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启蒙思想

论梁启超的启蒙思想梁念琼，周忠梁启超是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他在戊戌时期所起的作用已成公论。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凭其“誓起民权移旧俗，复研哲理陆新知一的勇气和信心在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彼．本文拟就戊戌变法失败后到１９０３年岁末梁启超启蒙思想的内容、特点等...     

试析梁启超戊戌变法后的启蒙思想

试析梁启超戊戌变法后的启蒙思想□吴乃华戊戌变法的失败，是梁启超思想的转折点。戊戌之前，梁启超以变法的宣传家而著称，为鼓吹变革作了大量宣传工作。但在当时，他的思想还未突破康有为认识的局限。他主张自主人格，但和康有为一样，他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皇帝之身；他...     

戊戌变法中的几个问题

翁同和不是维新派作为光绪的老师,历任清政府户部侍郎,都察院御史,刑、工、户等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要职的翁同和,由于光绪下诏变法,西太后为了孤立和打击光绪,变法后四天就迫令光绪将翁同和“开缺回籍”。当戊戌变法失败后,又将翁同和加重“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翁同和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陷入类似的悲剧,这就使人们误认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     

康有为维新思想动因新探

1898年的戊戌变法,由于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反对,历时103天,终于失败了。作为维新变法主要鼓吹者康有为,其维新变法思想动因如何,论者往往语焉不详,未予深究。本文试从康有为所处的历史条件及其阶级、经济地位探讨他的维新变法思想动因,提出看法,以供讨论。     

论万木草堂的本质属性

论万木草堂的本质属性沈茂骏万木草堂是康有为１８８８年首次上书清帝请求变法失败后，意识到要达变法目的须先培养变法人才，并在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的积极推动下，“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①，于１８９１年在广州长兴里创办的。至１８９８年康有为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     

重温戊戌变法

本文认为，在戊戌变法中，存在“家天下”与“官天下”这两种观念的尖锐对立，结果前者占上风，导致变法失败。传统儒家的“天下主义”与西洋宗教思想相遇，孕育出新型的世界思想，取代了康有为“官天下”的观念，使变法向革命转换。文章还以确凿的事实说明，浙江在当时各省中得风气之先，率先采取了一系列变法举措，为全国提供了具体样本；被普遍认为起了模范作用的湖南变法，是受到浙江变法的刺激而展开的     

君权、国权与民权之间的变奏:以康梁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立宪派领军人物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在君权、国权与民权上的观念有所差异,康有为的君权思想始终较浓,而梁启超的民权意识日盛,他们的思想对维新变化法有着极大的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先后在其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上鼓吹破坏主义排满，号召人们用武力推翻清廷统治。1903年以后，梁启超一改激烈的主张．转而提出开明专制的温和主张。对其思想的这一转变，史学界分歧较大。作者认为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演变有着思想和理论上的一致性，其转变有着深刻的根源，一方面愤西太后扼杀变法而鼓吹破坏主义，一方面反省了中国长期积弱不振的主要原因，提出开民智，主张实行开明专制。同时，梁启超思想的转变还受到西方，特别是日本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梁启超由激进向温和的转变，实际上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反映。     

梁启超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兼评百年来学术界对变法失败原因的考察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不少论著中深刻反思变法的全过程,提出了许多有别于世人的观点.他认为变法本身没有错,问题的根本在于没有将他们的变法主张贯彻下去,除旧而不布新,变法而不变人,再加上光绪皇帝无权、守旧官僚反对,就无法使变法获得成功.这些看法对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乃至终身的思想观点都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一百多年来,学术界对变法失败的研究也出现了种种不同的观点.     

关于康有为的评价问题

康有为是参与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之一,自5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他在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评价较低,这是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直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一曰:康氏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跌入了帝国主义的圈套”,成为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与洋务派主张的“以夷制夷”并无二致。一曰: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氏的政治思想倒退到反对民权、膜拜君权的立场,最终堕落为保皇党,成了社会前进的绊脚石。     

论一九○○年前后康梁思想的分歧

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到日本,借助日文大量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科学文化,因而思想大变,他自己说:“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康有为辗转日本和加拿大,思想停滞保守,在海外鼓吹“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一八九九年康有为组织保皇会,宣称要变法“非仁圣如皇上不可”。自此,康、梁思想日趋分歧。为了进一步探讨戊戌后到一九○二年间康、梁在海外活动的思想脉络,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以就正于同志们。     

维新派目录学的文化内蕴

维新派目录学是伴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而兴起的，但维新变法的失败并未使它走向式微，恰恰相反，戊戌变法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之一，便是维新派目录学迅速成为中国近代目录学史上一个深入人心且声势浩大的流派，深刻影响着世纪之交的整整一代中国人。从1895年起，为宣传变法图强的思想及全面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的主张，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健将开始了对新学书、西学书的编目、评介、推荐工作。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报刊——《中外纪闻》于1895年8月在北京创刊，梁启超主持笔政，每期必撰文鼓吹维新，介绍西学。次年8厅，黄遵宪、汪康…     

