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我国消费者后悔权的构建

消费者后悔权制度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被称为冷静期制度,这项制度是指消费者在商品交易合同履行完毕之后的一定期限内享有无条件退货的权利,这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来说具有特殊的保护作用。在国外,冷静期制度在商品交易领域早已被广泛应用,后悔权是消费者的一项重要权利;而在中国,后悔权制度却鲜为人知。在现今消费者主权时代,后悔权有其建立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我国应当借鉴国外冷静期制度,适度修正相关法律制度,构建后悔权制度,将其上升为法定权利,以便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     

登记离婚冷静期法律适用的困境与出路——兼评《民法典》第1077条

《民法典》第1077条针对离婚登记设置了30日的冷静期。设立离婚冷静期,是立法对"闪婚闪离"社会现象的回应,对减少草率型、冲动型离婚,保障稳定完整融洽的婚姻关系,构建文明和谐美满的家庭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登记离婚冷静期制度实施以来,适用情况并不乐观。为了有效规避登记离婚冷静期,离婚双方当事人多选择到法院起诉快速调解离婚,造成登记离婚冷静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形同虚设。为了推进离婚冷静期制度的有效实施,可以通过设立诉讼离婚冷静期、构建登记离婚冷静期与诉讼离婚冷静期对接规则、区分设置离婚冷静期区间及适用条件等措施,不断探索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完善路径。     

构建直销冷静期制度的法学思考

冷静期制度主要是在除斥期内给予消费者单方退货权。制定冷静期制度的目的是保护消费者和直销商双方,在我国制定冷静期制度有着现实意义。     

我国刑事公诉案件撤回的理论思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没有对检察机关是否可以将已经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撤回起诉作出明确的规定,不仅造成了理论界的困惑,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不少的问题。立法上,对我国公诉撤回的适用事由应该尽量明确化、具体化,防止因公诉撤回的滥用给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为此,立法者可以考虑采用概述式、列举式与排除式相结合的方法对其加以规定,以确保公诉撤回事由的严肃性、统一性。法院应当具有公诉撤回的司法神查权,但应当通过立法进一步完善司法审查的方式,使其更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避免司法审查流于形式。     

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立法的未来走向

对中国现行消费者保护立法体系进行回顾,中国未来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构想,应当考虑采用系统化、一体化的立法模式,拟含消费者政策(法)、消费者合同(法)、消费者安全(法)三部分;中国未来消费者保护法的理论创新应从立法指导思想及性质定位上探讨;制度创新拟确立消费者反悔权及“强行持续”制,建立经营者惩罚性赔偿制、强制缔约义务的规定及强化对不公平条款控制的制度。     

“退货折旧费规制”之否定:消费者退货权保护的一种新路径探讨

在司法实践中,"退货折旧费规制"存在着折旧率标准的确立缺乏合理性、内容缺乏科学性以及与我国相关法律立法宗旨相悖等问题。这主要是由于"退货权"本身的理念出现了偏差,致使消费者退货权的行使屡遭尴尬。由于让消费者在退货时支付折旧费的规定本身就缺乏其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存在的基础,因此"退货折旧费规制"的规定不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应当考虑将其从我国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加以剔除。     

论消费者撤回权制度

在现今社会,网络购物、电视购物、邮寄购物等各种新型消费方式受到越来越多普通消费者的欢迎。这些新型交易方式为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由于消费者相对分散,力量弱小,因此其与经营者相比,无论在信息获取能力还是经济实力方面均处于弱势地位。在新型交易方式迅速发展的今天,消费者的这一弱势地位表现得尤为明显,进而导致消费者权益受侵害的情况也日渐增多。而针对此种情形,我国现有法律却无以规制。所以,本文从消费者撤回权角度出发,分析了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正当性,建议在吸取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我国法律应不断完善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以实现对消费者权益的更好保护。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撤回权和上诉权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要义是以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换取从宽处罚的待遇,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为了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需要赋予其撤回权和上诉权,但这同时可能会滋生权利滥用,并影响认罪认罚制度实施的效果。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处罚试点工作中,各地法院尚未很好地处理这对矛盾。为此,一方面需要以立法或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赋予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撤回权和上诉权,另一方面需要从权利的行使主体、行使条件、时间限制和法律后果等方面设计一套完善的程序规则,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能够发挥实效。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之功能属性探析——基于日本经验的启示

