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就业模式对就业迁移的影响

按照经典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理论 ,在工业化取得进展时 ,转移出农业的人口应该向城市迁移流动 ,从而使城市人口比例提高。可是 ,我国乡镇企业的大幅度发展并没有造就积聚这些人口的城镇 ,已经发生的民工潮也没有带来结构性的人口迁移。这说明存在一些结构性的因素影响人口迁移。本文试图将迁移就业的阻力归结为就业模式。先抽象出“农民工”就业模式的基本特征 ,论证转移劳动力采用这种就业模式的先赋性原因及自致性原因 ,最后演绎出一个必然结论 :“农民工”就业模式阻碍我国劳动力转移采取迁移方式     

90年代上海流动人口分析

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出现的新现象。本文在评述了人口流动有关理论的基础上，以上海市为例，分析了流动人口的成因和特征。认为从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看，两个原因导致流动人口产生，一是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成庞大的外来劳动力市场，二是城乡差异形成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巨大推力。因此，需要从国家和城市两个层次上制定合理措施，有序地疏导农村人口流动。促进城乡可持续发展     

城市人口集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更为明显。在我国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将集聚理论纳入成本—收益分析框架，结合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与城市宏观数据，研究城市人口集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城市人口集聚通过个人收入、职业匹配与公共服务等集聚收益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通过工作压力、城市房价与交通拥堵等集聚成本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综合来看，目前我国城市人口集聚仍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第二，城市人口集聚对城市户籍劳动者、高教育水平劳动者与体制内劳动者的就业满意度提升更大；相比人口高度集聚城市，人口中度集聚城市的规模扩张更可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第三，基于集聚经济理论“空间发展钟形曲线”，都市圈空间不平等表现为经济一体化的集聚阶段或分散阶段。相比经济一体化分散阶段的都市圈，处于集聚阶段的都市圈，城市人口规模扩张更可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     

利益群体、组织、制度和产权对城市人口管理的影响

中国是在８０年代中期开始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到目前已经十几年了,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内还不能寻找出有效的城市人口管理体制,其最主要原因是缺乏从中国的社会结构去研究问题。在利益群体的利益冲突上缺乏协调机制;客观存在的组织寻租行为使得人口管理成为个别组织的利益;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别、城乡分割和劳动力市场分割也给人口管理带来困难;资源的产权不清晰是困扰城市人口管理的另一原因。     

新疆的劳动力市场和少数民族劳动者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分割性,这种“分割性”具体表现在城乡之间的分割、城市内部之间的分割、农村内部之间的分割。本文以新疆劳动力市场为例,考察了劳动力市场的地区分割,特别是民族地区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及其产生的主要问题。新疆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民族成分构成较高,劳动者主要集中在第一和第二产业就业,人力资本投资普遍不足的特点。从劳动力市场指标来看,新疆的失业率水平虽然总体比较平稳,但是少数民族劳动者的失业率较高。他们的工资水平较低,流动意愿也不高,这进一步阻碍了其提高收入和改善经济地位的可能性。政府在制定宏观劳动政策时必须注意这些特点,改善劳动力市场中弱势群体的经济地位。     

地方品质与经济机会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基于CLDS 2016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考察了决定中国城际劳动力区位选择的区域和个人因素。旨在评估流动劳动力选择目的地时地方品质、就业机会和经济结构的相对权重,以及这些地方因素在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中的作用程度。结果表明:(1)地方品质对吸引迁移人口流入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大于就业机会带来的效应,迁移人口会倾向于流向地方品质更好的城市。(2)通过对比地方品质和工资水平对流动人口流向选择概率的影响可以计算得到流动人口对于地方品质水平提升1个单位的支付意愿约为9.70元。(3)从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个人消费服务、地区基础结构和公共服务对本地吸引人才流入的能力均表现出显著的带动性;年轻一代和室内工作的劳动力群体更加注重环境因素的考量,对城市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于地方品质,高教育水平劳动者受到高工资水平的调节作用更大。来自城镇的劳动者更加重视地方品质建设对自身带来的影响,而来自农村的劳动者更加注重工资报酬所带来的经济效用;流入内陆、淮北地区、特大、超大和高收入阶段的城市吸引劳动力受城市地方品质的影响效果更显著;流入内陆、淮南地区、大中小和中等收入偏上/偏下城市吸引劳动力受工资水平的影响更显著。     

