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期巴基斯坦积极推动中巴边界谈判之动因分析

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中巴双边陆地边界谈判过程中,巴基斯坦表现积极,极力推动中巴之间的边界谈判。其原因是复杂的,是由巴基斯坦当时的内外环境所决定的。巴基斯坦希望通过中巴边界谈判,达到其改善和中国的关系,进而改变其整个周边外交环境的目的。本文拟对中巴边界谈判过程中,巴基斯坦积极推动中巴边界谈判的表现、原因以及目的进行梳理和分析。     

无意识的“推动者”——中巴边界谈判过程中的印度因素

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在中国和巴基斯坦进行边界谈判的过程中,印度对中国和巴基斯坦采取了种种阻挠措施,企图干预中巴边界谈判的进程和结局。印度的一再阻挠和干预实际上却推进了中巴边界谈判的进程。本文利用新近解密的外交部档案和早期《人民日报》的公开资料,尝试对中巴边界谈判过程中印度所采取的阻挠措施和其实际所起的作用做出综合分析。     

印度学界对中印边界谈判的看法与主张

长期以来,边界问题是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探究和推进两国边界谈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边界谈判的进展及原因、当前的谈判难题和障碍以及未来出路方面,众多印度学者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取得了重要成就,但也存在许多偏见和欠缺。了解印度学界关于中印边界谈判的研究现状,有利于探究印度精英关于中印边界谈判的看法和主张,也有利于反思我国中印边界谈判研究及外交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中国传统民众观的价值审视

中国传统民众观是中国古代及近代历史上关于民众地位与作用的根本观点和学说,它以"民惟邦本"为核心理念,多维展现出"民贵君轻"、"政在养民""、为政以德""、民心向背"等基本向度,对于当前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众观、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和现实启示。     

解释“时空压缩”现象需要“空间转向”吗?——一种基于扩展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透视

重视空间问题,重视"时空压缩"这类全球化时代的新颖现象,不言而喻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由于误解而错失了从马克思资本学说对之进行深层阐释的可能性,将会是十分重大的理论损失。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表现出来的在某种意义正是一种"空间主义"。"空间转向"论者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误读为"反空间主义",从根本上来说,乃根源于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误读。他们并没有充足的理由笼统地否弃马克思所开创的批判理论之传统,需要修正的只能是卢卡奇所发展的黑格尔主义式的批判理论传统。且由于他们对于马克思思想的误读而对"时空压缩"现象处于一种浅层解释水平,因而我们便有必要从马克思相关观念出发,重新考虑对于"时空压缩"现象的深层解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像"时空压缩"这样的新的历史现象仍有足够的解释潜力,而无须在基本理论层面上来一个"空间转向"。     

儒学复兴与中国文化之未来发展——牟宗三“儒学第三期发展”说再议

"三统并建"是牟宗三对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总体规划,而究其实质,仍是儒学"内圣外王"的老话题。儒学第三期发展说所依据的是"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大纲,是一种"儒家式的人文主义",对于解开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以及世界文化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的意义的失落"的困境,都是一种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牟先生只是开启了儒学第三期文化运动的开端,并做了初步的疏导和富有建设性的探索,并没有真正完成新儒家外王之学的重建。其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仍旧未能彻底突破道器二分、中体西用论的传统格套。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和复兴,必须正视牟先生的智慧,不能绕过,只能超越。     

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走基层”实践模式的构建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对于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走基层"实践模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好方式;是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理论困惑和现实困惑的必然要求;是增强课堂教学感染力的有效途径;是履行高校服务地方、服务基层的社会责任。"走基层"实践模式要从机制设立、经费保障、方式方法和考评机制四个方面来落实。     

此在在其当下性的解释道路——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解读

在1923年题为《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的讲座中,海德格尔提出,解释学讨论的主题不是已经死去的学术文本,而是文本背后每一个当下的此在生存。由此他认定,解释学的真正学术任务是将此在在其自身中的存在基本特性中显现出来。此在不是实体性的"人",任何此在生存都只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现实条件下的在此生存。此在之"此"是被证伪的在场性。所以,不要简单地说无"此"的一般人的"人"和"个人","个人"生存总是已经处于一种今日的公众被解释状态之中的。此在在公众闲言中表达方式就是今日作为教化出现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存在论意义上的解释学就是要"揭示在这种具体的对所形成的真实现象正确的看",即看到此在在其存在特征中的"此"。     