如何在促进经营者健康发展的同时兼顾保护消费者权益,已经成为现今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在国际比较法层面,对消费者赋予撤回权被认为是有效的解决手段.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已在总体结构上导入了该制度,但由于理论贮备上的不足,消费者撤回权和传统民法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清晰的解释.如果在理论体系上对消费者撤回权的理解产生偏差,则制度背后的基础将难以实现兼容.因此,诸如明确当事人的各种行为样态、消费者撤回权诸种适用行为的产生原因、从合同角度厘清当事人之间合意的完成程度、以及发现消费者撤回权被赋予的正当性依据等问题的研究,尤为必要.日本法中的相关条文设置,在解决上述诸多问题方面有独特之处,对中国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理论的研究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我国行政起诉制度之检讨

起诉和受理是行政诉讼程序的起点,由于我国立法对诉的成立与合法的认识存在偏差,混淆了起诉受理阶段和案件审理阶段的任务,致使我国行政诉讼立法规定了"高阶化"的起诉条件,设置了立案审查制度。为了从制度上解决行政诉讼起诉难的问题,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人行使行政起诉权,立法应当降低起诉条件,设置立案登记制度。     

英国冷却期制度的立法探究及启示

冷却期制度是一项侧重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的法律制度。冷却期是在合同订立后的一段特殊的期间,消费者可以在该期限内无需说明理由地解除合同,而无需承担任何费用和违约责任。英国主要将冷却期制度适用于上门推销领域、分时度假领域、消费信用领域等四个领域,并对该制度进行了规则细化。本文在对英国冷却期制度立法的分析基础上对中国构建冷却期制度提出一点建议,以期抛砖引玉,促进该制度在中国更好地发展。     

金融消费者保护中的冷静期问题

随着金融市场的高速发展,金融产品日趋专业化和复杂化,在给消费者带来巨额回报的同时,也产生了极大的风险,消费者往往因为金融机构的不当销售行为或复杂的金融产品蒙受经济损失。冷静期作为一种保护规则,可以有效防止金融机构的不当销售行为,避免金融消费者的非理性行为,在各国金融消费者保护中都得到了运用。通过资料的搜集和比较,对冷静期权利的性质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就冷静期的具体适用问题,如适用范围、适用期间的计算等,加以进一步的论述,试图借此为冷静期在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中的适用提供借鉴。     

论预付式消费中消费者知情权深化及其制度保障

预付式消费模式是以先付款后消费为特征的涉及长期债务履行的继续性合同关系。这一新型消费模式在为经营者缓解资金压力、提供稳定消费群体的同时也为消费者带来优惠。但预付式消费也存在着潜在风险。预付式消费者保护的法律设计应当在深化预付式消费者知情权内容的情况下强化经营者的信息告知义务,同时还应当增加预付式消费者的合同终止权、变更权与索赔权,最终形成预付式消费者知情权保障的制度框架。     

论金融产品交易中冷静期规制问题

金融产品具有专业性、复杂性、无形性和风险性等特点,金融产品消费者认识上的局限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客观原因,使得金融交易决策很大部分是受金融机构及相关经营者的推销和劝诱。赋予某些金融活动尤其是复杂金融交易活动中消费者冷静期规则,能够使消费者不蒙受因非理性的金融交易带来的巨大损失,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金融交易和维持金融市场的秩序。通过学习借鉴相关的金融法制资料,分析在消费金融、理财产品等复杂金融产品交易中引入冷静期的必要性。     

