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审美特征形成刍议

宋代文学的审美特征非常鲜明:1.以俗为美成为一种时代审美取向,雅俗并峙成为文坛的基本格局;2.思虑深沉的阴柔之美取代了唐代文学所创造的才气发扬的宏壮之美。宋代文学审美特征的形成只能从其生长环境——宋代社会去寻求解释。宋代所实施的某些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为文化平民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以俗为美是文化平民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过唐代,但其国势却是日渐衰微、积贫积弱的。积贫积弱的国势正是宋代文学尚阴柔之美的现实根据。     

“悠然望南山”与“悠然见南山”——陶渊明诗歌经典化中的“苏轼效应”

宋代大文豪苏轼对于陶渊明《饮酒》其五的精妙解读,对于该诗的经典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苏轼效应"首先在诗学批评领域和校勘学领域迅速体现出来,同时,呈现出由文学领域向建筑领域渗透的倾向,受苏轼解读的影响,以"悠然见南山"意境命名的建筑景观相继出现。更为重要的是,经苏轼阐释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作为陶渊明形象的独特标志而演示着一种潇洒、自由的生活状态,继而表征一种独立、高洁的人格范式,得到后世文人的普遍认可与积极效仿。     

宋代的东坡热:福建仙溪傅氏家族与宋代的苏轼研究

福建仙溪傅氏家族在宋代是一个研究苏轼的世家,其成员著有多部研究苏轼的著作。傅藻的《东坡纪年录》是宋代最著名的东坡年谱。此谱的特点就是严格依据东坡本人的作品来排定苏轼的生平,并努力将其可考的作品一一系年。傅共的《东坡和陶诗解》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注释苏轼和陶诗的著作,也是一部新发现的宋人注苏诗之作。傅共注苏轼和陶诗注重释意,在学术上亦有一定的价值。傅幹的《注坡词》是现存最早的东坡词注本,《注坡词》在东坡词的背景介绍、语意解释以及词意阐释上都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而其对苏词中"今典"的解释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傅幹还用了"以苏注苏"的方法,用苏轼的其他作品来印证其词。     

试论苏轼"崇陶"的心理动因

苏轼"崇陶"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颇有趣味、令人深思的文学现象.究其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深受北宋学术思想文化思潮和当时人们注重理性、精神、道德重构,以及社会上"学陶"风气等外在因素影响之外,尚有其内在的直接的心理动因:一是苏轼在人生困境中,经过人生反思,为寻求一种精神依托而自觉"师范"陶渊明;二是苏轼对陶渊明疏朗淡远诗学境界的倾心推崇;三是苏轼艺术审美理想与陶渊明审美旨趣的高度契合.     

苏轼祝文创作及其关涉的仪式意蕴

《苏轼文集》收录苏轼祝文96篇,涉及祈（谢）晴、雨、雪,奉安皇帝御容,谒文宣王庙,以及祭勾芒神、祭土牛、告五岳、秋赛等,联系着丰富多样的仪式仪节。祝文应用于祭奠仪式,具有仪式与文学的双重意义。结合苏轼各类祝文的写作背景,探讨祝文及其仪式应用中所映射的政治理念、宗教信仰、教育观念、文化习俗,从而揭示宋代礼乐文化建设的多个侧面,为宋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提供借鉴。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论苏轼的自由人格

苏轼做到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完全统一,为中国文人构建了一种可仕可隐、无适而不可的新型人格模式--"自由人格"从而形成了对传统文化人格的超越,成为一位更加纯粹、达观、睿智的诗人.     

谈苏轼文学中的幻变异化

近读苏轼,发现苏轼是创造、使用幻变异化故事的大师,幻变异化是构成东坡文学特点和创作方法的重要因素,认识苏轼文学中的幻变异化对认识宋代文学发展的总趋向,如题材的俗化、以文为诗等也不无裨益。苏轼文学中的幻变异化现象在苏轼各期文学和各体文学中有各自的表现和作用,并赋予了苏轼文学特殊的美感和趣味。     

"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论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

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复杂,只有从科举的内部运作,即科举考试自身出发进行考察和分析,才能揭示科举与文学的真实关系.宋代科举自"景德条制"后,形成了以考试为中心,举子以应试为目标的显著特色;有司将"文章取士"变为"较艺",而举子则"待问条目,搜抉略尽",科举时文已与传统文学(诗歌、古文)背道而驰,故宋人将其分为"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因此,宋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不能到科举考试中去寻找原因.     

宋代文学审美特征形成刍议

宋代文学的审美特征非常鲜明：１．以俗为美成为一种时代审美取向，雅俗并峙成为文坛的基本格局；２．思虑深沉的阴柔之美取代了唐代文学所创造的才气发扬的宏壮之美。宋代文学审美特征的形成只能从其生长环境──宋代社会去寻求解释。宋代所实施的某些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为文化平民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以俗为美是文化平民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过唐代，但其国势却是日渐衰微、积贫积弱的。积贫积弱的国势正是宋代文学尚阴柔之美的现实根据。     

宋代洪州分宁黄氏文学家族的形成

一个文学家族的形成,往往需要有文化积累、群体的文学活动与文学传承意识等方面的合力推动。对于宋代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洪州分宁黄氏文学家族来说,文化积累使黄氏家族文学的形成成为可能;群体的文学活动使黄氏家族文学得以形成,其中,家族成员间的唱酬交往形成家族合力,与家族成员外诗人的唱酬交往使家族文学向外扩散;而文学的传承意识,又使黄氏家族文学薪火相传。     

我饮不尽器，半酣味尤长——苏轼诗酒人生的哲学诠释

宋代大文学家、酒文化专家苏轼的饮酒观念可以概括为"半酣"、"欢适",他在融合前人特别是庄禅陶白的基础上,把饮酒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哲学境界.这既反映了随遇而安的旷达人生观点,又代表了一代文化精神.     