重新认识戊戌变法

为纪念戊戌变法90周年,由中国史学会、广东史学会等12个单位联合发起并组织的“戊戌变法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88年11月12日至16日在广东省南海县和新会县两地召开。围绕“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化”这个主题,对中国近代史上这场重大的改革运动及其杰出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的改革思想和实践进行了新的评价。一、变法的性质与会代表基本上不再沿用“改良主义”的提法,但在戊戌变法是否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并进一步对改良和革命在历史上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重新加以认识,比较一致地感到:判断一个政治运动地位的高低,一个政治主张的优劣,不应以是否使用暴力、是否最为激进作为标准,换言之,也就是不能以是改良还是革命作为标准,而应根据当时当地的历     

更高意义上的回归——1903年前后梁启超政治思想演变轨迹探析

维新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逐步摆脱了康有为的思想束缚,思想变得激进,倾向于革命.但是1903年赴美国考察回来,他却不支持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主张君主立宪,回归到改良阵营.考察梁启超政治思想由激进而趋于保守的演变轨迹,可以发现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内涵.他的回归非但不是落后,反而是对中国未来的超前思考.     

乌托邦思维方式与戊戌变法

康有为身上具有的乌托邦精神促使他积极地推动了戊戌变法,但在乌托邦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变法领导者认为变法应当是快速的、急剧的,是全面的、彻底的,认为新法旧法水火不容,并对变法的未来持极端乐观态度。这些认识导致他们在实际的变法运动中采取了许多不明智的政治策略,向传统的各个领域都发出了挑战,最终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     

一九○○年自立军起义失败的原因

一1896年戌戍变法的失败,已經表明了資产阶級的改良主义不能挽救民族危亡。但是,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并未因此改弦易轍,还是在加紧进行“保皇”活动。他們感到:仅仅依靠“光緒皇帝”这块傀儡牌子,終究敌不过实力雄厚的后党。因此,他們逃到海外以后,积极进行新的部署:一方面为創設“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組織保皇会,以利祿爵位来诱引海外华侨忠君保皇,梁启超并在横濱     

近谋远虑谁能解得失成败论书生——戊戌变法一百一十周年祭

戊戌维新既是一场肤浅的制度变革,又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康有为等人没有能力把握处理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下的利益关系,因此失败的结局是注定的.但从另一层面说,变法的必然趋势又是不可逆转的.戊戌政变后,变法的部分目的通过曲折的方式、流血的代价,依然得到了迟到的实现.如此说来,变法又不能说完全的失败.戊戌时代,康有为等人极力争取的,其实是绅权.其基本思路是通过绅权的申发,一方面启发民智,为扩张民权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制约皇权,从而达到"布衣改制"的目的.康有为在投身改革灰暗的现实政治的同时,念念不忘在心中描绘人类社会玫瑰色的未来图景.这种远大的理想关怀,绝非简单的"空想"一语便可轻易打发的.     

梁启超的进化史观

在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化论是先进的中国人民开展解放斗争的主要理论武器,也是中国资产阶级进行哲学革命的根本思想。在戊戌时期,作为资产阶级著名的启蒙思想宣传家梁启超,先是信奉康有为的“三世”说历史进化论,后又通过严复的译著(主要是《天演论》),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进化史观,并认为中国的变法维新是势在必行的。戊戌变法失败后至1902年间,梁启超在日本由于广泛地接触到西方国家和日本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进步史学思想,他的进化史观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宣传的社会历史进化论,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无疑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中国近代进化史观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本文试图对梁启超的进化史观作一初步探讨。     

读陈衍的《戊戌变法榷议》及其他

戊戌变法已经一百年。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它如果成功，历史将要改写，中国可能成为日本模式的中华帝国。戊戌变法失败为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开辟了道路，清王朝终于被推翻。戊戌变法失败的征兆，在变法前已经很明显。张之洞撰写《劝学篇》，同康梁划清了界限。陈衍在北京参加会试时就对林旭说：“时局会有变”（《石遗室文集》卷一）。有识人士看到，对立双方力量悬殊，慈禧实权在握，而光绪则徒具皇帝空名而已。辜鸿铭评论康有为“只想通过一个单一的改革行动，仅凭皇帝的一纸‘上谕’来欧化中国。”（《辜鸿铭文集·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不…     

康有为一派对陈宝箴父子政治态度的误解与夸张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不属于同一政治派系。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一派对陈氏父子的态度前后有三变。由于御史黄均隆的错误举报,慈禧太后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有为,以"滥保匪人"、"招引奸邪"的罪名将陈氏父子革职,康有为等人也由此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康、梁在日本大力宣传陈氏父子在变法期间对他们的支持;并在庚子事变时,宣称陈氏父子是他们的依靠力量,而陈氏父子并没有参加唐才常、梁启超等人在庚子年间的政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