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反分裂斗争述略

民国时期,西藏地方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频频上演"西藏独立"的闹剧,企图将西藏从中国版图分裂出去。民国历届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反对西藏分裂,使帝国主义和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阴谋未能得逞,有效地维护了国家主权。     

《西姆拉条约》草案附图“红线”存疑

利用西姆拉三方会议的时机排除中方代表进行英藏双方秘密谈判,是英国为实现将印度东北边境从喜马拉雅山南坡脚北移至山脊的“战略边界”计划的预定方略。英藏秘密非法谈判搞的藏印段边界,是在三方会议破裂之际麦克马洪为挽回从英藏谈判获取的条约利益而插入1914年4月27日草签的条约附图红线中的。插入藏印段边界的分界图是没有中国代表参与的1914年7月3日英藏草签的非法条约的附图。英藏关于藏印段边界的交易自始至终都是背着中国代表进行的非法活动。利用西姆拉三方会议的时机排除中方代表进行英藏双方秘密谈判,是英国为实现将印度东北边境从喜马拉雅山南坡脚北移至山脊的“战略边界”计划的预定方略。英藏秘密非法谈判搞的藏印段边界,是在三方会议破裂之际麦克马洪为挽回从英藏谈判获取的条约利益而插入1914年4月27日草签的条约附图红线中的。插入藏印段边界的分界图是没有中国代表参与的1914年7月3日英藏草签的非法条约的附图。英藏关于藏印段边界的交易自始至终都是背着中国代表进行的非法活动。     

国际法在国际政治中的独立性和独立价值——兼评国际关系与国际法跨学科研究的哲学限度

国际法的发展在理念上是国际社会中"法治"的发展,但这里存在着一个辩证关系:在没有统一立法机关的国际社会,国际条约和习惯法中国际法规则的生效最终来源于国家的同意,国家政策可以影响国际法的发展。另一方面,国际法只有在中立和理性的逻辑体系发展和运行,排除政治因素影响,才能为国家行为和国际争端解决提供公正的评价。国际关系和国际法跨学科研究不能淡化国际法的独立性和独立价值,而将国际关系中权力和利益的哲学等同于法律的哲学。     

论国际投资条约征收条款的适用危机

投资条约中几乎"模板化"的征收条款对间接征收缺乏明确的界定,国际仲裁庭在认定间接征收的过程中却表现得相当积极甚至冒进,导致了东道国对非经济利益的维护同外国私人投资者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之间的冲突,征收条款正遭遇适用性危机。这种冲突首先引发了东道国管理外资的"寒蝉效应",对东道国的外资管制权力造成了阻遏;其次,它还加剧了东道国履行投资条约义务与非投资条约义务之间的冲突;若最终不能解决国家管制权与投资者财产利益之间的有效平衡,征收条款将不得不面临被包括公平公正待遇在内的其他投资条约条款淡化甚至取代的结局。以征收条款为核心的国际投资机制应当建立在全球社会福利最大化价值理念之上,东道国应被赋予在外资管制方面的充分自主权。可以尝试在投资条约中进一步规定与投资有关的环境和人权的内容,尽量避免条约义务之间的冲突。     

雅尔塔条约体系在处理钓鱼岛争端上的国际法地位

在钓鱼岛争端的论战中,日本官方回避《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为代表的雅尔塔体系法律文件在确定战后东亚领土中的地位,反而将《旧金山和平条约》作为日本对钓鱼岛"主权"主张的条约法依据。本文结合历史学对"雅尔塔体系"的研究,侧重从国际法尤其是条约法角度,重点考察和论证"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雅尔塔条约体系的"强行法"特质,并分析这些条约与钓鱼岛问题的紧密关联,以批驳日本的官方主张。     

论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对外关系中的法律地位

缔结和参加国际条约,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与外国建立官方和半官方关系,这本是主权国家行使的权利。1997年7月1日以后,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将成为具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此时,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否有权或以什么样的身份参与以上几方面的活动呢?本文从“一国两制”的理论出发,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以及香港特殊的历史和现实,论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对外关系中的法律地位。作为一个国家的地方政府,缔结和参加国际条约,国际组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关系,在国际上几乎是没有先例的,文中所持的观点,本刊以一家之言予以发表。     

试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苏关系中的条约继承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如何处理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属协定,发展新型中苏关系,巩固新生政权,成为新中国外交工作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中苏双方就条约继承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最终,中共经过不懈努力,废除了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的友好同盟条约,收回了旅大的行政管辖权以及中长铁路所有权,事实上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现状,妥善地解决了中苏关系中的条约继承问题。中共对于中苏关系中条约继承问题的处理,既符合国际法上政府继承中条约继承的基本原则,又符合中苏双方的共同利益,推动了中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是新中国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中日两国的历史跨越与未来关系准则——从缔约历程思考其现实意义

