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主权民族在“族裔同质国家”的构建

主权民族就是"享有国家主权的民族",与"国族"、"政治民族"等概念具有相同的外延和内涵,只是侧重点不同。"族裔同质国家"构建主权民族有"国族一体式构建"、"代表式构建"和"共同创设式构建"三种方式。     

“民族牌”背后的理论透析

民族与国家的复杂关系决定了民族问题是影响当今世界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的重要筹码.制造和激化民族问题,在国家事务和国际关系中打"民族牌"悄然成为了一些国家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偏爱手段,脆弱性理论、现实主义理论、民族纽带和族群政治竞争理论解析了"民族牌"功用的产生规律,了解这些理论无疑能够有助于深刻理解"民族牌"的目的和本质.     

“失败国家”与民族冲突

"失败国家"是个敏感的西方政治术语,指代运营困窘惨淡的国家。"失败国家"常伴有民族冲突滋生。"失败国家"与民族冲突之间的内在逻辑表现为统和权威乏力与族际政治动荡相伴、资源匮乏引致族际争夺、认同差异导致族际关系断裂。"失败国家"难以抑制民族冲突,民族冲突发过来又常常导致国家更加失败。     

民族认同的宪法表述

民族认同是一个结构性的概念,表现为个人的归属感以及群体文化结构和集体记忆的延续。在族裔同质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融合,在宪法上体现为人民主权条款。在族裔异质国家,民族认同区分为主权民族认同和族群认同两个层次,前者在宪法上体现为人民主权与主权民族自决权的统一,成为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后者在宪法上表现为对少数民族主体性的尊重和特殊性的保护。在我国,主权民族认同和族群认同并行存在,并且主权民族认同度高于国家认同,因此有必要在《宪法》中采用"中华民族"的表述。     

不被“整合”的向心力——民族走廊“国家化”研究

传统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整合性主要表现为:地区组织与国家制度、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成为相互交织渗透的一体两面.然而,民族走廊的历史进程及空间结构显然并未沿着一种预期的整合模式,中原王朝推行的羁縻统治、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等重大制度和事件,在“内地化”或者“汉化”模式下展开,以期经历这些制度与事件,作为“异域”的民族走廊,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华夏的“中国”.此类想法显然过于简单,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民族走廊历史上存在多个有自己文字、礼仪与政治架构的王权及部落,中原王朝的户籍制度、礼仪规范等国家统治与社会整合方式对其影响较小,它们保持着不易改变的风习.然而,异质性较强的走廊文化并未影响到它千百年来形成的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历史上,边远民族跨越万水千山阻隔表达慕义归化之情;在对外关系中,民族走廊的“国际”走廊属性是促成中华民族内部大认同的最根本的外部因素;此外,少数民族意识中民族间同源异流的观念,及其创世史诗中中华各民族同根共祖意识,汇聚成一股强大动力,使得民族走廊在历史发展中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并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     

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文化化”:“新思路”还是“老套路”?——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之三

民族问题具有多重属性,既表现为经济问题,也表现为政治问题,还表现为文化问题等,是一个综合性问题,不可能把它人为地“政治化”或“文化化”.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指向是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目标是不承认民族身份、目的是建立(单一)民族国家,其实质,就是要“去”中国共产党成功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整套理论和政策.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的民族政治学考察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在学界引发了广泛争议,如何正确认识"第二代民族政策"说,并对其存在的问题展开深入剖析,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从国家政治合法性、国家形态的民族政治体系以及国家如何解决民族问题入手对"第二代民族政策"存在的问题展开了初步阐述,以此正本清源。     

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评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与"文化化"

一种包容多元、融汇一体的族际关系,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得以顺利构建的基本前提.族际关系的和谐首先来自于制度安排是否适合国情,其次来自于针对少数民族权利保障和特别优惠的政策、措施是否有效.尽管学术视角有所不同,但民族理论和政治学都将民族问题视为一个建构于民族利益之上的政治事项.试图将民族问题"非政治化"、"去政治化"和"文化化"显然是缘木求鱼.本文从构建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制度与政策层面入手,分别研究了多民族国家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制度架构和政策路径,同时对一些学者关于"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关系的静动态模式分析

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为多民族国家,在民族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如何认识和处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不完全重合,无疑已成为民族理论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话题。任何事物都是静止和运动的辩证统一。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中,可以从静止和运动两种维度分析。因此,两者的关系难以用"和谐"或"冲突"来概括。两者的整合,也难以用"同质"或"多元"来进行一刀切式地处理。建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和谐模式需要柔性地处理两者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因素,同时还应更加注重少数民族的立场,增加对少数民族的人文关怀。     

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关系的静动态模式分析

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为多民族国家,在民族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如何认识和处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不完全重合,无疑已成为民族理论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话题。任何事物都是静止和运动的辩证统一。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中,可以从静止和运动两种维度分析。因此,两者的关系难以用"和谐"或"冲突"来概括。两者的整合,也难以用"同质"或"多元"来进行一刀切式地处理。建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和谐模式需要柔性地处理两者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因素,同时还应更加注重少数民族的立场,增加对少数民族的人文关怀。     