论宋代文艺思想与佛教

佛教对宋代的学术、文化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宋代之前,尚没有哪个朝代的文学理论如此广泛而深刻地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而且实现了融会贯通。宋代的佛教已非单纯属于一种外来文化,它已经与中国的儒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融合为一体。宋代佛教是经过文化整合后而形成的中国化的佛教,有着明显的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的倾向。儒家深厚的文化根基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无法摆脱也不可超越的文化基因,而佛教博大的思想体系则将这种基因发扬光大,或者赋予其一种全新的内涵。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宋代儒佛能够在深层次上实现贯通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唐宋之后的中国大乘佛教将世界根源归之于"心"这一核心概念。"心"的概念始成为儒学理论的重要概念,而宋代儒学最终由"道学"转向"心学"也证明了佛教的这一影响。有关文艺思想,宋代佛教界所作的阐发甚至较之儒家学者更早,对当时整个思想界产生的震动和影响是巨大的,这包括宋代佛教的"思无邪"说、佛教与艺术中和观、清雅艺术观念和风气的形成等等。     

宋代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从苏轼诗歌说开去

宋代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高涨,尤以政局稳定、文化承平的北宋中后期为最。折射在诗歌中,即是诗中突出的自我意识。在宋诗代表人物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笔下,诗中之“我”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自我意识最强者当推苏轼。苏轼在诗歌世界中的自我构建所彰显出的自我意识之强,超乎当时后世的诸多诗人,是宋代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苏轼自我意识高扬的突出表现,就是在他的诗歌文本中有大量标识自我身份的自称。诗歌自称是诗人“自我”在诗歌中的审美投射,在苏轼诗中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一致的情况下,苏轼作为性格丰富的地方官长和幽绝之地的幽囚之人所彰显的自我意识;二是苏轼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不一致的情况下,诗人对理想“自我”的构建、追寻、回归与超越。宋代以号自称的文化潮流,表现出士大夫以第三人称的“他者”视野完成自我的检视,从而追求社会的认同。与欧阳修、惠洪、杨万里、陆游等其他士大夫相比,苏轼在自我检视中有着深刻的反省意识,这在宋代士大夫身上是十分罕见的。     

晁补之初入“苏门”论析——“苏门研究”系列之一

晁补之拜师苏轼时年仅20,思想观念尚未完全成熟、稳定,没能分辨清楚当时各大学派间学术上的巨大分歧与政治上的尖锐对立,对苏轼的思想缺乏一种真正的理解和把握.但是,凭着良好的文学素养与艺术感悟,仍得以为苏轼所接纳,成为文学史上著名的"苏门四学士"之一.     

和陶诗流播不广原因初探

和陶诗肇端自苏轼,这种集和韵与拟古为一体的新诗体一经问世,便引得众人纷纷继和,自宋至清,绵延不绝,遂使和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在和陶者中,既有诗坛巨擘如苏轼、刘因,又不乏帝王、名臣如乾隆、李纲等,然而,诸多名家之和陶诗却大都寂寞无闻,未能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究其原因,当与其自身的创作方法、艺术水平及其流传方式等因素有直接之联系.     

论北宋柳、苏词的雅俗对峙

雅与俗是一个分合消长的流变过程.词体文学从中、晚唐发展到北宋蔚为大观,至柳永与苏轼,先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创作趋向--雅与俗的对峙.这种对峙,有着各自不同的源流传承,浸染着宋代文人雅俗两极的文化个性,在词坛审美取向变革的背景作用下,显得尤为鲜明突出.它不仅完成了与东坡言志耆卿言情的构体开派,而且成为北宋词雅俗嬗变的关捩.     

唐宋词乐的发展变化与柳永苏轼词

散乐歌舞是唐五代曲子产生的前提,教坊乐渐变为唐曲子,是唐五代曲子辞"倚声"之源,唐五代曲子与唐"燕乐"无涉。柳永词的用调充分体现了唐五代词乐在北宋初期的延续,柳词的声情体貌,均源自"花间",与教坊俗乐紧密结合,既倚声"善为歌辞",又能"填腔"制撰新曲,"变旧声作新声",使之传播极广,接受甚众。苏轼以诗为词,是真正的"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但由于不咏调名本义,脱离词乐声情,也使得词成为了案头文学,逐渐丧失其作为音乐文学的特质。     

宋代出版与宋代文学家庭

宋代的出版业渐趋繁盛,为宋代文学家庭的繁荣提供了条件。而文学家庭的繁荣又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二者相互促进,共同为宋代文化的繁荣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评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创作目的论

以文学反映现实,提倡有为而作,这是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苏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口号,要求文学要能揭出社会之弊端,以引起疗救。苏轼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的创作理论,与宋代开明的政治有关;而作者要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则必须具有政治预见性和勇于坚持真理的不屈精神。     

论宋诗之"趣"

与宋代整个社会的享乐之风相适应,宋诗表现出一种"乐"的时代主题、特征和审美倾向,尤其是对诗之"趣"的追求和表现更成为宋诗的一种普遍风尚.这当中,又以杨万里诗的情趣、苏轼诗的谐趣、黄庭坚诗的禅趣、朱熹诗的理趣更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