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三群体研究

关于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问题,过去已有大量文献,但研究重点是农民工。这里把外来市民纳入观察视野,利用2008年"迁移和流动劳动力与中国大城市发展"调查数据,分析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险参与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发现:在工资收入上,不同户籍身份劳动者之间没有净差异;在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参与上,本市居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参与的可能性依次递减。这意味着,工资收入已经基本上由劳动力市场决定,而社会保险参与依然与户籍身份有关。不过,这种关联方式已经从过去的城乡户籍身份歧视转向本地/非本地权益差异。     

用经济学书写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历史--评《中国劳动力流动与"三农"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目前中国超过3个月的农村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达到了1.23亿,而这个数字似乎还在不断增长。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对于城乡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的意义如何评价?在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为什么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没有缩小?为什么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并没有改变城市化水平仍然远远落后于工业化水平的局面?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的进一步发展将怎样影响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就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对于理解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经济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理解人们所关心的“三农”问题的…     

论“两栖人口”——四论农村劳动力转移

一、两栖人口的出现 “两栖”原为生物学上的术语,这里我们提出的“两栖人口”,是指不变更户口,越过乡、镇界限,以劳务输出为目的的农村劳动者。通俗讲,两栖人口是指户籍在原地,劳动在彼地,离乡不“背井”的农村劳动者。它是流动人口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劳动力流动在我国目前条件下的特定表现。 劳动力流动的内在冲动在任何社会都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任何社会都存在收益差异     

中国今后耕地减少趋势展望

一、为什么要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及交通建设与耕地占用的关系城市化和工业化对于耕地的潜在威胁,当前是国际性的发展问题.“各国和世界领袖人物都公认存在这些问题”,城市化、工业化与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同一过程.农业劳力转移通常表现为2个方面.一是一个国家与地区城市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二是农村劳力就地实现产业转移或实行兼业化.无论何种过程农业劳动力转移导致的非农业建设与耕地占用都是息息相关的.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正处在农业劳动力大量不断转移,城市化与农村非农化水平不断提高,这样一个特征非常显著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一历史阶段可预计持续到下世纪中叶,甚至中叶以后.在1982年和1990年2次人口普查期间,我国城市人口比     

中国的经济开放与经济型人口流动

本文从地区工资差别和就业机会的理论出发 ,论证了中国的经济型人口及劳动力流动的变化 ,并根据哈里斯和托达罗的模型 ,结合作为中国典型的人口流动现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趋向 ,提出了经济开放刺激的城市经济环境是诱发人口流动的主要的原因     

弹性城市化与农民工反贫困：基于城乡统筹的视角

主流观点认为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不在农村而在城市．支持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方式来解决农民工问题。但在中国人口整体规模过大情况下,完全实行人口自由流动或迫使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政策,结果只能是贫困人口向城市的搬迁和聚集。较现实的方式是：长期稳定和完善中国农民自己创造的城乡间往返流动模式．即弹性城市化模式。这在一定程度有效地平衡了市场条件下的城市化限制与农村低收入之间的矛盾,降低城市严重贫困化的风险。     

劳动力流动与城市规模分布——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的研究CSSCI

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使用人口普查数据汇总城市常住人口规模,应用齐夫指数度量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度,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及成因。结果显示,基于常住人口统计口径的齐夫指数显著低于基于户籍人口统计口径的齐夫指数,这意味着劳动力流动提高了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度。进一步使用迁移人口占比衡量城市人口集聚能力,结果显示,城市规模增长显著提高了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研究结论的启示是,充分发挥大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适当提高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度,对加速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有益。     

