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与山川——从《容美纪游》看传统士人的山川观念

《容美纪游》是一本创作于清代康熙年间的游记作品,记录了作者顾彩在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前往湖北西部、今土家族分布区的容美土司地旅行五个多月的经历。顾彩心中的容美,既是野蛮地,又是桃花源,同时还是一个仙居地。顾彩对容美土司的三重印象,正是他应对自身所处时代的产物,寄托了他对理想社会的追求。顾彩的容美之旅,反映出以顾彩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士人的一种山川观念。此类山川观念,实际是中国儒家士人中久存的一个传统。在＂士志于道＂的追寻中,山川之地成为了对自身社会的一个超越,成为一个＂求道＂之地。在现今鄂西地区的土家族历史或地方史研究中,《容美纪游》被视为唯一揭示清代改土归流之前鄂西地方政治、社会、地理历史面貌的史籍资料,因此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乡土之实与山川之灵——以费孝通为例对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两重性的再省思

在既有的费孝通研究中,乡土中国这一概念获得极大的重视,大量的研究皆沿袭从乡土到小城镇再至区域发展与全国一盘棋的线索来对其学术思想与方法进行解读。然而几乎未有研究注意到费孝通对于中国山川的关注,而恰恰是这种对于中国山川关注的前后变化为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他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由此入手不但可以对其有关中国社会、文化及中国人的研究形成更为全面与整体的认识,而且也促使我们思考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之间的关系。这种两重性决不可偏废其一,它们的平衡无论是对学科的建设,还是对理解中国社会、文化及中国人而言,都将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     

试论回族文化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的良性互动

回族文化是站在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相互吸纳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在这一独特的文化背景下 ,建构起了自己将世俗文化与神圣信仰文化有机结合的亚文化体系 ,其神圣性与世俗性相应产生了一系列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对诸如回族的形成 ,回族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气质的塑造 ,对回族道德建设 ,以及回族文化在与多种文化和文明融合对话的互动中所处的地位和态势 ,都产生了良好的作用和影响。探讨和研究回族文化的“二重性” ,对于更深地理解回族文化 ,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稳定性与朝代更迭的必然性——以“焚书坑儒”事件为例

秦朝为实现君主专制和王朝的大一统,在文化上实行了以"焚书坑儒"为代表的文化专制政策,从而开启了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的先河。秦朝的文化专制政策巩固了秦朝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统治,并帮助实现了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然而,这种专制性的文化政策也为秦朝的统治增添了一些专制和暴力的色彩,成为秦朝最终暴政而亡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焚书坑儒"这种秦王朝的文化专制政策为契机,分析中国古代专制制度拥有长久生命力以及朝代更迭必然发生的原因,从而深刻理解中国古代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君主专制。     

融情金山银水 融心共筑家园——新疆阿勒泰地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侧记

阿勒泰,这块位于祖国最西北的热土,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资源、雄奇的山川、古老的草原而闻名遐迩。多年来,阿勒泰民族团结、边防巩固、社会安定,为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阿勒泰地区通过抓＂融情教育、融情活动、融情社会＂三个融情,不断推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活动大众化、实体化、人文化。     

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稳定性与朝代更迭的必然性--以“焚书坑儒”事件为例

秦朝为实现君主专制和王朝的大一统，在文化上实行了以“焚书坑儒”为代表的文化专制政策，从而开启了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的先河。秦朝的文化专制政策巩固了秦朝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统治，并帮助实现了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然而，这种专制性的文化政策也为秦朝的统治增添了一些专制和暴力的色彩，成为秦朝最终暴政而亡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焚书坑儒”这种秦王朝的文化专制政策为契机，分析中国古代专制制度拥有长久生命力以及朝代更迭必然发生的原因，从而深刻理解中国古代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君主专制。     

