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的腐败容忍度:实证研究及启示——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民众腐败容忍度的差异,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反腐败斗争具有深刻影响。这种差异,可以通过民众对待腐败的态度和反对腐败的行动两个方面来衡量。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相关数据,为测量不同国家和地区民众对待腐败的态度和反对腐败的行动提供了实证支持。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与透明国际的全球清廉指数的相关性分析显示,民众对待腐败的态度和反对腐败的行动分别与腐败现象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度,其中民众对待腐败的态度与腐败严重程度弱相关,民众反对腐败的行动与腐败严重程度强相关。对民众腐败容忍度的实证研究表明,降低民众的腐败容忍度是有效治理腐败的基本条件,而激发民众积极采取反对腐败的行动更是有效治理腐败的关键要素。     

集体腐败：特点、生成模式与治理路径

集体腐败是多名腐败成员结成同盟、共同腐败的现象,是当前中国腐败发生的典型特征之一,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生态具有极强的破坏力。通过对131个集体腐败案例的实证分析,围绕腐败环节、涉案领域和腐败潜伏期等对集体腐败的特点和变化进行研究,并从理论层面提出集体腐败的生成扩散模式,进而围绕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惩治腐败提出对策建议。     

政治腐败的根源研究

腐败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历史性的难题,它正在或已经渗入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腐败的根源,正如腐败的产生,是极其复杂的。以往我们在解释腐败的原因时,都归结为两方面,一是剥削阶级的影响,二是制度尚未完善。但是,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和对腐败现象的深入研究,关于腐败成因的主要理论观点也越来越多,权力寻租、权力失监和现代化都会导致腐败,价值失范、道德约束乏力和强国家弱公民社会也会造成腐败,薪俸过低容易导致腐败在国际上已经成为共识,历史因素和外来因素可以诱发腐败,德治思想和清官崇拜意识导致腐败,腐败成本过低也是导致腐败的根源。     

寻租和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寻租是腐败的内生变量。寻租具有路径依赖性 ,腐败具有路径依赖性 ,寻租和腐败之间的联系也具有路径依赖性 ;路径依赖不仅强化了寻租和腐败本身 ,而且强化了寻租和腐败之间的联系。因此 ,打破寻租、腐败、寻租与腐败之间的路径依赖 ,必须彻底转变政府职能 ,最大可能地减少政府管制 ,实现政治民主和依法治国     

惩治腐败的定量化研究

如何通过惩治手段使腐败决策者理性地放弃腐败 ,是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分析了风险中立型的决策者的腐败决策过程 ,认为提高腐败查处概率和增加腐败遭惩罚所带来的损失 (以下简称腐败惩罚损失 ) ,可以有效地制约其腐败行为选择。当提高腐败查处概率到 0 .5以上时 ,高薪才能养廉 ,同样条件下 ,无论腐败租金金额多大 ,也会失去诱发腐败的效力。腐败惩罚损失的大小是根据腐败租金来设定的。当腐败租金增大时 ,加大腐败惩罚损失使之超过前者的增加速度 ,或在前者不变时提高后者 ,能够起到制约决策者腐败的作用。     

论教育腐败的成因与治理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界定教育腐败,并着重分析教育腐败产生的原因。我国教育供求矛盾尖锐和教育投入不足是教育腐败产生的客观背景和现实原因;教育腐败的查处概率和私人成本过低是个体选择腐败的重要因素;公共权力运行失范,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是导致教育腐败行为发生的关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教育腐败的对策。     

腐败的经济学剖析

腐败的实质是公务人员(腐败的需求方)和社会其他人(腐败的供给方)串谋违反法规和职责以侵占经济租金。在封闭经济中,腐败在严格假定下对社会经济效率无影响,仅产生转移效应和再分配效应;腐败有很强的负外部性;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腐败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导致部分社会福利水平上升,这是腐败活动对“恶法”冲击的结果。在开放经济中,腐败直接降低经济效率和减少社会净福利,甚至引发社会动乱。     

浅探新时期防治腐败机制的构建

基于新时期国内外长期反腐斗争的实践和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构建“三不”防治腐败的机制：加强新时期防治腐败的法律和制度建设，构建使广大干部不能腐败的机制；提高公务员的待遇同时加大惩处腐败的力度．构建使广大干部不愿腐败的机制；强化防治腐败教育，净化社会环境，构建使广大干部不想腐败的机制。     

预防集体腐败:基于复杂系统的涌现理论分析

近年来,集体腐败逐渐成为我国腐败的重要发展趋势,在腐败案件中占到了绝对比重。通过分析集体腐败的形成机理,运用复杂系统涌现性理论对集体腐败的涌现现象进行研究,分析集体腐败涌现过程的实现,揭示集体腐败涌现的"新质",可以更好地认识集体腐败的形成和发展规律,进而为提出治理集体腐败的公共政策建议提供一个新的理论研究视角。     

立法禁止“理解腐败”言论的法理解析

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任何东西的危害都没有"腐败合理论"危害大。与腐败本身相比,"腐败合理论"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腐败,是腐败从物质向精神层面的扩展。"腐败合理论"表明,腐败的现象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物质腐败和经济上的掠夺,而且还要为之寻求精神和道义的支持,这是腐败现象对人类良知和人民主权的公然挑战。国家必须通过立法对"理解腐败"的言论加以禁止,通过反腐败确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威,巩固民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进一步推进中国民主法治建设。     

腐败行为的经济诱因研究

本文基于腐败的经济学涵义,从经济人假设和权利基础两方面剖析了腐败产生的必要诱因(潜在可能性因素);通过对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阐释了腐败产生的充分诱因。基于腐败的诱因,提出了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建议。     

腐败根源深层次因素的寻找——重在从人的本能视角观之

随着我国反腐斗争的逐步深入,学界对腐败原因探讨较多,而对腐败根源研究甚少.殊不知,腐败根源不仅是滋生腐败的一个深层次因素,更是深入研究和全面认识腐败的极其重要方面.故本文试图从人之本能视角全面揭示和深入探讨腐败产生的根源性因素,以期能对腐败的顽固性有一个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和遏制腐败提供新的思路.     

