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人品书品论

人品和书品是书法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对审美范畴。蔡襄的人品是其高尚的人格形象和典型的清官风度的具体浓缩，其书品是精到的“风神”书论与飘逸的书法风格的高度体现。蔡襄是典型的文人代表、书法家代表和儒臣清官的代表，他具备了中国古代清官、文人、专业书法家的综合素质，表现了古代书法文化人物知识、阅历、能力的广泛性和全面性。察襄的人生与书法所蕴藏着的深厚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应得到更深层次的挖掘和强力度的张扬，并应给其以合理的历史定位。     

论元杂剧的复仇精神

中国古代,允许无辜被害者的家属向加害者寻仇的法律制度,从春秋时期一直延续到元代,仍然被写进法律文本。它是元杂剧复仇精神的源头。元杂剧体现了传统文化背景下顽强的复仇理念。在复仇遇到阻碍时,为了达到复仇的目的往往借助清官侠客乃至鬼神     

包公现象及其在通俗文学中的展现

构成包公现象的核心部分 ,是包拯将传统儒家人格理想人生化而形成的自身素质。北宋宽松的政治环境和他本人的君臣际遇及政治生涯 ,是这一核心部分得以展开的基础与条件。宋代吏治与监司制度的特殊性 ,又助长了包公现象的成熟。此现象投射到文学中 ,便在通俗文学上形成了一个开放性文学展现过程。其根因在于士人传统的清官政治理想 ,以及平民百姓崇尚清官品格的审美期待 ,包公现象的形成及在通俗文学上的展开 ,体现并印证了中国古代文学史发展中的某些特定规律。     

略论包拯与中国的清官文化

包公是中国清官文化的符号。清官文化在中国的形成和延续,反映了在君主专制的封建时代,无权无势的底层民众对清明政治的期待和对主持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的祈盼。中国清官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以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封建道统为核心。清官廉臣虽有缓和社会矛盾、为巩固封建帝制服务的一面,但他们刚正不阿、惩恶扬善的道德人格却有超越时代和阶级的普适价值。     

反腐要走出清官崇拜的误区

“清官崇拜”是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一种义化现象。所谓“清官崇拜”是指在封建社会中．人们把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廉洁奉公、为民做主的政府官员当作正义的化身而神圣化。说到底．这是一种人格崇拜,是人民群众不能保障其自身的权益．而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寄托在被称为“清官”的掌权者身上的无奈心态的反映．是封建社会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政治上的延伸和体现。     

中国古代“一断于法”的司法平等理念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现了等级和阶级性,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中都充斥着不平等的思想。实际上,就对古代法律平等问题的考察而言,应该区分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在立法上,古代法律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体现了一定的等级性。而在司法上,古人始终认为应该坚持"一断于法"的司法平等主张,上下贵贱皆从于法。法律在司法领域得到普遍的适用就是司法平等理念的体现。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清官司法

本文拟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独特视野出发，对于清官信仰的民间意识、清官司法的理性认识能力、清官司法的权力界限以及清官司法的社会意义和法律意义四个方面进行检讨     

魅力与祛魅：中国古代清官思想再反思

清官思想是中国社会一种极为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尽管时代变迁却依然延绵不绝。中国古代清官以其独特的魅力受到士大夫的推崇和广大民众的敬仰;这种魅力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清官思想并非与现代社会水火不容,不应予以全盘否定。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清官思想,汲取其中所蕴含的积极因素,并引导其进行现代转化,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价值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和伦理原则,在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主要是由中国古代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等级制度决定的。该制度从自然伦理层面看,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从社会伦理层面看,体现了经权相济的思想。亲亲相隐制度对我国建立现代的法治社会和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矜恤思想对传统法制的影响及现代化意义

矜恤思想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它是中国古代社会特质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古代家族主义和泛道德化的产物.矜恤思想对传统法制的影响体现在立法中,同时也贯穿于法律制度设计与司法实践领域.其在法律原则方面体现为追求立法简省、对特殊群体刑罚的减省和区分犯意、奖励自首;在律其中体现为赦宥、录囚、恤囚和存留养亲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还有案件的上诉与复审以及对死刑的复核复奏.矜恤思想的现代化意义主要在于其揭示的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体现的刑法谦抑底蕴和人本主义精神.     

