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

事大主义是儒家一种外交理念 ,是小国保存自身、应对大国的策略。它发端于东周 ,广泛存在于古代的儒家文化圈之内。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亦存在于分裂时期诸政权之间、周边藩国与中央王朝之间。而在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交往中尤其重要。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 ,诚心事奉明朝。形式上它依从儒家礼仪制度 ,奉行朝贡之策 ;思想上归依中华。朝鲜对明朝行事大之礼 ,明朝则对朝鲜采“字小”之策。维护朝鲜的利益不受侵犯 ,是壬辰战争时期明朝出兵援朝抗倭的原动力。正因为朝鲜对明朝采取慕华、事大之策 ,所以明代中朝关系成为典型的宗藩关系     

论中朝两国联合抗日历史与“一史两用、历史共享”问题

1910年,朝鲜被日本强制“合并”沦为其殖民地,朝鲜爱国志士被迫来到中国东北地区继续坚持抗日独立运动.20世纪30年代,东北的朝鲜民族抗日革命者大都自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他们肩负着直接投入中国革命和积极准备、努力促进朝鲜革命的“双重使命”,与东北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进行着长期的抗日武装斗争.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一段历史是中国东北抗日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朝鲜抗日民族独立解放斗争史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内容,是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因此,对于这段历史两国史学界应该采用“一史两用、历史共享”的观点去研究.     

鸦片战争与19世纪中后期朝鲜王朝的中国观

面对19世纪中后期清朝在内忧外患打击下陷入的严重危机,朝鲜也深感“唇亡齿寒”.但同时其自尊与主体意识也逐渐凸现出来,传统的“事大主义”正在发生动摇.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两点:一,清政府始终没能获得朝鲜的真心事大与诚服;二,明清的对朝不同政策,以及清政府回避实质性责任的功利性对朝政策.     

康熙帝对朝鲜政策透析

康熙帝为调整中朝关系的矛盾,在政治经济方面严格要求朝鲜遵守藩属国礼仪,在司法行政方面尽可能为朝鲜创造宽松、友好、亲切的氛围,在国防方面曲从朝鲜不情之请。康熙帝运用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传统理念,把朝鲜拉回到“事大以诚”的轨道上来。但是,由于康熙帝对朝鲜定位存在模糊认识,也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評所謂“让步政策”

在我国史学界里,长期流行着一种所谓“让步政策”的观点,说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每次农民大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新建立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就会施行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的“让步政策”,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历史上的“太     

明代会同馆对朝鲜使臣“门禁”问题研究

明代嘉靖以后,对朝鲜使臣出入会同馆严加限制。究其原因,既有防范朝鲜使臣在京的文化(禁书的购买)、商务(禁物的购买)和军事情报收集等活动的内因,又有牙子与朝鲜通事人员在违禁贸易中相互争利,以及会同馆借机从中"操弄买卖之事"等外因。朝鲜虽然屡次与明交涉,要求解除门禁,但由于朝鲜与明之间的所谓"事大"与"字小"的关系,实为两国间利益相争的关系,因此其交涉以失败告终,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明治时期日本对朝“外交革新”及其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冲击

明治初年的"文书问题"引发了日朝之间的外交纠纷,然而日本改革幕藩体制下日朝外交模式的意图并未得到朝鲜方面的回应。日本对日朝外交的革新,在外交一元化的表象之下,也存在着前近代的外交模式与近代外交模式的冲突。日本多次尝试,也无法在事大主义与宗藩关系结构下取得对朝外交的突破。以"江华岛事件"为契机,日本尝试将日朝"外交革新"与中朝宗藩关系对立起来,并最终以条约的形式,在"朝鲜独立之邦"的名义之下,完成了与朝鲜建交。日本的对朝外交革新或可视为近代东亚地区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颠覆性变化的一个转捩点,中朝间的宗藩关系开始受到冲击。一方面,日本率先导入近代西方主导的国际外交秩序,并利用其为本国利益服务,从而对中朝两国国家利益造成伤害;另一方面,中朝两国相对滞后的对外观及其带来的外交政策的迟滞性,也在客观上阻碍了两国早期现代化的步伐。     

明清时期中朝贸易的发展与演变

明清时期是历史上中朝传统贸易规模较大、贸易关系发展比较稳定的一个时期.朝贡、使行、边市、海上四种贸易形态,构成了明清时期中朝贸易的基本结构.其中朝贡贸易是主导的贸易形态,边市贸易和海上民间贸易自由度较高,海上民间贸易在晚清时期取代朝贡贸易成为中朝贸易的主要形态.明清时期中朝贸易的发展,有政治上求稳定与经济上求利益的双重动力因素,推动着中朝贸易在宗藩封贡体制下缓慢发展.明清时期的中朝贸易虽然表现出明显的保守倾向,但它维护了双方各自的政治地位和领土安全,有利于中朝关系的和谐稳定,在推动两国经贸交流良性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地区的经济开发.     

