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嵇康的自然主义

本文以阮籍、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为讨论中心,认为阮、嵇的“自然主义”乃是当时的传统价值观与个人主体意识(个体价值观)相冲突的最深刻反映,从阮、嵇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时代和个人的悲剧。文章最后指出,阮、嵇对“自然”的推崇和向往乃是他们对理想人生境界和个人自由的追求。     

当代写作文化的危机与使命

写作文化是一个具有多层结构的精神文化整体，是人类精神智慧的一种精致的符号化生存形式。本文认为：当代中国的写作文化，业已发生深刻的危机，原因既来自转型期的以“物化”为标志的现实社会，又来自失落了人文精神理想的写作文化主体。作为写作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写作学科，在曾经受到“补课论”、“取消论”的责难后，目前又遭到“多余文化论”的指责。本文强调：当代写作文化应振作主体精神，强化使命意识，在重塑人文精神品格、营造时代文化氛围、建构民族文化素质、驱动经济社会发展诸方面，主动积极地发挥作用。     

让社区和谐如儿时村庄

贵刊上期的独家策划“我们时代的居住理想”里，来自大都市的作者描绘了他们心目中的房子、社区，乃至国家。但除了李春燕那篇《碎米雪曾落在枕畔》可以说与农民居住理想有关外，九亿农民失语了。农民有什么样的居住理想？这个问题不重要吗？     

论青年精神

青年问题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中逐渐凸显出来的一个问题。虽然时代不同的发展主题会对青年的角色定位产生一定影响，但应该始终强调把青年问题视为影响时代发展的重要问题。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他们都对青年问题作出了精辟的论述，并且都十分强调青年作为社会主体的意义。“青年精神”是有生命力的新鲜活泼而且强健有力、独立有力的社会、国家和民族的主体精神。     

超越与异化--才子佳人小说理想女性观评析

“色”、“才”、“情”三者的合一,构成了才子佳人小说理想的女性观,这种理想女性观有别于前代文学。受明清时代文化氛围与社会风尚的影响,才子佳人小说“色”、“才”、“情”三者合一的理想女性观体现的是时代的呼声和个性解放的要求,有其深层的“至情人性”的人文亮色;尤其是小说赋予了女性形象新的质素———才情,在女性观上较以往文学有所超越。同时,此类小说又是从男性视角出发进行创作的,其理想女性观仍是男性话语的产物,显示了男性文人在欲望、文化、情感和道德上对理想女性的全面诉求与文化书写,女性由此再一次被异化,沦为被“凝视”的对象和“他者”。     

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长与发展的共同点和一致性--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问题的再思考

共同的时代境遇和时代课题，选择并造就了马克思恩格斯一同成为伟大的时代旗手。青少年时代他们共同的文化氛围、人生理想与思路历程，引出了相同的实践结论并同时完成了思想转变。共同的批判对象、密切的学术合作，彰显了他们相同的革命主张与理论共建。这一切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缔造与发展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凝聚了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共同的心血与智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实践史证明：恩格斯毫无疑问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缔造者与拓展者，他与马克思在共同研究中取得了思想认识的高度一致、浑然一体，任何制造“马恩对立”或者“二人存在原则分歧”的谬论，都注定不能成立。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逻辑理路、深刻内涵与时代要求

坚持胸怀天下作为党的百年奋斗宝贵历史经验之一，在理论维度上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文化维度上传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实践维度上根植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深刻理解把握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逻辑理路及其深刻内涵，对于进一步深刻理解把握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时代要求是要坚持系统观念，站在世界“大系统”的高度谋定中国“子系统”的发展；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实现从“国家主体”到“人类主体”的责任角色转换；坚持守正创新，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力量。     

论杜甫仁民爱物的思想──兼论社会主义文学如何对待古代遗产

论杜甫仁民爱物的思想──兼论社会主义文学如何对待古代遗产何国瑞社会活动的主体能给历史以影响者很少。杜甫能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对人类产生着永恒性的“杜甫效应”，是由于其时代、家世、经历、个性形成了交汇的最佳结构，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其执着儒家理想的主体精神...     

探索人生的真谛——评1980年部分获奖短篇小说

“文学是人学”这个过去曾被当成修正主义批判的命题,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冲破了他们制造的封建法西斯“禁欲主义”、“蒙昧主义”的罗网,又恢复了它的名誉和地位。四年来,我国文学事业的”复兴’、繁荣,愈来愈显示出了它的正确性。本来,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而社会生活的主体是人,起着     

接受与扬弃——五四时期胡适、毛泽东、瞿秋白思想之比较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的胡适,曾活跃在当时中国文化思想界的每个“热点”上。因此,他不但立即博得了时代的偏爱,也引起了毛泽东、瞿秋白等青年先驱者的密切关注。毛泽东、瞿秋白自觉地将胡适的名字与改造社会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方式联系在一起,从而在他们自己庞杂的文化思想心幕上又添上一种模糊的理想油彩,作为旁听生,多多少少接受了身为北大教授的胡适所给予他们的历史性影响。这些影响首先取决于他们师生3人都同样幸运地遇上了这个拥有血性和理性的五四时代,同样潜意识地受到信抑与知识合二为一的传统文化系统的直接熏陶,同样有着启蒙救国的社会理想和思想方向。     

哲学视域下的隐士品阅

“隐士”是胸怀世道大略的高端哲思主体,隐士文化更是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作为“隐士”,首先在于“隐”,而后才是“士”,不仅具备“隐”的特质,同时也一脉相承“士”的精神内涵.隐士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独特群体,是生活在主体之外、与其所处时代的官方的或者说主流的价值体系不能相契合,且显示出了超人才能的“士人”.文章从“隐”的逻辑生成入手,探究了“隐”与“士”的本质内涵和精神特质,在考察“隐士”历史源流的基础上,准确地阐释了“隐士”这一文化现象的特质.     

