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结构变化趋势及对新兴大国的容纳

“遏制”与“融合”是国际体系主导国与新兴大国关系互动的两种主要的理论 范式。现实主义各派思想的基点和政策出发点是“遏制”;自由主义各派的核心思想是“融合”; 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国际体系主导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原则上可以成为朋友”,其互动方向具 有可选择性。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体系主导国家与新兴大国关系呈现出竞争与合作同时发展的 双重特性,增加了新兴大国和平地成为国际体系主导国的可能性。     

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身份定位及其对国际气候制度的建构

从国际气候谈判开启至今,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和态度发生了较大程度的调整和变化,经历了"积极被动的发展中国家"、"谨慎保守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三种身份定位。本文拟从国际政治社会理论的角度出发,探讨国际气候谈判过程中中国身份定位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如何作用于国际气候制度的建构,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后续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的身份定位及积极作为。     

气候变化问题过度安全化的国际形势与中国的外交应对

当前,国际社会在缺乏科学证据的情况下,把一些自然灾害或人道主义灾难的诱因简单地归结为气候变化,尤其是把一些军事性冲突武断地归因于气候变化,夸大气候变化的安全含义。一些西方大国是气候变化问题过度安全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他们试图给新兴发展中大国贴上全球气候安全破坏者的标签,借机为推动安理会对新兴发展中大国采取干预和遏制措施寻求法理依据。中国必须重视气候变化问题过度安全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敏锐把握西方大国政治观点的理论漏洞并坚决予以驳斥。在气候变化与武装冲突的关联性方面,当前国际安全学界的科学研究总体上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在中国的气候外交中,要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加强观念沟通,阐释综合安全与合作安全的理念;进一步加强安全共同体意识,加强南南合作的力度。     

在碳时代中崛起:新兴大国赶超的可持续动力探析

在“碳时代”中崛起是新兴大国赶超过程的大背景,如何增强崛起动力的可持续性,是新兴大国赶超发展过程中亟待思考的战略问题.全球气候变迁问题推动并形成了以“碳实力”为核心竞争力的国际格局,使得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博弈,日益集中在如何建立“碳责任”与“碳实力”之间的平衡上.“碳时代”仍然是实力政治,但实现崛起过程的绿色化,有助于新兴大国的崛起方式更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获得应有的发展权.“创新型增长”战略有助于实现产业低碳化,增强新兴大国的碳实力,对外大力发展“碳外交”,减少阻碍赶超进程的国际不利因素.     

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的未来

中国、印度和巴西这三个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的未来密切相关,学者只有对这三个新兴大国的全球治理偏好、全球治理能力和崛起战略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方能把握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势.首先,在全球治理的大多数议题领域中,新兴大国的全球治理偏好与传统强国近似;其次,虽然新兴国家拥有潜在的全球治理能力,但由于受到国内政治或国际因素的制约,其能力无法充分发挥;再次,新兴国家通过建立“南南合作”和区域性合作联盟的崛起战略,能够增强其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谈判能力;最后,虽然新兴大国对全球治理现状发起的挑战不具有革命性,但这些国家与传统强国间常发生能够破坏全球治理的冲突.因此,全球治理改革的目标一方面是维持新兴大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另一方面则是推动新兴大国和传统强国进行深层次的国际合作.     

欧盟气候外交的地缘政治转向：特征、动因及影响

作为国际气候治理的重要主体,欧盟气候外交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国际格局加速演进、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欧盟气候外交也出现了地缘政治转向。其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利”治理视角有所削弱,更强调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竞争性,并将欧盟气候变化的相关举措视为提升大国竞争中实力与影响力的工具。此外,俄乌冲突的爆发也将进一步加大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考虑到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合作、世界经贸体系及全球秩序维护上的重要作用,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与变化将产生较大外溢效应,为全球气候合作带来挑战,也将为中欧气候合作制造复杂性。     