“民族文化自治”视域中的“民族-国家”批判及其意义

当前"民族-国家"理论正在成为某些国家瓦解和分裂其他国家的有效工具,对此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在其所阐发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中,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资产阶级本质上批判了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阶级性、历史性以及区域性,从而为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尽管这一理论由于没有意识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来临,从而在奥匈帝国遭到了失败,但是它为人们解决民族问题和审视民族国家模式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正是在这一视域中,才能透视西方民族国家内涵和其背后分裂其他国家的真实动机。     

胡鞍钢:“第二代民族政策”说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是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提出的观点,其思想主要是推行淡化族群意识和56个民族的观念,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推进中华民族交融一体化和国家认同的政策等,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几方面推行具体的民族政策,即在政治上以"去标签化"作为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策略,"取消民族优惠政策"等;在经济上促进各民族的经济交往交流交融,加强各民族经济联系的纽带;在文化上对各民族的文化进行整合,增强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等;在社会上推进"各民族混居杂居",主张"制度性通婚","取消民族学校"等。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与20世纪的民族问题

进入20世纪,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就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一国无法获胜的推断.但无产阶级在一国获胜与在"主要文明国家"获胜所形成的环境条件大不相同,险恶的国际环境对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问题产生了极为重大、极为复杂的影响.正因如此,如果套用无产阶级在"主要文明国家"同时胜利为前提条件的构想,去认识和处理一国和少数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国内民族问题,认为只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问题就可迎刃而解,那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由民族属性所衍生的话题

民族作为一种人们共同体,既有文化属性,又有政治属性,基于此可将民族划分为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于是,学术界由民族属性衍生了关于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的纠结的话题。伴随西方"族群"概念的引入,我国部分学者将文化民族等同于族群和将政治民族等同于民族,并主张以族群替代民族的观点,其实质上就是通过民族的"去政治化"或"文化化"而人为地实现政治民族转向文化民族。本文认为,在中国,提倡民族的"政治化",未必会强化民族认同而削弱国家认同,对国家的稳定、统一与发展形成挑战;同样,主张民族的"文化化",也未必能够淡化民族色彩,模糊民族意识,有效地解决当前存在的民族问题。显然,只有客观地看待民族属性,科学界分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才能促进民族的自身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试论民族的政治属性

民族的政治属性是民族若干属性当中的一种,它代表着与民族存在、发展相关的整体性因素.试图通过改名——用"族群"概念替换"民族"概念——以达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是不现实的.     

刍议民族问题“去政治化”

近年来,国内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主张用"文化化"取代"政治化"的政策导向,做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新思路"。笔者认为民族是社会存在的客观实体,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国内各族裔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当前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情。因此,尊重民族发展客观规律和国情实际,现阶段不宜提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从制度和法律层面做出合理的安排,理性地协调好公民和族裔双重身份之间的张力,才是解决当前民族问题的出路。     

刍议民族问题“去政治化”

近年来,国内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主张用"文化化"取代"政治化"的政策导向,做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新思路"。笔者认为民族是社会存在的客观实体,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国内各族裔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当前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情。因此,尊重民族发展客观规律和国情实际,现阶段不宜提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从制度和法律层面做出合理的安排,理性地协调好公民和族裔双重身份之间的张力,才是解决当前民族问题的出路。     

民族认同、族裔民族主义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冲突

全球化时代族裔民族主义兴起所引发的族群间暴力冲突是当今世界冲突的重要特征,民族/族群认同的回归与国家认同的"去中心化"所引发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和张力是观察这一现象的重要视角.族裔民族主义的复兴在西方国家和后发展的多民族国家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重新解释、塑造和建构具有包容性的民族国家认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域和民族间的平衡,最大限度地控制强化族群认同和族裔民族主义的外部因素是多民族国家维护国家的和谐、稳定和统一的基础和前提.     

“民族国家”与“国家民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紧张关系何以消解

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民族主义浪潮再度兴起。在民族主义的催生下,多民族国家内的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得以强化,相应地可能弱化国家认同,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受到严重威胁。显然,当代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的症候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紧张关系。何以消解这一紧张关系?一些民族国家曾经采用过或仍在继续所谓的同化和多元化等策略,前者已经被人民强烈地抵制,后者也凸显出诸多问题。为此,本文尝试基于对民族国家实质的分析,结合考察已有的理论范式的不足,并探究一体化的路径,即通过构建国家民族来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的和谐。     

“新思路”的异思考——关于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若干刍议

近十几年来,族群问题"去政治化"以"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示于学界,直指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制度与古今中国民族政策的合理性问题,主张借鉴美国的族群问题"文化化"经验。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制度与政策,本质上并非导向于"分",而是导向于"合";美国族群问题的"文化化"路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作为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新中国,继承的是清帝国这一征服王朝的多元民族格局,这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