两翼”关系。     

“物感”说与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反思

陈世骧“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出发,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自我个体的内心自白与倾诉的言说与解读。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以其主体性哲学为基础,认为情感的表达与抒发并不缘于心物感应的自然触发,而是主体的自我表现,这与建立在中国传统气类感应哲学基础之上的“物感”说有本质不同。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的言说与解读实际上是一种西方理论话语的预设及推演,造成对中国文学“感物兴发”的情感表达特点及传统的误解与误读,并有违中国文学史事实。这使其学说缺乏文学史实的有力支撑,而最终走向自身理论的瓦解。中国文学传统研究应该基于对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及文学史事实的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而不是仅仅从某种先在预设的西方理论话语做出推演,这是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及其“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问题与误区所在。联系中国传统的“物感”说,反思与检视陈世骧“抒情传统”论的问题得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正确理解与认识。     

中国的“三实”与西方的“三理”:一个总结性的回顾、反思与前瞻

中国传统和改革时期的基本思维方式可以用“三实”——实践、实用、实质来总结,与西方的“三理”——理性、理推、理想(类型)十分不同。“三实”是基于二元(或多元)互动与合一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主流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思维十分不同。当然,两者在历史中都显示过其偏颇的一面。当代中国曾经显示趋向平衡之外的极端,譬如,脱离实际和过度管控的“大跃进”,或与其相反的过度动乱的“文化大革命”。西方现代则在自由主义的同时,长期显示帝国主义侵略、资本主义无穷逐利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偏颇。中国未来的正确发展道路在稳定、平衡地推进由上而下的领导与由下而上的民众参与,也在继续吸纳必须的“三理”思维和其连带的机械化发展,以及自由主义和西方法律的个人权利观,借此追求超越中西二元对立,迈向综合中西优点的长远道路。     

“文学图像论”视野下的中国“诗画关系”学术史重估

“文学图像论”当属新世纪的“新学问”,就这项回应图像时代的课题而言,百年来的中国“诗画关系”研究,脉络清晰并且极具启发性。现代意义上的“诗画关系”问题域在20世纪20年代便初具规模,较之古代学术的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的文人雅趣。但是,由于脱离了文学现实,“诗画关系”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悄然演变为纯粹的文献考证与叠加。进一步研究表明,现代学人在与西学的对话中开创了“语-图”符号比较方法,由此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这一方法既能够切中当前“文学危机”之肯綮,同时又是“文学图像论”自身的学理逻辑使然。     

意象因袭与中国古代怀古文学主题

意象因袭是与中国古代文学怀古主题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和民族文学特征。意象因袭使抒情文学在题材、表现模式、情韵格调等方面都表现出崇古复古的倾向 ,中国文学史上“拟古”作品的大量出现和“复古”文艺思潮的屡次兴起便是一个明证。而复古的价值取向又诱使文学表现上自觉不自觉地拟古复古 ,并开始超越抒情文学领域而向叙事文学浸染。怀古主题所建构的创作与接受心理 ,伴随着小说的发展成熟 ,已多方面体现在小说创作上。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反懂”的讨论及其理论反思

“懂”是中国现代文学欣赏的基本方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于文学的“反懂”或“非懂”问题的讨论由李金发诗歌引发,进一步延及到小说,因而废名小说的“晦涩”成为讨论的焦点。1937年,《独立评论》关于“看不懂”的一组通信,主要是从理论上讨论“懂”与“反懂”或“非懂”的问题。而朱光潜、朱自清、沈从文等人关于“看不懂”的讨论对“懂”及其深层的理性主义文学观念构成了冲击,但并未从根本上怀疑和否定理性主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现了文学活动中广泛存在的“反懂”和“非懂”现象,并对其类型、原因等进行了各种角度的探讨与研究,但缺乏更深层的文学理念的追问。     

论中国文学中的"复仇"叙事

复仇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 ,在中国叙事文学中以复仇为取向的创作形成了具有某种恒久意义和特定价值的母题显现形态。本文将中国文学中的复仇母题叙事归纳整合为三种模式 ,在对其进行“悲剧性”的审美认证和文学史价值评析的基础上 ,还予以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发掘和阐释。     