论沈从文的生命价值观

沈从文的生命价值观主要通过三个方面表现出来：其一，追求“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命境界，主要指向自然率真的生命品格和雄强健康的生命气魄，代表沈从文“皈依自然”的生命理想；其二，坚守“生命庄严”的精神向度，主要指向“生命神性”的超验层面，代表沈从文“向人生远景凝眸”的生命理想；其三，反对背离生命本质的“阴性人格”，主要指向生命的阴暗层面，代表沈从文根除国民劣根性的生命理想。三者综合而成一个整体，构成沈从文独特的生命价值观，从中显示出其主体独特性，深刻地影响到其创作的各个方面。     

北宋山水画的艺术崇高美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代，是我国传统山水画的高峰时期。院体画、文人画相互关联。共同并进，名家层出不穷，作品空前繁多，质量高雅精湛。形式语言和技法更加丰富多样，他们注重“气象萧疏，烟林清旷”，“峰峦深厚，势伏雄强”，致使宋代山水画：构图大势逼人，笔墨法度严谨，意境清远高旷；从这些艺术作品的语言、形态、内容和审美主体的情感上看，会令人产生一种崇高的艺术美。这种崇高源于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伟大力量；源于人类在改造自身的生存环境的实践：源于人类的道德实践和理想与价值的追求。     

儒家政治秩序建构的合法性基础

儒学是一个以全面安排人间政治秩序为目标、以探求理想政治秩序为旨归的秩序理性主义，它把追求“王权主义→小康社会→大同世界”。作为自己的求索路径和理想归依，并以天命、人性、阴阳这三个基本哲学命题为本体论依据，建构了一个王权主义为核心价值目标，以“己-家-君（国）”为秩序主体、以三纲五常为秩序规范、以家长式权威为秩序力的精巧的君主政治秩序样式。这一秩序样式在历史的长河中获得了持久的运行，其根源在于儒家将“君权神授”、“血缘认同”、“古远传统”、“精英崇拜”分别作为了其政治秩序合法性资源的形上基础、宗法基础、历史基础和民意基础。     

孔子与柏拉图政治思想的比较

孔子是中国传统主流政治思想的先锋,柏拉图是西方古典政治思想的开拓者。本文通过对他们政治思想中的“礼”与“正义”、政治制度的、政治主体以及政治理想的框架性比较,简单概括出他们政治思想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并总结了他们对中西政治文明产生的重大影响。     

儒家理想人格及其现代转化

先秦儒家几位代表人物对理想人格的论述体现了“内圣外王”的社会理想。在对理想人格的建构中他们强调道德价值的合理性和主体人格的独立性。不管在社会历史事实中,还是在理论建构上,此种理想人格都不同程度地暴露出实践性品格的缺失,直接导致在传统社会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内圣”与“外王”的分离。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应进行思维转换以实现“内圣”与“外王”的当代结合。     

译者的理想与现实

在翻译的过程中，作为主体的译者在追求“忠实”与“对等”，实现译文如同原作者一样“纯洁”的理想时，必须面对来自于翻译自身的内部现实与来自社会的外部现实。然而当现实的光束照进理想的时候，译者会发现自己总是处在一种矛盾与纠结的情景之中。这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要求译者要有坚定的翻译观，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合理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为不同...     

从茅盾和叶圣陶的早期文学实践看“为人生”文学思潮的多重面向

作为“五四”时期“为人生”文学的典型代表，茅盾和叶圣陶的评论和创作实践集中了“为人生”文学思潮在这一时期的多元并存、互动对话的复杂路径。茅盾对“为人生”文学理论资源的孜孜以求，叶圣陶对“为人生”文学理想的多元实践，两人身兼评论者和创作者而产生的互动影响、互为“镜像”,都凸显现出他们探索“为人生”文学的理想艺术形式的执着，对如何界定和描摹“现实”、如何呈现“真实”的“现实”和“革命”的“现实”的焦灼，同时更映照出“为人生”文学广泛、开放、富有弹性的边界，这无疑为渐成新的主流叙事的革命文学提供了可供借鉴和反思的参照。     

数字时代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以“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为中心

数字时代，网络运营者及其他主体处理个人信息更趋便捷化，个人信息安全风险加大。通过分析“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内在逻辑关系并结合限制理论得出，该原则可有效遏制人性贪婪，实现对个人信息保护“外部环境”限制，提高信息主体认真对待个人信息意识。“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正当性基础，符合加强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理念，体现私权保护宗旨，尊重信息主体自决权，并可兼顾个人信息保护、数字发展和社会公共利益三者间衡平。     

女性主义观照下的他者世界——对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一种解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研究中,学术界或盛赞其自主的婚恋观念,或肯定其对女性才情的重视。但是,倘若用社会性别理论去解读这些小说,就会发现,这些男性作者笔下的女性有关爱情婚姻的诸多观念,仍是出于“菲勒斯中心”的男性理念。于是,在男性话语统摄之下,女性成为一个没有主体的“他者”,一个“失语”的存在。小说作者们虽然在特定的时代文化氛围中极力显扬、夸饰女性“才情”,由于缺少新的思想资源作为支持体系,其理想女性观仍然未能脱出男性中心的价值关怀,充其量只不过是男性作者怀才不遇之情的一种外化,显示了男性对女性的全面凝视和文化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