包公也断“葫芦案”——法治视野下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

作为中国古代清官形象代表,包公是完美无缺的正义化身,在中国司法文化中,包公早已被神化.然而,如果以元杂剧《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为样本,在现代法治视野下评判包公,我们会发现不仅《红楼梦》中的贾雨村这位葫芦僧会判葫芦案,身为清官的包公也同样封建迷信十足,他为了所谓的结果正义,在断案中有罪推定,并不惜刑讯逼供,最终导演一场包庇凶犯、枉法裁判的葫芦案.中国司法文化中有根深蒂固的清官情节,但司法公正并不仰仗清官,其根植于法治而非人治.     

中国传统法中的执法群体变迁的考察

中国古代在法津领域,虽极重视法律的制定,却更重视执法官吏的因素。先贤们理想中的法官是仁义君子,这一选择法官的标准对后世影响甚为深远。漫长历史变迁中,执法者职业群体无论是出于主动或被动的法律活动,都时刻影响着中国传统法的实践进程。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形态述论

中国古代社会的廉政文化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容各派学说、规模宏大、结构庞杂、内容丰富和体系完备的廉政理论体系。它包括传统社会的廉政观、民本观、德治观、吏治观、法治观、制衡观、教化观和修齐观。传统廉政文化是传统社会实现政治清廉、社会和谐、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精神支柱,是当代中国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根基。     

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修辞方法与启示

中国古代司法判决中的修辞不是法官故意炫耀的文学技巧,而是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和寻求合理性判决的方法。以修辞作为司法判决的说理方法是法官的理性选择,修辞方法在实现司法功能时并未让法律陷入不确定性之中。法律修辞是法律人在充满价值冲突的具体案件中作出合理法律判断的重要法律方法,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蕴含着人文主义的修辞方法应当被重新记起。     

制度与明代推官的法律知识

推官是明代最基层的专门的司法官员。对推官获取法律知识的考察,为我们具体了解帝制晚期官员掌握法律知识的状态和机制提供了途径,还有助于发现明清时期地方司法呈现不同特征的原因。明代推官就任之初并无充分的法律知识储备,但这一时期的详谳制度和行取制度为推官提供了获取并积累刑名知识的重要机会和激励因素。换言之,制度在推官获取法律知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明代中期以后,推官在地方司法中表现积极,成为明代官员中具有专门法律知识的队伍--监察御史的重要后备力量。     

中国古代个性心理测量的研究

该文从四个方面对古代个性心理测量进行了全面论述。首先介绍了中国古代个性心理测量研究的发展过程;接着讨论了中国古代个性心理测量研究运用的各种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自然实验法等;然后本文归纳总结了中国古代个性心理测量的特点;最后探讨了研究中国古代个性心理测量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司法研究专题——人民法庭的乡土司法特性

通过参与式观察调查,在分析杨村人民法庭的法庭概况、法庭法官、法庭运作基础上,由法庭所处的农村社会特点和人民法庭的具体功能所决定,我们将人民法庭的司法定性为“乡土司法”。司法主体的类型是非职业化、大众化的法官;法官倚重的是自己积累的司法经验;法官要以便民的原则来解决纠纷,又要以务实的方式来维护稳定,还要以得力的手段来树立和维护政府的权威;法官须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以及“情、理、法”的统一。     

论中国古代法制史的伦理特色

中华法系作为世界五大法系的重要一支,其区别于世界其他法系的重要特征即中国古代法制的演化进程是以家族本位和义务本位为核心的道德伦理法律化过程.中华法系在当今世界法律体系中虽然已经消亡,但数千年里延续积累下来的中国古代封建法的这些伦理特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或多或少有所反映.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克服这种不利的倾向,从而更好地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中国传统国格之正义立国及中华法系之正义法系初探

做人要有人格,立国也要有国格。考察中国国名的含义与中国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长期以正义立国,国人普遍追求公平正义"的事实。中国的"中"在表示国格时,意思是"不偏不倚"与"正义","正义"就是中国的国格,是中国的国家认同与凝聚力之所在。中国追求正义不仅体现在宗教信仰、国民素质与传统文化中,更体现在中华法系的法律体系架构与国际秩序推动均以"正义"为价值取向,中华法系是全世界法律体系中最具影响力与智慧的正义法系,比单纯的自由法系更加成熟、自然,更少成本。以正义立国,返本复原不仅是古代中国领先世界的根本原因,也是当代中国复兴的起点与号角,还是世界完善幼稚自由主义,走向成熟自由、和平、稳定、正义的福音。     

关于法律推理研究的历史考察

法律推理的历史由来已久,西方各派法学家都不同程度地探讨过法律推理的有关问题,尽管他们的观点各异,但大多数法学家都倾向于认为法律推理就是法律适用的推理,它是法官裁决案件时的方法论工具或智力手段,其功能就是为了论证判决结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中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系统的法律推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