存在与虚无:论新时期文学对政治理想主义的艺术解构

建国后三十年 (主要是前十七年 )的中国文学的艺术发展史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实际就是中国现代作家用纯粹政治感性和主观战斗精神 ,去创造光荣与梦想的心灵发展史。新时期文学在现代人文意识重新复苏之后 ,便以深刻的理性思维与强烈的批判精神 ,全面解构了这三十年文学的政治理想主义。新时期作家不仅“反思”了“左”的政治为现代中国人心灵所造成的巨大“伤痕” ,同时还将这种“反思”引入到了文化“寻根”的思想高度 ,进而艺术地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性。新时期文学正是以它莫大的叛逆勇气和悲剧意识 ,在“反省”与“解构”的艺术实践过程中 ,营造了中国现代文学新的历史辉煌     

杨逵——现代台湾的左翼文学旗手

文学虽然属于艺术与美学的范畴,却同政治关系密切。从谱系学角度来看,文学与政治互为表里关系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就中国而言,从《诗经》的“美刺”精神,孔子的“兴观群怨”,韩愈的“不平则呜”,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论”,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鲁迅倡导的“文学革命”,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均说明中国文学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传统;     

性别视角下的“中国风”原创绘本经典重述

“中国风”绘本作为原创绘本里异军突起的一支,因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及文学经典更为道地的理解与重述获得了童书消费者的较高认可度。在以重述经典见长的“中国风”绘本中,作为文本重要维度之一的性别书写,整体而言仍然沿袭了传统脚本、文类的性别话语惯习。但近五六年来,“中国风”绘本内部一种标志性的“创新”重述就体现在“性别”这一牵涉最广的身份分划及其叙事中。其主要表现为民间童话重述脚本中颇具“性别翻转”意味的、具有强力量的女性主导者新传奇的缔造,以及文人经典重述脚本中女性视角、呈现女性欲望故事的生发和“超性别/双性同体”文本的增多。这些变化为当代文学性别叙事和“中国经典”的重述拓展了新的思维和疆域,为性别平等叙事增添了新的可能。     

中国戏曲晚出探因

古希腊戏剧、古印度戏剧和中国戏曲同是世界上艺术成就最高、形式最完备的戏剧体式 ,但后者却比前两者晚出了一千多年。之所以如此 ,从外部原因来讲 ,是由于中国古代商业经济发展不充分、宗教观念淡薄 ;从文学自身来讲 ,则与中国社会重抒情文学轻叙事文学及由此形成的叙事文学不甚繁荣有关。中国古代神话的零碎、片断及过早地历史化、政治化 ,使其缺乏庞大的结构、完整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及具有一定力度的矛盾冲突 ,而这又正是叙事文学不发达的根本原因     

“三言”与《十日谈》叙述语式与语体比较

语式为文本由叙述方式的运用而构成的形态模式,“三言”的叙事法基本上是以一事为枢,串联多事,记人一生的“纪传体”,故事多曲折而且完整,体现着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传统;《十日谈》却没有承接西方叙事文学在史诗、戏剧、长篇小说形成的塑造性格的语式传统,大部分文本是只叙一事,不注重写人物的一生,叙述时间和故事发生时间都比较集中,篇幅不长。语言形式与语体变化的意义并不是只局限于语言学、文体学本身。它实际上更多地含带着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等观念方面的色彩。     

西方复仇文学对中国复仇文学的误读

西方传奇的复仇主题与中国小说的复仇主题,在价值取向上有所不同。中国复仇文学中不乏一种颇具“反讽”意味的表现倾向,西方复仇文学对这种故事有时会产生一种有价值的“误读”,甚至因此而进行一种“再创作”。     

中国现代幽默文学的前奏:“论语”派翻译研究

“论语”派以“幽默”“闲适”“性灵”为标杆,大力译介西方幽默文学,并吸取其精髓,创造性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建立中国现代幽默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翻译文学这个多元系统中,“论语”派翻译活动虽位处边缘,却自成一体,但其作用却远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今天看来,“论语”派译者中心的理论关怀,重视读者的实践诉求、理性对待异域文化的价值判断、挑战主流思想的批判勇气,以翻译推动中国文学发展的创新之举,无不对当今的译坛带来丰富的启迪.其自身际遇也提醒学人反思,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结合才是一个学者所追求的学术灵魂与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