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

日本广岛大学教授铃木修次先生所著《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一书,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专著。该书的要义可概括如次。 作者认为,就中日两国的文学主流而论:中国文学是经世济时的文学,是现实主义的文学;而日本文学则是玩物游情的文学,是超现实主义文学。中国文学重“风骨”,贵“言志”,文势卓拔高迈,泼墨雄浑畅扬,以主旨鲜明、文理通达为高;而日本文学则     

《史通》所体现的文论思想

《史通》为初唐时期杰出的史论家刘知几所著,是我国目前现存的一部最早的系统阐述史学理论的著作。史论家与史家不同,史家在修而不重论,史论家则重论而不在修。史论家研究的对象是史籍作品,犹如文学批评家面对文学作品,从史论家对史籍作品的论述中,是很可以看出他的文论见解的。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说,“史论家好似文学     

川端康成和中国文学

1968年，川端康成（189－1972）以他独有的小说艺术表现了日本文化之美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川端不止一次地承认日本美的传统融和了中国唐代文学的风采。他说他的心已经融汇在紫式部（约978年前后──1014年前后）的《源氏物语》之中。他认为自古至今，《源氏物语》是日本最优秀的一部小说，“就是到了现代，日本也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和它媲美”（《我在美丽的日本》）。要谈论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学对日本现代文学的优秀代表川瑞康成的影响，不妨先从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学对《源氏物语》的影响着手。紫式部以精通《白氏长庆集》而得名，在小说…     

台湾作家陈映真:背靠祖地的中国人

由小说名篇而搬上银幕的《夜行货车》,使得海峡这边更多的人熟悉了台湾作家陈映真。其实陈映真在台湾早已声名大振,因为他的丰盛作品也因为他的坎坷经历。而今,《陈映真文集》在北京问世,陈映真以其文学成就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数不多的境外院士之一,这是中国文化界对陈映真的充分肯定。喜讯传来令人高兴,我赴台湾采访时与陈映真先生有些交往,深知他当之无愧。     

鲁迅与藤野先生拾零

鲁迅先生一直怀念着他早年的老师藤野先生。在《朝花夕拾》中的《藤野先生》回忆他早年在日本留学生活时写道:“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藤野先生虽然由于他的学生鲁迅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底在厦门写的散文《藤野先生》而驰名于世界了,然而鲁迅先生直到一九三六年秋逝世为止,似乎还不知道藤野先生为时     

关于郁达夫入东京帝大文学部读书的新资料

前些时候,我尝试着翻译日本学者稻叶昭二先生的著作《郁达夫—他的青春与诗》一书。稻叶先生致力于中国新文学研究,《郁达夫》一书就是他综合目前所知的材料写成的一部研究郁达夫少年及留日十年的创作与生活的专著。该书引用了大量原始材料,其中有些还是国内未曾介绍过的,多多少少可以订补国内一些材料的缺误。 该书的“第八高等学校以后”一章里有这样一段话:     

吴承恩作《西游记》二证

百回本《西游记》问世以后,各种刻本上都没有作者吴承恩的署名,现在人们认定这部书的作者是吴承恩,都是根据一些别的材料推断出来的。天启《淮安府志》说,吴承恩“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并在他的名下记载了他的作品,其中就有《西游记》一书。藏书家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中,也编录了吴承恩著的《西游记》(可惜的是他误载之于史部舆地类)。一些私人著作中, 又从语言方面进行论证,认为《西游记》中多淮安方言,这也是吴承恩写作《西游记》的一个重要论据。这些材料很能说明问题,论证也很有力。我认为,《西游记》中的一些淮安地方特色,也应视为吴承恩写作《西游记》的证据。我这里举出两个例子,试图说明这个看法。     

忆鲁迅的日本朋友增田涉

增田涉先生是鲁迅先生晚年交往密切的一位日本朋友,是日本著名的鲁迅研究家和中国文学研究家。他于去年三月十日逝世。当听到增田涉先生不幸逝世的消息,我很迷怅,是不是我的耳朵听错了,眼睛看花了。记得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晚上,在陈楚大使奉调回国而举行的招待会上,增田涉先生从离东京很远的大阪赶来。他虽已是七十有三的老人,却仍然神采奕奕,步履稳     