跨文化视角下的中国“神圣遗产”——以冈底斯山为例

中国西藏境内的冈底斯山，作为丝绸之路上的跨境圣地，历史上就是中国与南亚、中亚文明交流、民间贸易的重要区域和通道。文章通过跨文化视角梳理了汉藏及南亚相关文献对于冈底斯山的多重表述，阐述文化内涵的差异及文化价值的普遍性，强调了冈底斯作为中国“神圣遗产”的定位，补充学界对于这一研究主题的不足。冈底斯在汉藏文献中都有相关记载，体现了汉藏文化交流的面向，反映同一景观的不同文化认同，共同点在于雪山的神圣性特征。苯教早期圣地志文本强调了冈底斯作为创世神的一面，衍生出一套本土概念词汇，这在其他文明中是缺乏的，可视为冈底斯信仰中国化的精粹表述。其次，通过冈底斯在南亚相关文本中的不同形象阐释，揭示文化内涵的差异及我国传统文化与南亚诸国文化间交流互鉴。最后回到“文化遗产”的视角，指出冈底斯山作为国家重要的文化资源，是中国优秀文化的代表，具有全人类共享的价值观，对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认同的产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提出保护和传承的前景。     

阿底夏与十一世纪西藏西部的佛教

中印两国都是文明古国,历史上两国曾有过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这种文化交流一方面使得中国文化(包括藏族文化)曾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获得新鲜血液,促进了自身的繁荣和发展;另一方面使得印度古代文化的某些内容在中国古代文献(包括藏文文献)中得到保留。可以说,这是中国文化对印度文化的一种贡献。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下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大文学史观”

少数民族文学不能因为“少数”而固步自封,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中国文学史”中被边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启示学界需要践行一种新的多民族文学史观来适应时代发展,“大文学史观”以“一个中心、三层视野”为框架：一个中心即以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学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为核心,三层视野即以民族性、中华性、世界性三重研究视野,关注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学的独特性、一体性、全人类性。通过三层视野建构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层级较为完善的多民族文学史观。依此“大文学史观”,将多民族文学置于民族共性、文化共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坐标中,提炼出具有“中国话语”特征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     

三迤山水亦入画—云南山水画发展探析

在中国山水画的主流传统中,是以笔墨系统为中心,追求其笔墨精神的书写和绘画技法的运用的。在其山水画发展主流的传统中,云南具有边陲文化的独特性。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与山水地貌的多样性使云南呈现出"异域"的文化个性,作为文化呈现形态的艺术在其文化滋养下呈现出地域性的风格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云南山水画出现新的生机与活力,不断凸显其地域的魅力特色的同时,也在追求笔墨语言及形式的更新。在时代性和地域性的双重情境中,云南山水画家在继承和创新中摸索实践,不断地进行笔墨语言的探索及笔墨精神的追求。     

草木有声：山川方物工作室新媒体传播赋能乡村振兴

本文以山川方物工作室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新媒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传播作用和服务优势。通过新媒体全矩阵运营的框架，该工作室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在线直播和短视频等形式，成功展示了乡村的独特魅力和文化特色。通过精心策划和呈现，将乡村的故事、传统手艺与当代艺术相融合，创造了引人入胜的视听体验。本文通过对山川方物工作室在新媒体传播方面的实践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其成功经验和启示，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战略的建议。     

三迤山水亦入画—云南山水画发展探析

在中国山水画的主流传统中,是以笔墨系统为中心,追求其笔墨精神的书写和绘画技法的运用的。在其山水画发展主流的传统中,云南具有边陲文化的独特性。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与山水地貌的多样性使云南呈现出"异域"的文化个性,作为文化呈现形态的艺术在其文化滋养下呈现出地域性的风格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云南山水画出现新的生机与活力,不断凸显其地域的魅力特色的同时,也在追求笔墨语言及形式的更新。在时代性和地域性的双重情境中,云南山水画家在继承和创新中摸索实践,不断地进行笔墨语言的探索及笔墨精神的追求。     

山川意境及其人类学相关性

山与水,是民族志时空坐落的内在构成元素,但它在民族志中尚未得到合适定位。 我们的研究缘何存在这一问题？原因大抵可以在＂人类科学＂割裂自然与文化、     

西方“朝圣”视野下藏族“神圣”地理研究及其分析

20世纪90年代,西方涌现出一批基于新理论、新方法研究藏族"神圣"地理(神山、圣湖、圣迹、圣地等)以及相关仪式、神圣空间的研究成果,对于这些研究成果进行较为细致的评析,有助于国内同行更好地了解西方"朝圣"视野下对于藏族民间宗教与文化的探讨,从而对其研究观点、研究理论与方法有一个系统的认识,推进我国藏学研究的发展。     

藏族宗教文化的神圣性与象征性特点

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灵魂,宗教文化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特征,除了一般文化所具有的共性外,还有其民族区域的特殊性和神秘性,即以信仰对象的神圣者为中心,以信仰为本位,以宗教道德为人们思想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以神佛的观念解释世界和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对神佛、菩萨、高僧的信仰崇拜是希望的寄托,以解脱成佛为最高理想,即追求精神的解脱.把想象中的一切借助于象征物表现出来,强化了其文化的神秘性或神圣性.     