断代诗学的突破与重构——评吴井泉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三大诗学研究》

吴井泉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三大诗学研究》通过对延安现实主义诗学、浪漫主义倾向的"七月"派诗学和"九叶"派现代主义诗学的理论形态、内涵、价值,以及相互间并峙、互补关系的研究,系统而深入地把握上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三大诗学的观念、思想与精神,在断代诗学研究中具有相当重要的突破和重构之意义。     

《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系列专题讨论之十一)解释“时空压缩”现象需要“空间转向”吗?——一种基于扩展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透视

重视空间问题,重视“时空压缩”这类全球化时代的新颖现象,不言而喻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由于误解而错失了从马克思资本学说对之进行深层阐释的可能性,将会是十分重大的理论损失.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表现出来的在某种意义正是一种“空间主义”.“空间转向”论者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误读为“反空间主义”,从根本上来说,乃根源于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误读.他们并没有充足的理由笼统地否弃马克思所开创的批判理论之传统,需要修正的只能是卢卡奇所发展的黑格尔主义式的批判理论传统.且由于他们对于马克思思想的误读而对“时空压缩”现象处于一种浅层解释水平,因而我们便有必要从马克思相关观念出发,重新考虑对于“时空压缩”现象的深层解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像“时空压缩”这样的新的历史现象仍有足够的解释潜力,而无须在基本理论层面上来一个“空间转向”.     

科学对“无”的“思入”及其本体论意义

19世纪末以来,非存在或"无"已成为虚构哲学、模态逻辑、可能世界语义学和本体论等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科学对非存在的"思入"既是必然的,又是有用的。人的科学认识过程是一个"有化"与"无化"、去蔽与遮蔽的一体化过程。没有非存在,就没有对象的现实显现,进而不可能有科学认识的开始和现实完成。科学要不断向常识和传统存在观所认定的存在之外的非存在进发。这样做不仅对科学本身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哲学本体论的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有可能使我们彻底改变对存在本身的认识,超越传统的以个体中心论为核心的存在观,更深刻地认识到存在的多样式、多级性。     

儒学理性精神在乾嘉时期的发扬

儒学"理性精神"是孔子学说的精华,主要应包括重证据、戒盲从,关心民生日用、提倡学以致用,运用辩证思维等项。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进步思想家,总是继承孔子思想的优良遗产和重要命题,同时结合本身所处的时代条件,进行再创造,提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主张,由此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民族精神的提升。清朝乾嘉时代,尽管在特殊条件下造成了考证之学的极盛,但并非真的成为其"一统天下"。当时确有一些特识之士,能够超出"朴学"范围,进行理论性的探讨,并作出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贡献。最为显著者,如戴震,不但擅长于严密考证,而且精心撰写哲学著作,勇敢地打破"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枷锁;如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在其考证学著作中揭示出"追求历史真实性"的价值取向,对于流毒极深的滥用褒贬手法痛加抨击,并且表达出对经国养民问题的关怀;如章学诚,他逆于时趋,抨击考证学末流以"补苴襞绩"为能事造成的严重流弊,倡导"学术经世",并且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大力探求作为人类社会演进客观趋势的"道"。尽管这些学者关注的领域不同,但他们认识的出发点和思想动力,就是儒学"理性精神"。因此,我们除了应重视乾嘉考证学成就之外,又亟须重视这一时期"义理之学"层面的成就,作重新审视。深入探讨这一课题,对于重新梳理乾嘉时期学术演进的脉络,和进一步认识儒学思想精华的强盛生命力,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时空相对性看"经济人"假设的变迁

“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它抽象掉了人的其他属性,只研究人的“经济人”属性。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演变。随着“经济人”假设的变迁,其条件和边界不断地被修正、补充和重新界定,已由“传统经济人”演变成“新经济人”。在其变迁过程中,“经济人”始终是适应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实践的需要,从某一层面、抽象地分析一定经济现实背景下人的本性及其活动,是时空相对的。正是“经济人”假设的这种时空相对性,才消除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给经济学研究带来的困惑,推动着经济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从先秦道家“和”文化传统看习近平“拒绝零和博弈”外交话语

中国人民自古爱好和平,反对战争;崇尚和谐,反对霸权。对于国家间的相处,也反对以武力或战争方式解决一切问题。而崇尚"和为贵"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爱好和平的文化基础,其中以"无为"思想为指导的先秦道家各思想家,以不同的程度反对战争,倡导国家间和平相处、共同获益。本文从先秦道家角度谈习近平总书记"拒绝零和博弈"外交话语,既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构建"和谐世界"的需要,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进和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周恩来儒家"新仁学"思想的论语关乎——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

