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改革与中国社会主义必由之路

四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的发展经历了多次的曲折反复,最根本的就是社会主义农业应选择走一条什么道路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铲除农村封建的生产关系,使农民真正翻身作主人,党和政府立即着手实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从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开始的,到1956年10月底,多数省市实现了高级农业合作化,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但是,这项工作也有缺点和偏差,正如邓小平同志谈到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经验教训时说:“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是一点道理也没有。比如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化了。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     

试论我党开辟的适合中国特点的农业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

我国对生产资判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在一个工业落后、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里进行的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决定性环节。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农村和农业的状况如何,对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关系极大。新中国成立后,我党领导广大农民首先实行土地改革,紧接着就发展互助合作化运动,把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作为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对小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到一九五六年。我国五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胜利地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创造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毛泽东的“三农”思想及其对“人民公社”失误的纠正

农业、农村、农民是毛泽东一生关注的大事。土地改革完成后,如何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党内有两种意见,一是先机械化,后合作化;另一种是先合作化,后机械化,毛泽东主张后一种意见。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后,毛泽东阐述农业的基础地位,是为阐明农业轻重的关系;并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迅速掀起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高潮。他在农业合作化后不断变更所有制,造成“人民公社”的失误,但也是他较早发现失误并提出：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收入应有差别,要遵循价值法则,坚持按劳分配;要总结教训,寻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     

中国农民收入变化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建设现代农业 ,繁荣农村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这是立足我国国情和农村实际作出的一个重大判断。在我国绝大多数群众稳定地解决温饱 ,进入小康以后 ,今后10 - 2 0年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成这一伟大任务 ,“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突破口。解决“三农”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 ,使农民过上富裕的生活。     

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选择的历史与方向——基于产权的视角

农地政策历来是农村变革的关键,其要义在于产权。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农地产权政策先后经历农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制三个阶段,整体呈现出有制度均衡到非均衡的变迁过程。我党现行农地产权政策关系到国之根本且具有其基本合理性,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健全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一政策所固有的所有权主体虚置、使用权不稳、收益权受限和处置权残缺等缺陷也逐渐暴露激化,给我国农业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显示出亟待改革之势。论文通过对1949年以来我党农地产权政策的变迁考察并结合其现状分析,认为我党农地产权政策选择的方向应是农地“国家终极所有,农民永久使用”这样一种政策安排。     

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起步、理论蕴含和现实启示---兼论乡村振兴中的产权改革问题*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起步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束缚了农民的主体性，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农村改革成功起步蕴含着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理论，对深化农村改革乃至整个中国改革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根本条件；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根本措施在于落实和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确立农民主体地位的根本在于确立农民产权主体地位，农业生产资料产权清晰化的实质就是落实农民产权主体地位；要根据不同历史条件创造落实农民产权主体地位的不同形式，“三权分置”改革可以实现产权清晰化、农民主体地位、公有制三者的统一，有利于促进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建     

对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力主趁热打铁搞农业合作化思想动机的探讨

建国后不久，随着我国农村土地改革工作在部分地区的完成，毛泽东提出必须趁热打铁搞合作化，这就改变了他在建国前对我国农业所作的在相当长时期内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基本主张。毛泽东的这一变化有着深刻的个人思想动机．总体说来，他之所以力主在土地改革完成后立即搞合作化，主要是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考虑：（一）农业如果不搞合作化则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二）农业如果不搞合作化就无法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三）农业如果不搞合作化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可能；（四）农业如果不搞合作化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的原因思考

农村改革存在的路径是扩大农民自主权。从经济社会系统理论的角度看 ,“扩大自主权”这一基层进化的经验经由系统的作用而使系统转换具有路径依赖性 ,并以路径效应———政府与农民的互动———拓展积聚了由农民个体自主权扩增而达致的农村社会整体发展效应。现实地看 ,这一路径必将成为实现农村、农业、农民现代化最动态的增效源泉     

中国农民市场机会 70 年:回顾与反思

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农村发展战略的实践可以发现,由国家政治约束所决定的农民市场机会多寡和由农民个体能力与资源约束所决定的农民市场机会可自主利用程度是制约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性因素。 从农民市场机会利用角度看,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农民的市场机会经历了“市场机会关闭”“市场机会自发识别与普遍利用”和“市场机会难以识别与精英利用”等三个阶段。 未来适应推进乡村振兴之需要,应通过政策调整和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创新引导农业农村发展走向“市场机会创造与促进普遍与有效利用并重”阶段,致力于让更多的农民有效地利用市场机会。     

论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组织化问题

新农村建设的主旨已经获得公认,但对新农村建设的意蕴则存在着三种不一样的理解.文章认为,应当视农村和9亿农民为中国解现代化的基础、获得新发展的稳定器和蓄水池,现阶段新农村建设的主线应该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从当前情况来看,通过经济合作组织、农民维权组织来解决农民合作化面临的诸多问题,通过传统民间组织、社会文化组织来实现农民合作化,相较而言思路可行但需谨慎.唯有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的自我价值才能得到提升,农村的离散性才能得到改变.     

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从解放初期到人民公社化运动

解放初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体现了上层的国家主张和下层农民实践的相互博弈.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通过划乡建政、民主建政及土地改革运动构建了乡村基层政权,是为农村社会管理的新起点;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参与合作化和集体化由最初的自愿被不断强化的社会动员和强制所取代,农村社会管理模式建构也发生了由村民作主向政党代民作主的转向;“大跃进”中催生的人民公社标志着高度集中的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形成.总之,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一步步地将外在于政治的广大农民整合到国家政权体系之中,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家对乡村社会真正而有效的控制.     