1972年中国与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时曾做出"先复交、再缔约"的"两步走"安排。建交后的缔约谈判却因"反霸条款"问题经历了十分艰难的历史过程。直至1978年两国最终完成历史性跨越,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与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固定下来。条约不仅总结了中日关系的政治问题,也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征程,还为开展经济、文化、科技交流开辟了广阔前景,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日两国旗帜鲜明地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共同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同时反对其他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这是国际条约中的一项创举,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两国在新时期和平相处、友好相待的根本保障。     

现代国际水法的发展趋势及对中国的启示

以早期的国际水法为基础,现代国际水法已经形成较为独立、完整的体系,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主要包括:表现形式从国际习惯走上"条约化"、"文本化",并且以专门性、流域性的国际水法文件为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原则逐步得到体现和遵循;国际合作趋势日益加强,合作范围日趋扩大.鉴于此,我国应尽快签订或加入区域性或流域性的双迈或多边国际水条约,把我国国际河流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纳入国际法的调整轨道.同时,立足于我国实际,着眼于流域生态系统管理,对相关的国内立法进行完善,构建包括紧急处置制度、生态补偿制度以及流域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内的中国国际河流流域管理的法律制度框架.在此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通过建立流域信息共享机制,促进国际流域的整体开发、利用和保护,保障全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从印度拒签《全面核禁试条约》看其核战略

1996年9月18日,国际社会历时两年半、经过艰苦的讨价还价,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达成的《全面核禁试条约》终于在联合国开放签署。由尼赫鲁1954年提出的禁止核试验的理想,首次以国际法律文书的形式得以实现。然而,这一理想的倡导国印度,最后却背弃了这一理想。首先,在8月20日的日内瓦裁军谈判大会上,印度裁军大使高斯对《全面核禁试条约》草案行使否决权,使它无法提交裁谈会通过;随后印度无视158国的赞成,仍不松动其拒绝签署《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强硬立场,致使条约能否生效成为一个巨大的疑问。本文力图透过印度拒绝签署《全面核禁试条约》来剖析其核战略的发展变化及其对印度核裁军立场的影响。     

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能否保护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中亚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首要区域,该地区的安全形势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有着重要影响。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中亚地区安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因素。经过20年的发展,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自身建设日趋丰富和完善,行动能力、维护成员国安全的能力和作用也得到加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虽不能独立完成维护中亚地区安全的任务,但目前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中亚地区安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暂时没有其他力量可以替代。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中亚地区安全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客观上符合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安全需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顺利进行也将有利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未来发展,两者可以相互借助。但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能力和前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需要并不完全匹配。所以,集安组织可以利用,也可以合作,但不能完全指望。如何利用好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中亚安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就成为需要认真对待和思考的问题。     

《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中的平等权利：制度与争议

《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以"主权明确、权益共享"的模式结束了北极重要岛屿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主权争议,条约在把群岛主权赋予挪威的同时,将在群岛陆地及领水自由进出、捕鱼、狩猎、开展海洋、工业、矿业或商业等活动的权利平等地赋予所有缔约国,以此建立了一种公平制度,以实现对该地区的和平利用。随着国际海洋法发展,缔约国围绕群岛渔业保护区与大陆架海洋权益是否应平等赋予缔约国的争议不断涌现,挪威凭借条约赋予的主权而制定的各项制度也不断压缩缔约国在该岛平等权利的适用空间。作为该条约缔约国、重要的近北极国家和北极利益攸关方,中国北极权益的拓展与条约平等权利的实现息息相关,鉴此,中国应坚持《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平等权是条约基石,主张基于条约序言"公平原则"的目的与宗旨对平等权的适用作进化解释,以保留基于平等权在群岛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享有的经济权利,对争议问题应加强与挪威和其他缔约国双边和多边沟通和磋商,以促进北极地区的稳定、开发与利用。     

国际海事私法条约解释中的问题及对策

海事私法统一是国际社会努力追求的目标,但在追求这一目标时,国际组织及其成员国往往更注重条约文本的统一,将主要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条约的制定中,而条约文本只是国际海事私法统一的第一步。由于国际私法条约的适用是由各个成员国的法院来完成的,因而统一的条约规范就由不同国家的法官进行适用和解释;不同国家的法官在适用统一的条约规范时。又会受制于本国的各种客观因素及其自身因素的影响,对条约文本的解释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影响国际海事私法的统一,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如何保证各国法官统一解释条约,促进条约的实质统一,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论国际海洋资源开发进程中的勤勉义务