我国台湾地区消费集团诉讼制度及其启示

现代的消费市场,因消费纠纷而涉及诉讼的,大多数属于集团诉讼,依据我国大陆(下称大陆)现行法律,消费者维权方面出现了立法上的不足,难以落实对消费权益的保护。通过引述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立法的框架及其内涵,分析了该制度是一种新型的维权制度,且表述该制度对消费者的意义。通过论证认为,我国大陆有必要构建消费集团诉讼。     

民法典背景下股权让与担保案件裁判路径的反思与再造

《九民纪要》第71条确立了“名为股权让与,实为债权担保”的裁判路径,对股权让与担保案件审理具有风向标的作用,尚有若干问题有待澄清: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股权转让公示的法律效果以及债权人的法律地位。最高法院司法政策确立的裁判路径在克服股权让与担保中“担保手段超越经济目的”缺陷的同时,引发了理论上的争议、技术上的困惑以及体系上的龃龉,实际上并不可取。新颁布的《民法典》对既有担保规范和制度进行调适,为股权让与担保裁判路径的重构提供实质性的保障。《民法典》所确立的担保体系下,应该承认股权转让合同以及股权转让的法律效力,明确债权人的股东地位,尊重当事人运用股、债这两种融资工具所创设的交易模式来处理相关纠纷。针对股权让与担保的固有缺陷,法院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分股权的享有和行使,对债权人行使股东权利予以限制,以平衡当事人的利益,激活股权让与担保的融资潜力。     

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之实体研究

违约方在不具备合同约定和法定解除条件,也未能与守约方达成解除合同协议时,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在学界及实务 界均颇有争议。基于合同主体平等原则、合同自由原则、合同正义原则、合同效率价值以及节约社会资源要求,可赋予违约方 以合同解除权。然基于契约严守原则,违约方解除合同应受到严格限制,缘于自由相对性及鼓励交易原则,如合同标的不可替 代或者替代标的不具备现实性以及损失难以计算等,则不应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一旦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则须赔偿 守约方的履行利益,包括合同约定价格与合同替代履行价格差额和合同替代履行费用等。     

消费者知情权与消费者保护

消费者保护经历了从消费者运动到消费者权利的发展阶段。由于信息不对称是消费者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各项消费者权利中,消费者知情权成为解决整个消费者问题的起点和关键。消费者知情权具有基础性、核心性地位,是消费者自由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和消费安全权实现的前提和手段,与受教育权、意见被听取权及监督批评权存在相互交叉重叠的关系。消费者知情权还集中体现了消费者保护的预防保护理念,在消费者保护中具有重要地位。     

金融消费行为的法律保护探析——基于“许霆案”的思考

金融消费者有别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普通消费者.通过对“许霆案”的剖析,提出我国在保护金融消费行为的立法建议.针对金融消费行为的特殊性,我国应作出专门立法,充分考虑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赋予金融消费者充分的权利救济措施,并加大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加重金融机构的法律责任.     

地理标志与植物品种名称的关系及其法律规制

大量地理标志产品名称与在先植物品种名称相同,这可能既导致消费者混淆,也引起竞争者对地理标志合法性异议.与欧盟法及《知识产权协定》不同,中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如何处理两者关系,理论研究几乎空白.为免消费者混淆,与在先植物品种名称完全相同的地理标志,及部分相同但误导消费者的地理标志不得注册;部分相同且不误导消费者的可以注册.在判断是否相同时,中国地理标志产品规章参照欧盟的规定,以地理标志产品名称为比较对象;中国商标法和《知识产权协定》则以整个标志为比较对象.综合考虑,中国地理标志法应以整个标志为比较对象.为协调已注册地理标志与在先品种名称间的关系,地理标志权利人应容许他人正当使用品种名称.在品种名称命名方面,应该限制使用地理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