中国劳动力流动社会经济政策演化脉络与效应研究

中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所经历的劳动力流动,既是一种社会发展现象,也是一种转轨现象。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劳动力流动本身以及相关宏观社会经济政策作用的微妙性突显了其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的差异化特征。文章区分了劳动力流动宏观社会经济政策与地方政府的微观干预措施,侧重探究1978²012年劳动力流动宏观社会经济政策的演化脉络及其在每一个阶段给劳动力流动与宏观经济带来的社会效应与经济效应。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流动社会经济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偏重城市与发达地区而弱化农村与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导向。在这一政策导向下,其作用于劳动力流动应有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并不显著,从这一视角来看,甚至是延缓了城乡间与地区间差距的缩小进程以及外流劳动者微观主体福利的提升进度。     

争取领导部门地域联动

河南省是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农业生产还主要依赖于重体力劳动，对男性劳动力需求强烈，传统生育观念影响至深，造成了河南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     

退休年龄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自1951年以来。中国的退休政策并未随着平均寿命、经济发展等情况的变化做出大的改变。每年有成千上万的老年劳动者,在其仍有劳动意愿和劳动能力的情况下,因为政策的规定离开工作岗位。过低的退休年龄使得我国的劳动参与率被潜在的低估,如果调整现行退休政策,将修正劳动参与率、减少“人口负债”期问题、缓解未来养老金收支失衡压力和挤压劳动力市场。     

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口变动趋势研究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重新审视农村劳动力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在2021—2050年间的变化趋势,有利于从宏观上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农村劳动力人口资源,准确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以“七普”和历年人口相关数据为基础,以历年分孩次生育率和联合国总结的发展中国家生育模式经验来设置生育水平参数,以分不同时段的城镇化率变化模型设置农村人口迁出率参数,以分迁移原因的迁移数据模拟农村人口的迁移模式,采用经典的基于队列的人口预测方法,对农村劳动力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规模持续下降,2035年、2050年分别降至2.04亿、1.20亿,仍存在农村劳动力剩余;劳动力年龄结构分布失调,将面临间断性的年龄结构断层;劳动力性别结构严重失衡,到2035年将有1910万被动不婚人群,且随着时间推移不能得到有效缓解;劳动力抚养负担持续增加,但2022—2028年仍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机遇期。由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总体上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与局部上农村劳动力人口年龄断层的矛盾,畅通劳动力人口双向流动的渠道,也要关注农村男性受到婚姻挤压所可能引发的社会难题...     

集体消费和劳动人口质量的提高

我们曾撰文指出,在社会主义下,人人都终为劳动者,所以,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考察人口,就归结为考察劳动人口即劳动者;由于劳动者占有自身劳动力、劳动者集体占有生产资料、从而决定劳动者获得自主劳动权,所以我们依据马克思的指示将社会主义劳动称之为自主劳动、将社会主义劳动者称之为自主劳动者。依此新的角度,本文拟对社会主义下的人口即劳动人口的质量作一考察。不妥之处,敬希批评指正。 全文的前提是:归劳动者个人支配的个体消费金用于购买生存资料,以保证劳动者的劳动力简单再生产;集体消费金用于购买发展资料,以保证劳动者的劳动力内含的扩大再生产。     

有效乡-城迁移与经济发展

有效乡 -城迁移不仅于农民有利 ,也十分有助于城市经济发展。因此 ,在有效乡 -城迁移条件下 ,任何制约或阻碍这种受市场力量支配的劳动力人口流动的政策和措施都是不明智的     

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改革的深化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我国传统的农村劳动力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是改革的成果,同时又对深化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过大,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缓慢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新中国成立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9.4％,农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总数的91.4％。从建国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多年来由于我国的城乡经济基本处于分割状态,农村经济单一经营,农村劳动力很少向外转移。尽管这期间工农业总产值的构成由1949年的“三七” (工业产值占30％,农业产值占70％)变为1979年的“倒三七” (工业产值占70.3％,农业产值占29.7％),但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却变化很小。农业劳动力占工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基本保持在85％以上,农业劳动力占全部社会劳动者的比重也始终不低于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