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人权的国际保护对国家主权原则的冲击

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调整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也在不断演进。历来被认为是整个国际法理论体系所依据基础的“国家主权原则”也受到了多方面的尤其是来自“人权的国际保护理论”的冲击。     

论人权国际保护之界限——以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为视角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权的国际属性日益突现,西方一些学者便以"人权国际保护"为借口主张"主权过时论"、"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进行"人道主义干涉"。本文从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之间复杂的双重悖论入手,逐步分析两者的关系即人权的国际保护和尊重国家主权应当受到各国及国际社会的同等对待,最后针对人权国际保护的界限提出启动人权国际保护的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     

论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原则之关系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 ,人权的国际保护已成为国际法的一个新领域。因此 ,在国际法中也应贯彻国家主权原则。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原则之间的关系在国际上一直是个争议颇大的问题 ,至今仍未能有一致的看法。本文即是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当前我国面临的问题所作的一个初步探讨     

略论国家主权原则与人权的国际保护之间的关系

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原则之间的关系在国际上一直是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至今未能有一致的看法。“人权至上”的绝对人权论和强调“主权之上”的绝对主权论,都难免失之片面,国际人权保护与国家主权之间应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本文是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一个初步探讨。     

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国内保护关系辨析

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国内保护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颇具争论。实际上 ,人权不仅具有国内性质 ,而且具有国际性质 ,因此需要通过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渠道来加以保护。人权的国内保护和国际保护是相互制约和相互配合的 ,任何试图割裂二者关系的做法都可能损害国际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国家的主权。正确认识二者的辨证关系 ,有助于积极承担国际人权条约义务 ,对人权实施有效的保护 ,促进国内民主法制建设 ;同时也有助于坚持国家主权原则 ,反对一切霸权主义     

现代国际法上人权保护与国家主权的冲突及解决

现代法律体制下,人权既是国内法调整的对象也是国际法的一个重要调整领域,基于国际社会的主权性和人权问题的敏感性,在现代国际法上人权与主权冲突不断.主要体现在国际法若干基本原则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冲突.而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也是改善国际关系推动国际人权法的必然要求.     

论保护责任对国家主权的影响

保护的责任是国家保护本国公民的责任,当国家不愿或无力保护本国公民免遭伤害时,国际社会有权干预。保护责任源于冷战结束后集体安全从＂保护国家安全＂转向＂保护国家和公民并重＂所面临的挑战。自2001年干预与国家主权委员会正式提出保护的责任这一概念以来,经2003年名人小组的部分肯定以及2005年秘书长的报告和世界首脑会议的进一步规范,保护的责任已经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项重要政策规范。保护的责任包含了国家保护责任和国际保护责任两方面内容。该理论说明了国家主权不仅是国家对其公民的一种权力,更是一种保护其公民基本人权的义务与责任,这是对传统主权概念的新发展,对国家主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索沃的人权问题

美国为首的北约以维护人权为借口,悍然对南联盟发动野蛮轰炸,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人权保护的基本准则,造成了新的人权问题。本文以联合国有关人权保护的公约、决议为准则,探讨科索沃存在的人权问题。     

人权与主权视角下的人权保护动态

人权与主权关系理论在不断演变,从开始的"主权高于人权论"转变为"人权高于主权论",再发展至"人权和主权平等保护论",都对人权的保护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权保护也逐渐由单一的国内保护上升为复合的国内和国际双重保护.中国在坚持"人权与主权平等保护"的理论基础上,实施人权双重保护制度,并积极进行完善,从而促进人权国内保护和国际保护的协调发展和良好运行.     

人权与主权视角下的人权保护动态

人权与主权关系理论在不断演变，从开始的“主权高于人权论”转变为“人权高于主权论”，再发展至“人权和主权平等保护论”，都对人权的保护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权保护也逐渐由单一的国内保护上升为复合的国内和国际双重保护。中国在坚持“人权与主权平等保护”的理论基础上，实施人权双重保护制度，并积极进行完善，从而促进人权国内保护和国际保护的协调发展和良好运行。     

人权与民主关系辨析

人权与民主的关系应当在人权的实践中得到理解。民主作为权利的实体,民主与人权表现为一种结构性关系;作为权利的筹划或运作方式,民主与人权表现为一种功能性关系。由于人权的普遍道义诉求和具体落实要求之间的差别和矛盾,人权实践的具体化策略十分重要地关系到民主过程。因为这个过程蕴含着人的主体性自我实现的巨大张力,并体现在人权实践诸环节之中。只有以民主的方式处置和调适这种张力,我们才可能申言现代社会的人权实践的基本规律。     