本文选择周恩来儒家传统文化元典中"新仁学"思想和精神并通过其特殊的历史文化功能,来彰显周恩来一生深濡儒风,倡行"新仁治"天下的高风远致.我们对过去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涉及治国方略的传统,批判或否定的太多,太个人世俗情绪化,仅凭个人一人之好恶就决定天下之好恶,纯"人治"的政府机制和公权取代了起码的理性"仁治"和"法治"之判定标准,而正是<论语>这本儒家元典内在的"中国书"与周恩来这一伟大人物渊博的学识和完美的儒教人格的内在关乎与联系.     

至纯至圣的追求——柏拉图美学思想之启示

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可以成为诗人,更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可以在诗的领域中对话先哲,开启一个属于自我的时代。可是,柏拉图之于美学,是做到了的。将哲学领域的思索融入到美学范畴去考虑,在柏拉图的世界中别有意味。结合柏拉图的主要著作《理想国》,可以得知柏拉图对于"美"这一概念的深入理解及对于美学的深刻思考,其对于自然之美与文艺之于人的情感塑造作用,将审美意识从表象引入深层又从深层带到表现深层次内容的"表象"的循环过程,以及对美必须符合完整和统一的标准的判断和解读,同其基本哲学观点一起,即对于艺术、自然、现实关系的分析、对于"理式世界"的看法相结合,互为印证、相互补充,充分彰显了柏拉图美学思想在美学、历史、哲学等语境下的重要价值。当然,柏拉图美学思想中对于诗的批判和其美学思想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解读和评价需要辩证看待,如果将其主要思想同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主要观点进行对照,及探寻其背后的哲学意味与中国传统经典《易经》的内在关联,在更广阔的维度理解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对于现实有相当程度的启迪意义。     

“双自”精神的哲学智慧和企业价值——以柳州铁路局为例

随着我国运输市场的竞争空前激烈。铁路面对来自公路、水运等其他运输方式的强力竞争,压力巨大,形势严峻。柳铁宏扬“双自”精神,适应生产力布局调整,有自己形成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自身条件,也反映了整个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和需求,体现了它的时代、地域、行业特色,是企业应对知识经济,信息时代需要重新崛起的特殊时代条件和民族传统的群体精神的体现。     

妇女史、口述历史与女性主义视角

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妇女一直以来都是以男性精英为主体的传统历史叙述的"缺席者"与"失语者".而口述历史正是我们试图将那些被忽视的妇女的生活、经历与情感融入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理解与反思的基本手段.倾听妇女自己的声音,不仅有助于弥补以男性为主体的历史的缺憾,更有助于从女性的独特视角来重新审视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     

Rethinking Confucian Ethic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对于经济崛起的当代中国来说,亟须扭转在文化"软力量"方面的弱势地位,这就为我们重新思考曾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道德精神的主要塑造者和承担者的儒家伦理提供了机缘。在面对新的挑战之前,先要对儒家伦理做一番历史的清理工作,尤其需要从近代以来内外夹击所形成的"妖魔化"处境之中脱身出来,变换声誉,以取得起码的"出场"资格。这就需要我们从学理上、观念上,乃至于基本的叙事框架上,来重新考量它,并需要对其概念范畴、问题向度、思想脉络和历史情景做更加细致和更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只有在转换了现行的面对方式以及处理的办法之后,儒家伦理的价值和意义才有可能得以充分地展示,它的合理性也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说明。     

马克思论“消灭哲学”及其批判进路

马克思在早期思想发展中不断亮出"消灭哲学"的利剑。从历史语境来看马克思首次提出的"消灭哲学"具有五层意蕴,其实质上意指人们只有用现实的物质力量(而非纯粹的理论批判)来变革现实的社会制度,才能扬弃源自这种现实制度的哲学。马克思早期思想形成过程中前后两个阶段的"消灭哲学"是在唯物史观批判和超越旧世界观中不断深化和提升的哲学批判,唯物史观的形成成为马克思推进"消灭哲学"的逻辑主线。在唯物史观形成的基础上,马克思实现了从意识形态维度、物质经济维度、历史主体维度、革命实践维度来推进"消灭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