农村公地产权制度的结构性脱耦与重构——基于赣南G村的案例分析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建构,是结构化场域中的行动者通过策略化行动达到动态性均衡的过程。通过对G村公地纠纷的案例分析发现,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村公地产权制度经历了从“合约型产权”向“利己型产权”的结构性转换。在“合约型产权”的实践阶段,村落公地纠纷依托村落传统规范及村落成员权的界定得到化解,村落公地总体上处于“祖业权”范畴内。而在“利己型产权”的实践阶段,村民通过在不同的场域对不同产权规则有选择的挪用,村落公地产权的界定需依托“强力占有”的原则。由于农民土地产权认知在“道德理性”与“经济理性”的场域中徘徊,村落公地产权的界定陷入合法性紊乱的悖论,导致了农村公地产权制度的结构性脱耦。在当前农村土地产权的改革实践中,需要合理界定不同土地产权的属性,进而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重建农村公地产权制度的共识。     

我国农村改革历史阶段划分问题的探讨

中国官方习惯用价值判断的直线式描述法,把农村改革发展进程概括为“三个阶段”或“三步走”,尚不足以全面客观地反映这一复杂、曲折、且多变的真实过程。本文带着“问题意识”和“从下往上看”的立体式多维视角,把我国近30年来的农村改革历程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从1978年到1988年,是农村改革的起步阶段,出现了第一个“黄金发展期”;从1988年到1998年,是农村改革的停滞阶段,出现了“三农综合症”高发期;从1998年10月至今,是农村改革快速推进的阶段,出现了第二个“黄金发展期”。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业经济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善和发展

一、联产承包制的历史必然性 土地改革以后,党及时通过农业合作化,把农民个体经济改造成为合作经济,实现了从土地私制到公有的深刻变革,引导亿万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 但是,由于合作经济刚刚建立,缺乏经验,高级社以及后来的生产队,相当程度上都沿用苏联集体农庄制度,其基本特征是,集体劳动、统一经营和评工记分分配,使得农业集中过多,统的太死,搞平均主义。造成“瞎指挥”、“一窝蜂”和“大锅饭”的弊病。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集中劳动和工分制不符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农民的积极性受到压抑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延缓了从自给性、半自给性的传统农业,转向商业性,社会化的现代农业的历史进程。     

产权认知视角下的农民“反行为”分析——以河东村为个案

通过对河东村农民偷盗铁矿石等行为的调查发现,农民“反行为”虽与逐利动机和厂民关系恶化不无关系,但其背后却潜藏着一套地方性的社会文化逻辑。尽管农民并未拒斥国家法,但其产权认知与法定产权存在一定矛盾,体现了农民生活世界中的“理法冲突”。因此,农民的“反行为”从形式法角度来看是违法的,在农民眼中却具有合理性。产权认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民生活世界的特征,是促成“反行为”的重要社会诱因之一。因此,乡镇企业发展及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应更加重视农民的社会认知因素。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三权”关系、政策内涵及实现路径

宅基地“三权分置”是新时代中国农村改革的又一重大制度创新,也是宅基地制度改革理论和政策的重大创新与突破,其内涵丰富。基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宅基地产权变迁的回顾,分析了宅基地“三权分置”下的权利关系,构建了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基本框架,对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内涵进行阐释。从政策本质上看,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旨在重塑集体所有制下的宅基地产权结构和权利体系,以完善和丰富宅基地权能,实现多元主体共享宅基地产权。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实现路径包括: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完善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权权能;重塑宅基地产权结构,保障农户享有更完整的宅基地权利;推进社会主体共享宅基地使用权,促进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     

产权理论历史发展、两种研究定位及对《产权分析的两种范式》之质疑

产权理论历史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所有权具有宏观和微观双向研究性：从宏观 上研究即形成所有制理论；从微观上研究即定位为产权理论。现代产权经济学研究的产权， 是体现现代所有权变革的崭新概念，即所有权的结构组合形式范围。西方产权经济学的实质 ，是要抓住制度与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好产权制度安排，达到产权效率支配状态最优。 马克思所有制理论和西方产权经济学，作为相连的两个阶段，具有不同的研究定位，形成不 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重点，表现出很大的互补性。《产权分析的两种范式》一文把这二者“ 对立”起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对西方产权经济学及其在中国改革中的作用，应进行实事求 是地评价。　　本文是作者承担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机制问题研究”的一个阶段成果 。     

权力、退出与农民负担问题

本文认为,农民负担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有关部门和基层组织权力的滥用,而这又因为农民对于基层组织“退出权”的丧失和对于农民的管制过多。因此,要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就必须赋予农民“退出权”,以制约基层组织权力的滥用。同时有关部门要放松对农民和农村各种不必要的管制,实现某些权力的“退出”。这样,不仅可以有助于解决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而且可以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又一次飞跃。     

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建立为农业服务的地方工业体系

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建立为农业服务的地方工业体系,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农业根本出路的大问题。根据毛主席关于“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426页),以及“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等指示,我国发展农业的根本路线是:在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以后,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在     

农村宅基地产权法律表达的70 年变迁(1949—2019)

受苏联宪法影响,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次引入“生活资料/ 生产资料”概念。 在法律层面上,农民房屋从公民私有财产被改造为生活资料。 1962 年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则把性质上属于生活资料的农村宅基地归入生产资料,变成了集体所有、农民使用。 通过房屋“生活资料化”和宅基地“生产资料化”,农民原先的宅基地所有权被弱化为一个事实上的居住权。 改革开放以来,在立法上恢复了房屋的财产本质,确认并通过改革不断实现宅基地使用权的用益物权性质。 宅基地的财产属性逐渐得到恢复。 70 年宅基地产权法律表达变迁的历史说明,应在坚持集体所有前提下不断推进宅基地财产化,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性权利,这是真正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