国际秩序失衡的内在逻辑与中国的应对之策

国际秩序失衡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愈发明显。与此同时,新兴大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并逐渐成为西方国家自由国际秩序排他性政策合法性的来源。然而,行为体的权力偏好变迁与秩序内主导性制度衰败是导致国际秩序失衡的深层原因。在多边主义政治秩序僵化与民主国家间自由国际秩序加速衰败的背景下,西方国家不仅疲于应对内部治理危机,还希冀通过政策调整获得结构性权力的相对优势以保持竞争领先。囿于霸权国预防性政策要求其他大国“选边站”,新兴大国无法通过现有多边主义秩序推进全球化、全球治理与规范塑造。对此,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首先应通过可塑性较强的双边制度管控分歧,实现与霸权国的良性竞争,其次通过现有或重建多边主义制度保持与其他大国的议题联系,解决全球治理难题,谋求规范化共识的塑造。     

中国崛起的国际政治意义

中国崛起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并出现了"中国威胁论".本文认为,中国外交的走向是和平与合作,融入现行国际政治秩序,在现行国际秩序内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的崛起与历史上其他新兴大国的崛起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国际政治意义,"中国威胁论"缺乏理论与现实依据.     

美国霸权背景下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并起

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中的两极对峙格局也由此终结,美国成了当今国际体系内不可否认的唯一霸主.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留下来的冷战遗产,并力图复兴霸主地位.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大国通过自身的物质能力,积极推动国际体系改革,它们独具特色的发展理念对其他国家的发展观念有着积极的影响.此外,南非、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众多中等国家也在冷战后同时并起.许多新兴国家在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权力分支上的群体性并起,正在填补冷战后的权力真空,并逐渐撼动着美国霸权.对于这一国际体系新变化,美国和新兴国家也不断在体系内部进行着功能互动,逐步构建全球利益共同体.     

世界政治中印度和平崛起的现实与前景

世纪之交，无论是从规模条件，还是从衡量大国地位的关键性指标数据来看，印度作为新兴大国已经无可争议地崛起了。助成印度崛起的关键性因素，除了其一以贯之的大国地位追求，特别是战略现实主义的治国方略外，显然还在于冷战的结束给印度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印度对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的许多规则、规范甚至运作机制并不认可，但由于受种种条件制约，其依然只是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有限的挑战者”。印度的崛起导致了亚洲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进而直接影响着中印关系。     

《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12)》发布

中国社科院李慎明、张宇燕主编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12)》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推出的第12本年度国际形势报告。该报告深入阐释国际形势的总体发展,分专题论述战争与武装冲突、大国关系、国际组织、恐怖主义、能源政治与全球灾害、气候变     

国际大变局下的日中合作——兼谈日美贸易摩擦的启示

<正>一、世界政治已经进入中美大国权力竞争的时代我想首先有必要弄清楚,当下国际形势的时代背景到底是什么?大约在2008年左右,冷战后的国际政治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世界政治似乎已经进入了中美之间的大国权力争夺的时代。如张宇燕先生所言,大国博弈给世界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在2018年     

俄罗斯与东盟关系前景——基于合作博弈视角的分析

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中,关注及重视国际政治行为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是大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中赢得先机的前提条件。因此,分析俄罗斯与东盟关系的前景,对于中国了解东盟地区大国关系的变化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在引入合作博弈论的基础上,以实际收益和预期收益作为合作剩余的基本考察指标,讨论了俄罗斯发展与东盟关系的前景。分析结果显示,尽管俄罗斯与东盟都有较强的发展双边关系的意愿,但因合作剩余生成的有利条件不足且上升趋势不明显,俄罗斯与东盟关系在中短期内将不会有显著的提升。当然,如果国际政治出现影响俄罗斯和东盟关系发生较大调整的新诱因时,那么俄罗斯与东盟关系有可能趋向紧密或疏离。     

气候安全的作用机制、风险评估与治理路径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新型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气候风险的溢出性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气候变化引发传统安全问题,加剧非传统安全问题,激化发展中国家资源竞争与武装冲突,地缘政治竞争和气候变化安全风险的跨国扩散加剧全球安全风险。从国家安全和人类安全两大概念入手,遵循“后果—影响—风险”的逻辑链条,构建气候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开展气候风险评估。目前,发达国家率先开展气候安全治理,国际组织积极推动各国采取行动,但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不能适应气候风险的范围和规模。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提升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水平,应当加强针对气候安全风险的分析评估与管理,结合气候风险特征完善区域气候安全治理路径,协同推进气候变化的减缓、适应和灾害风险管理,制定并完善气候安全风险分级管理政策框架,通过气候外交与大国合作构建全球气候共同体。     