主权原则与人权的国际保护

人权的发展和演变已经使得今天的人权观念认为 ,人权具有国际性 ,人权受国际法的保护 ,人权原则也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威斯伐利亚主权传统认为主权是最高的权威 ,主权分为对外的独立权和对内的最高权 ,但今天这一观点已经有所发展 ,主权不仅可分为对外的独立权和对内的最高权利 ,还可以加上两个角度 ,即国际法主权和互相尊重主权。主权原则和人权的国际保护之间是对立统一的 ,人权及其保护 ,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范围。一个国家和人民对内没有权威 ,对外不能独立 ,就不可能真正地享有人权和人权保护     

国际人权公约的法律监督

从有政治和道义价值的人权宣言在条件成熟时发展为有法律约束力的人权公约 ,对促进国际人权合作有积极意义。公约的法律监督以审评缔约国关于本国人权状况的报告为主 ,形成一套机制和操作程序 ,强调专家监督机构与缔约国间的对话。这与借人权之名搞政治对抗 ,是不同的。公约体制的实施是国际监督和尊重国家主权间取得某种平衡的过程     

论国际人权宪章对基本人权的国际保护

国际人权宪章是国际人权保护体系中最基本的人权文件,是现代国际人权法的核心.国际人权宪章既确认了基本人权,也确立了相关人权保护机构和制度.根据国际人权宪章设立的基本人权保护之执行机构主要是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国际人权宪章确立的基本人权保护制度主要包括个人申诉制度、国家指控制度、国家报告制度.     

论人权的国际保护

二战以后,随着国际人权法的逐步确立,人权的国际保护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同时,人权国际保护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为了保证人权国际保护的实施,它不仅要求国际社会普遍合作,从国际层面上采取一定的措施实现对人权的国际保护,同时也要求缔约国从国内层面上通过履行条约义务保证人权的实施.     

少数民族权利是人权国际保护的重要内容

少数民族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是国际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历史上，国际人权保护始于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现代国际法中，虽然没有专门的条约规定，但在国际人权法中都规定了国家负有保护本国少数民族权利的义务。对少数民族权利实行国际保护，一是保护少数民族的平等权，二是保护少数民族的发展权，这既是世界人权保护的要求，也是少数民族的愿望。同时，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离不开国家主权，国家主权是具体实现少数民族权利的基础和保障。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中国政府在保护少数民族权利方面一贯采取积极态度，实行国际合作，履行国际义务，为此作出很大贡献。中国政府将继续努力，促进少数民族平等权和发展权的完全实现。     

论邓小平国家主权思想的基本特征

邓小平国家主权思想的基本特征可归纳为四个统一:(1)国家主权与人权相统一;(2)主权原则的坚定性与斗争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3)尊重本国主权和尊重别国主权相统一;(4)主权维护与增强国家实力相统一。邓小平国家主权思想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又根据变化的实际情况对前人的理论进行创新,这其中既体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又洋溢着鲜明的民族精神和强烈的时代特色,蕴涵了丰富的辩证思维。     

当代国际法与国家主权

与传统国际法相比，现代国际法确认和维护国家主权，包括确认和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政治经济文化主权、主权管辖和主权豁免等。现代国际法也约束和限制国家主权，否定绝对主权，国家主权必须接受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约束和限制。国际法与国家主权将互相制约、长期共存，国际社会必须在妥为顾及国家主权的情形下建立国际法律秩序。     

强迫失踪问题与国际社会的人权保护责任

强迫失踪或非志愿失踪是一种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根据既有的人权国际保护的规范与机制,以及保护的责任的国际新观念和原则,国际社会应当承担和履行保护国内人民免遭强迫失踪的国际责任。为开展和推进强迫失踪问题上的人权国际保护,国际社会逐步确立和发展了专题性的人权保护机制,这些机制界定了国际社会承担履行人权保护责任的基本内容、职能权限、程序和方法等。但是,专题性的人权保护机制在职能权限、介入程度以及适用范围等依然存在着局限性,其实际运作也尚未得到主权国家的充分认同与合作。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将保护的责任所蕴含的总体性的原则观念和框架义务作为新的原则指导和动力,不断地完善与强化专题性的人权保护机制,并且充分地发展和运用其他各种国际人权保护机制和力量。     

人权与法治关系辨析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人权与法治的关系是有关人权实现和发展的重要实践问题。人权与法治在基本理念上具有契合一致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权的法治化运作的契合,而是存在着各自内在矛盾或悖论。当现代法治在传统秩序之治基础上凸显人权之治时,这种内在矛盾就伴随着强烈的人权诉求,越来越聚焦于法治的具体实践环节上,从而转为人权与法治之间的现实冲突。人权与法治的冲突十分需要把控其中权力这个强有力的中介,通过引入人权治理机制以实践的力量来处置、协调和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