《古今著闻集》的研究现状及其民俗学要素考察

《古今著闻集》与《今昔物语集》、《宇治拾遗物语集》并称为日本的"三大物语集"。其内容丰富多彩,有"百科全书"之称,其中也涵盖了诸多民俗学要素。日本学者们从文学、语言学等角度对该作品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然而,从文化角度,尤其是从民俗学角度来解读作品的研究所占比重甚小。在中国,该作品还未被真正研究过。本文在对《古今著闻集》的内容和先行研究进行归纳之后,全面考察作品中的民俗学要素。本研究综述旨在为今后从民俗学角度解读作品提供基础和借鉴。     

论鲁迅小说创作的走向

鲁迅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曾说过,他开始创作《狂人日记》等小说时,“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而在以后《彷徨》的创作中,则“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加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多年来,在普遍地接受了作家对自己创作的这一见解的基础上,有的研究者还作了某些发挥,例如王瑶先生在(《论鲁迅     

重新发现广西文学

在20世纪90年代,我正在古都西安读大学,对广西文学的印象,似乎是朦胧的,在大学课堂发现广西文学只有陆地的《美丽的南方》、韦其麟的《百鸟衣》等零星的作品,其他的只剩下红遍中国的《刘三姐》电影了,以至于在《电影美学》课欣赏电影时发现《黄土地》竟然是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时,心中自然有一份惊喜。毕业以后,我在高校从事古典文学教学,我们的教研室正好承担了一门叫《地方文化》的课程。由于没有     

论《野草》的语言美——《〈野草〉研究》之一章

读过《野草》,人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这部散文诗集的语言写得很美。远在二十年代末,鲁迅曾同冯雪峰多次谈及《野草》和《彷徨》艺术美的特质。冯雪峰后来这样回忆说: 而据我看来,《野草》和《彷徨》,作为艺术品看,鲁迅先生自己是很爱的。事实上,除去艺术的高度优美性之外,如《野草》,其中不少篇仍都是思想健康的、战斗的作品,……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鲁迅先生自己也不愿对它们予以过低的评价。所以,当谈到《野草》,他自己几次地说他“现在,不会再写那样的东西了”的时候,我都觉得这句话有两种意味,好像他为自己不能再写那样的作品而感到可惜,但同时又分明是宣告他以后不再写那样的作品了。这里姑且不谈鲁迅对于《野草》思想内容看法变化的痕迹。就艺术方面来说,鲁迅显然是十分珍爱这部散文诗集的。他“不愿对它们予以过低的评价”,甚至为不能再写出这样的作品而     

坚定·热烈·执著——读刘振瀛教授《日本文学论集》

在恩师刘振瀛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我们怀着悲伤的悼念之情,手捧先生的遗著《日本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拜读了一遍又一遍,感奋不已.刘先生是著名的日本语言文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他对日本文学研究造诣颇深,尤其对日本古典文学研究自成体系,在我国日本文学研究界是首屈一指的.《论集》是刘先生潜心研究的结晶,也可以说是代表目前我国日本文学研究的最高成果. 《论集》的特色之一,是将日本文学放在日本大文化的背景下,从宏观来审视日本文学整体的形成     

评李炳赫《中国纪行诗》

李炳赫先生是韩国釜山大学的中文教授,他既是学者、教育家,也是著名的诗人。在1999年韩国召开的国际诗话学术会议上,李炳赫先生送给我他自己创作的《中国纪行诗》一书,以后又陆续寄来新作,共计有30来首。新时期以来,国际文化交流频繁,像日本和韩国常常组成多达几十人的学术交流     

“凤毛麟角 人才难得”