“走廊”与“通道”:中国西南区域研究的人类学再构思

中国西南的人类学研究有着深厚的区域研究传统。改革开放之后,西南研究陆续出现了＂区域模式＂、＂族群模式＂和＂跨境模式＂三种研究范式。其中＂区域模式＂更贴近于社会历史现实,具有强烈的学科问题意识。至二十一世纪,基于历史上民族的源流考察与走势判断,兴起了诸如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滇黔驿道、进藏公路等＂通道＂研究。这种基于＂走廊＂学说和＂通道＂研究而展开的＂区域模式＂,将交互性和流动性作为研究之重点,来深入地阐释形塑西南中国社会人文特质的关系结构,将有利于中国人类学获得更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经验的世界图式,也有助于具体研究者获得真正的文化自觉和认知主体性。人类学的中国西南研究只有基于＂区域性＂的大视野来展开,在一种关系格局中来寻找西南研究的问题意识,才能摆脱＂民族性＂的现代叙事,并对＂民族认同＂这样的问题有所超越,最终回归到当地的社会历史现实和人文形态特质来深化对中国西南的认识把握,从而在学理上展开一些更为深入的对话。     

创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学习邓小平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

文化问题几乎困惑着当代的中国。一场场大的政治改革往往以文化的冲撞为先导,且政治与文化斗争交织在一起。从邓小平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经历来看,他将很大的精力和思想集中在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建设事业上,他对文化理论的研究和解决,对当代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建设做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这种影响。贡献不仅自觉或不自觉地印铸在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深层,而且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积极而深刻的指导作用。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一旦发生…     

礼物和宴会的两个逻辑：中国和西北海岸的谱系

本文探讨了礼物的两种不同逻辑: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阐述的互惠交换;法国理论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提出的礼物、牺牲以及无回报或不确定性回报、牺牲或仪式性支出。古代中国的文本也揭示了两种逻辑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而通过在温州农村等地方的田野考察可以在当代中国发现这两种礼物的逻辑。中国北方的商周文化和北美西北海岸的本土文化可能存在着古老的联系,从宴会器皿和其他手工艺品的艺术图案可以看出这一点。在中国现代性的背景下,来源于新教改革的现代西方思想时常被不加批判地接受,而非西方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可以帮助现代中国文化摆脱某些西方思想的霸权。莫斯和巴塔耶关于礼物、宴会和牺牲的理论受到美洲西北海岸本土文化的启发,有助于促进现代中国重新与自身丰富多样的古代文化传统进行联系,从而在审问中国现代性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个藏族村落的圣地观——玛藏德哇关于玛藏贡巴的社会记忆与话语表述

圣地观是藏文化中的重要文化事项,由社会记忆以及作为载体的历史文献和话语表述凝结而成.玛藏贡巴是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法的策源地之一.作为圣地的守护者,玛藏德哇村民形成了一套关于这处圣地的社会记忆和言说系统,成为他们利益诉求的重要文化资源.“圣地”与“拉德”之间的依存关系在微观的田野调查中得以展现.     

探析北宋全景式山水画之审美——从意境美视角理解

华夏文明的深厚积淀奠定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然而意境美的特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无论是绘画、雕塑,还是建筑等艺术门类,追求意境美往往是中国艺术家艺术创作关注的热点。在这些艺术门类中,意境美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基于意境美视角这一前提:只有充满意境美的作品,才会散发着无尽的艺术魅力,令人心驰神往,才能使得山水与自我融为一体。北宋全景式山水就充分体现了画家对客观自然的主观情思,无论是历朝历代的鸿幅巨制山水,还是文人雅客的小景山水。它们都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或隽秀、灵动,或缥缈、幽深,或千姿百态、巍然屹立的意境美。本文以北宋全景式山水画为切入点,来分析意境美在绘画中的特点与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