一般国际法上的勤勉义务构成国际习惯法规则,而且在诸多国际条约和国际法律文件中均有所体现,但该义务的内涵和外延始终处于"碎片化"状态。随着近年来国际司法机构相关咨询意见和司法裁决的增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勤勉义务得以揭示,其内涵与外延日渐清晰。勤勉义务与国际法律责任密切相关。不过,作为行为义务,加之适用标准灵活,国际海洋资源开发进程中的勤勉义务在实践中并不必然导致国际法律责任。勤勉义务的消极层面无需夸大,对于负责任的国家而言,该义务反倒是一种激励。在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指引下,中国目前应积极采取措施以规制其管辖和控制下的深海采矿和远洋捕鱼活动,从而彰显重视海洋环境保护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继承条约精神,构筑新型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10月25日,"继承条约精神、构筑新型关系——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代表积极评价缔约的历史意义,认为《条约》从法律上进一步巩固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日缔约的宗旨不仅是要正视历史和结束过去,还要面向未来和世代友好。近年来日本的对华政策中"戒备"与"防范"的一面持续走强,这是中日难以建立友好关系的根本原因。当前中日关系面临困难,更应该坚持、继承和发扬《条约》的原则和精神,妥善管控分歧。在此基础上,中日两国要立足于构筑良性发展的新型关系,为此需要两国共同努力,相向而行。     

理想指引信念 思路决定出路——中央红军长征系列会议的战略抉择研究

长征途中,党中央针对红军战略转移过程中面临的严峻问题,及时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这些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树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战略思想,纠正了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克服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图谋,作出了把红军落脚点放在陕北、并把陕北作为革命大本营的战略抉择,奠定了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础。     

关于国际宇宙法问题的讨论

自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来,在国际法中产生并形成了一个新的部门——国际宇宙法,它的任务是调整同宇宙活动有关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及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关于各国研究和利用宇宙空间(包括月球及其他天体)的活动原则条约》(简称《1967年宇宙条约》)载明了宇宙法规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世界各国均享有研究和利用宇宙的自由;在研究和利用宇宙时必须遵守国际法准则并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禁止国家占有宇宙或其部分;国家对宇宙活动承担责任;对宇宙中的军事活动实行一定的限制等等。这些总的原则后来又由4个国际文件加以发展和补充,这4个国际文件是:关于宇航员救护、宇航     

国际难民法中的不推回原则

不推回原则要求任何国家在面对难民(或避难寻求者)的时候,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驱回到其生命或自由可能会受到威胁的领土的边界。它最早起源于国内法,后来进入国际条约,其中以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的规定最为完善,现在不推回原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解决难民问题时所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不推回原则的适用范围应突破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的字面规定,需要各国从本质上加以考察。"难民"这个词本身的含义要扩展,"不推回"这个词也需要全面考虑。不推回原则禁止引渡难民,不得将难民送回至其生命或自由受威胁的领土边界;禁止在边界拒绝难民入境,包括禁止采取"变通措施"以违反公约的目的而实施域外推回;禁止将难民驱逐出境。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中需要积极地发挥应有的影响力,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在国际难民问题上,对世界各地的难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国际法中的难民问题和中国有着直接的关联,随着国际局势的进一步复杂化,难民问题对中国边境地区的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中国应善于运用国际法,包括国际难民法中的不推回原则。在保护难民的立法问题上,需要既符合国际法的最新发展,又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以便使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义务有一个合理的定位。     

勃兰特委员会及其全球发展战略

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简称CDI)因其主席为西德前总理勃兰特,所以也称勃兰特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在世界银行总裁麦克纳马拉的倡议下于1977年12月9日在西德的金尼黑成立的。六年来,它召开了十几次会议;发表了两部研究报告:《南北关系——存活的纲领》(1980年)和《共同的危机》(1983年);一本论文集《1978—1979年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背景论文选》(1981年);它的成员也四处游说以扩大影响。该委员会关于全球发展战略的建议日益引起世界各阶层人士的注意。这个非官方的国际性学术机构,是在世界问题成堆、南北关系日趋紧张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了解这个机构的性质,它对国际发展趋势、南北问题的看法,考察它针对世界现状提出的关于全球发展战略的新方案,对我们是有所裨益的。     

深化战略互惠构筑东亚和谐——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2008年9月27-2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国际合作局共同主办的"深化战略互惠构筑东亚和谐——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中日两国政治家、外交官员、国际问题学者等各领域代表80余人参加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