从“双层博弈”理论看冲绳基地问题

安倍政府在冲绳美军基地搬迁问题上的博弈目的在于,借国内外"双层博弈",阐述"积极和平主义"特定逻辑。安倍提出的"积极和平主义"内涵具有不明确性。安倍政府亟须借助围绕基地问题的"双层博弈"等途径,建构全面指导日本内政外交的"积极和平主义",以期既能使基地博弈成为实现大国发展战略的一环,又能使"实现特定意义下的军事政治大国化"的政策逻辑得到具体"实践",影响并逐步成为日本社会的惯性思维,进而使人们无意识地忽略"确保日本安全"与"军事政治大国化"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安倍政府甚至可能因此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国际政治对国家行为的结构影响

国际政治对国家行为的结构影响陈玉刚本文认为,国际政治结构是大国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一种关系结构,它对国家行为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分为一般性影响和特殊影响两方面。一般性影响是指国际政治结构的无政府特性所造成的影响;特殊影响是指由于大国数目不同而形成...     

多极化时代的日本国家定位

不同于殖民扩张时期即列强时代,自21世纪开始的新型国家关系构建时期即多极化时代,和平发展成为大国更替的主要方式,合作与共赢成为决定人类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主要因素,结伴取代结盟成为国家间互动方式的最佳选择,国际体系在整体上更加富有可调整性和兼容性。在大国目标和达成这一目标的资质及条件之间存在明显差距的情况下,日本力图通过修改和平宪法,扩充军备,结盟对抗,颠覆二战后国际秩序而跻身大国,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树立"以德立国"的理念,实现本国发展战略与周边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本国的外交政策与现有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对接,应是日本从目前政治孤立、经济低迷状态得以解脱的正确选择。     

巴基斯坦的宗教、政治与极端主义

本文从巴基斯坦国内政治与宗教的互动、国际政治与国内宗教的互动以及政治—宗教动员与宗教政党的互动考察了巴基斯坦宗教、政治与极端主义的关系。巴基斯坦政治与宗教的互动走过了一段从政府培植、利用宗教力量到完全失控的过程;国际政治与巴基斯坦国内宗教的互动推进了走向极端主义的步伐;宗教政党对于政治、法律、学校、军队、外交等方面的渗透,使宗教战斗性加强,宗教极端主义和好战的原教旨主义于是将国家一步一步地推向深渊。巴基斯坦重回温和、改良的宗教传统,任重而道远。     

分力还是合力：气候治理“领导力多元化”的根源与应对

当前在气候治理领域,各国纷纷采取减缓措施加入低碳转型的行列。国际社会中的主要行为体更是提出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和议案,竞相成为气候治理进程的领导者。尽管各国看似采取积极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却难以形成合力,呈现出分散化的状态,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困境。实际上,气候变化议题已成为各大国解决内外问题的抓手,在自利框架下提供公共产品以期获得更高收益。各大国追逐的领导力以自身利益偏好为基础,而非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气候治理机制对国际秩序具有塑造作用,主要参与方采取积极的气候治理措施以建构符合自身目标和利益的国际体系。各行为体的需求和目标具有异质性,气候治理各层次都呈现出领导力结构性差异,导致气候治理各主体的领导力难以“拼合”形成统一有效的权威性力量。     

复合相互依赖论和海洋政治研究

本文对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代表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中的海洋政治研究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作者首先对相互依赖的概念和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基本命题、海洋问题的界定与国际海洋制度的演变、海洋领域内复合相互依赖的内容、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与国际海洋制度的变化等理论进行了归纳和介绍 ,然后对其海洋政治理论的价值和启示意义进行了肯定 ,同时也对其“大国武力作用下降”、“大国在国际组织中作用下降”的观点进行了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