“我始终记着我的老师熊十力先生的勉励:‘做学问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学者,要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大半个世纪以来,任继愈正是如此身体力行的。作为一名传统知识分子,他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20世纪,这种巨大的世纪动荡促使他探寻人的价值、社会发展的方向以及中国现代化的轨迹。他以惊人的兴趣和精力广泛研究哲学、神学、历史、文学等等,并且在相关领域成就卓越,《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宗教大词典》、《中国道教史》、《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学术著…     

就左宗棠收复新疆等问题答中田吉信先生

中田吉信先生在日本杂志《近代中国》上发表了题为《董蔡时著左宗棠评传》,将拙著《左宗棠评传》介绍给广大的日本读者,并加评论,蒙承赞许,愧不敢当;此外,对《左宗棠评传》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对此,本人深表感谢,惟中田吉信先生所提意见对某些史料的运用与某些观点,持有不同的见解,兹略抒管见,并就正于中田吉信先生。中田先生在评论拙著《左宗棠评传》的大文中写道:     

沈从文作品的湘西方言注释

<正> 沈从文作品中使用了许多湘西方言,对此各家的看法不一.司马长风在所著《中国新文学史》中曾批评他“方言土腔难解”.自称湘西人的贺玉波,在《中国现代作家论》一书中对“在他的作品中,他总是用着他自己故乡的方言,或者苗族的方言,以及许多人难懂的成语,这也是我们所不满的”.美国人金介甫认为,“他早期在方言运用上或许分恣情,但抛弃这份遗产,等于是丢弃他家乡最可贵的贡献”(见《沈从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域色彩》,载1987年1月台湾《联合文学》沈从文专号).不过,过多的土语言方会妨碍作品与读者的沟通.我作为湘西人,在阅读他的作品时也因有不少方言看不懂,而不得不写信去问家乡的亲友.这份《注释》,就是根据我的回忆和家乡亲友的解答编写的,也许对其他阅读沈从文作品的人会有所帮助.由于年代久远,语言又有变化,回忆倘有不准确处,还希望得到家乡人的指正.     

为对句艺术开拓视野

<正> 文学修辞学或文学作品修辞格的探讨固然以文学语言为对象,但其最终目的,也还是为了提高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文学语言的结构安排原则与其种类以及文学修辞格等等,一切一切,都不能不服从于作品整个特定内容的需要。不同时代文学的语言风格,不同作家的语言风格,其特征的内涵如何?某一作家作品为什么能成功地运用某些修辞格,而其他作家作品就并非如此?这些固然是文学语言研究对象,但也决不能离开文学作品整体对象。以上这一点粗浅想法,是我早经持有的;但当我最近读了李森先生精译的古田敬一教授所著《中国文学的对句艺术》一书以后,我的理解更清晰了。古田教授辛勤搜集了大量对句例句,又在这基础上,加以分析综合,概括成若干富于周延和涵盖性的规律,使得我原有的抽象性理解得到血肉丰盈的印证。这就不仅深化了我对对句本身重要性的认识,也更扩大了我对于作为文学艺术领域之一的“对句”的广阔视野。     

穆木天文学起点与日本因素

穆木天早期留日经历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极具代表性。日本留学生涯使穆木天由立志工业救国,转而走向文学,沉溺于象征主义,继而写作了被称为中国象征主义宣言书的《谭诗》,期间他的创作激情也得以激发,出版了诗集《旅心》。日本成为穆木天文学的起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穆木天以后的文学轨迹。     

墨人的“大陆诗之旅”与诗歌观──隔海问答录

台湾著名作家墨人（张万熙）先生，初入社会时是从事新闻工作，初入文坛时是写诗。早在1940年他二十岁时，就发表了《希望》、《路》等新诗作品，于是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又在报刊上发表许多抒情短诗和长诗《赣州礼赞》、《锄奸队长》、《最后的胜利》等．墨人是写着诗抗日、写着诗离开故乡九江的。他的最早两部文学作品集便是诗歌《自由的火焰》和《哀祖国》。入台后，他才慢慢把文学兴趣转向小说创作和散文创作。当然，他忘情不了诗歌，1980年又出版了一部诗集《山之礼赞》。他写新诗、写格律诗；不写中国传统诗词调研究专著，《全唐诗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