智能算法应用下腐败治理的变革、价值隐忧与效果提升路径

受物理空间和科层等级等的限制,传统腐败治理的信息共享和服务联动效应不足,从而导致腐败治理效果不彰,而智能算法能够有效突破物理空间和科层等级限制,提升腐败治理的技术水平,智能治理成为新时代腐败治理的新路向。智能算法在腐败治理中的应用引发了诸如推动腐败治理资源的整合、促进腐败治理能力的提升、强化腐败治理的治理体系建构以及扩展腐败治理的伦理边界等变革。但受智能算法运行逻辑和算法规则的影响,智能算法在腐败治理中的应用也带来了诸如技术权力的专制化、运行规则的功利化、责任界定的模糊化以及个体隐私的透明化等价值隐忧,需要通过规制算法权力运行、强化算法德性伦理、规范算法权责分配以及消解个体隐私透明风险等路径来提升腐败治理中的技术治理效果,以增强腐败治理效能。     

论江泽民关于从制度上反对腐败的思想

腐败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现象。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腐败。如何反对腐败江泽民同志对此作出了许多论述,其中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制度创新上治理腐败的思想十分精辟,值得我们深刻领会。制度设立的民主性是防止腐败的基础,规范化、系统化的法律制度是防止腐败的根本措施和重要条件,而制度创新则是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关键。     

关于税收腐败有关问题的研究

税收管理部门的腐败在许多国家是根深蒂固的 ,并且与其他腐败形式相互依存 ,其经济危害、政治危害巨大。本文从税收腐败产生的原因和危害入手 ,探讨了税收腐败形成的若干途径和经济分析 ,并对于如何防范和治理税收腐败提出了若干建议     

重视反腐败中的类比效应

在腐败和反腐败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类比效应。这种效应是指人们在判断自己行为是非时,不是根据法律、纪律、道德规范,而是类比其他部门、单位是否同样存在,后果如何?从而决定自己行为的取舍。这种类比效应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因为腐败被暴露和受到惩罚的概率大小同腐败的风险成正比,而腐败的风险反映腐败行为成本和非法利益的关系。腐败被暴露和受到惩罚的概率越大,腐败的风险就越高,当腐败的成本高于通过腐败手段谋取的利益,腐败分子得不偿失时,就会产生一种抑制腐败的类比效应。反之,腐败被暴露和受到惩罚的概率越小,腐败的风险就越…     

论腐败成本

本文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等综合性学科,从多角度、多视野来认识腐败产生的动因,通过对"腐败成本"深入的探讨,对腐败成本和腐败利润作了分析、揭示和总结,从利益比较中对我国腐败成因提出了新见解.针对目前我国腐败高发多发现象,文章指出,必须建立起有效的反腐败利益机制,提高腐败成本,完善党纪国法,加大惩处力度,真正实现反腐败的标本兼治.     

亚文化视域下“腐败文化”治理透视

腐败顽疾屡治不止,激发了人们对腐败现象何以发生的多维探讨。其中,“腐败文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与深思。作为一种亚文化,“腐败文化”通过歪曲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与主文化进行对抗、侵占主文化的思想阵地以及加速腐败思想在腐败群体内部的“传染”等方式,影响腐败行为的生成。进一步来讲,“腐败文化”是传统文化“价值异变”的产物,借助腐败话语等信息符号加速腐败思想在腐败群体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传播扩散,以达到不断蚕食和破坏廉洁主文化的目的,最终引发人们对腐败的态度发生变化,促成腐败动机的生成,并催生腐败行为的实现。基于此,“腐败文化”的治理成为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从腐败观念、腐败话语与腐败行为等多维度来优化“腐败文化”的防治路径,通过清除“贪”“奢”“惰”等腐败观念,整肃腐败“显话语”与“隐话语”,以及从严整治潜规则等措施,将清廉价值观念的形塑与反腐制度机制相结合,从而实现对“腐败文化”的有效治理。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腐败演变实证分析

利用发生于1990 ～ 2012年间的849个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腐败案件信息,分析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腐败的主要特征和演变规律.结果显示,2000年以前,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腐败的规模较小;2000年以后腐败规模开始扩大;2006年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出现新一轮腐败高潮.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腐败活动内容的研究表明,“涉地”项目和“三农”项目中的腐败活动较为严重;我国农村改革各阶段不同的制度安排客观上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腐败活动提供了不同的物质基础,腐败内容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此外,农村基层组织人员集体腐败突出,且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增多、加深趋势.     

论“法人腐败”的性质和特征

所谓“法人腐败”,是指具有民事权利主体资格的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合法社会组织及其成员 ,为了谋取法人 (单位和部门 )利益 ,在法人意志支配下 ,并以法人组织的名义所组织实施的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违纪、违法、犯罪行为和其他腐败行为。法人腐败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腐败”和“群体腐败”现象 ,它具有“团体性”、“组织性”、“合法性和欺骗性”、“行业性和普遍性”、“权力性和职务性”等特点。法人腐败是一种深层次的腐败现象 ,是一种“系统腐败”、“体系腐败”和“结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