“湖苏芝”对朝鲜王朝诗风转变的关键作用辨析

16世纪朝鲜朝诗坛由宗宋转为宗唐,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在学习对象上由宋调转为唐风,尤其是对杜甫的全面推崇。在此过程中,“湖苏芝”（郑士龙、卢守慎、黄廷彧）所起的作用极为关键。三人身居高位,汉诗造诣深厚,推动了当时诗坛宗尚风气的转变,其中,卢守慎是朝鲜朝大力学杜的汉诗人,他与“三唐诗人”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对朝鲜朝诗坛诗风转变贡献最大,后来诗人鲜有逾越者。“湖苏芝”的诗学主张及汉诗创作,推动了朝鲜朝诗坛学唐浪潮的兴起。这表明在明七子宗唐复古论传入前,朝鲜朝诗坛已经萌生出由宋转唐的风气。     

“诸夏不如夷狄”?——从《燕行录》看李氏朝鲜的“华夷情结”

通过对《燕行录》的考察可见,明清易代后,朝鲜在“中国中心主义”的概念上主观地将“中华”与“满清”分离,在政治上视满清灭明为“夷狄攘中国”而继续认同前明旧制为正统；在文化上固守先王法服,视清国为“蛮貊之邦”而不无鄙夷.这其中既不乏遵奉正统的高傲正义感,又存对明亡的惋惜与对清兴的无奈,甚至还有着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略带矛盾的历史正义现.透过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期朝鲜燕行使者在中国的游历观感,不难发现朝鲜精英在文化与政治认同上的矛盾、复杂心理.朝鲜政治归属上的失落加深了其在文化上对胡风满俗的成见,而文化上的鄙夷又导致了他们与满清“蛮貊政治”渐行渐远.     

中朝朱子学比较——“理”之比较

朱熹(1130—1200)是中国朱子学一代宗师。他以博大而精细的哲学体系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理”范畴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范畴和价值体现。三百年后,在朝鲜李朝时代,出现了一位硕儒李退溪(1501—1570)。他以谨严精详的态度,继承和发展了朱熹思想,成为朝鲜朱子学大家。同样,“理”范畴仍然是退溪哲学思想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范畴。不过,由于时间的流迁,地域的转移,朝鲜朱子学(退溪哲学)之“理”已不是中国朱子学(朱熹哲学)之“理”了。因此,通过中朝朱子学“理”范畴的比较,可以透视中朝     

中日朝鲜通讯权之争与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和朝鲜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受到日本等国愈来愈严重的挑战,清朝传统的宗属模式的外交政策也随之产生了转变。在中日争夺朝鲜通讯权这一外交交涉问题上,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就表现得相当灵活,既充分利用了中朝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又吸收了近代外交的条约形式,从而挫败了日本的挑战,实现了对朝鲜通讯权的控制,并成功维护了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而这种宗属关系又是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现的,即传统宗属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相结合的新东亚宗属关系,体现了清末“传统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并用的二重外交方式,这是清朝外交政策转变的重要趋势。     

陈树棠在朝鲜的商务领事活动与近代中朝关系(1883年10月-1885年10月)

总办朝鲜各口交涉商务委员陈树棠自1883年10月被派驻朝鲜以来,与朝鲜先后签订了三项有关通航与租界章程,从而促成近代中朝经贸关系之急剧发展,并代表清政府负责办理中朝外交事务,还曾协助朝鲜高宗政府办理近代外交事务,实际上是近代中国最早派驻朝鲜的最高级商务领事官员.至1885年10月,清政府试图进一步加强对朝鲜的干涉政策,遂召回陈树棠并代之以袁世凯.陈树棠两年的驻朝商务及领事工作,应是近代中朝关系史乃至晚清对外关系史上的一段重要内容.     

对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策略的思考

近年来,朝鲜半岛无核化是国际政治的焦点,但朝鲜拥核已经既成事实。朝鲜难以弃核的原因有“十大理由”,既有国内政治的需要,也有国际战略的考量。美国对朝始终实施敌对和遏制政策,美朝之间一直处于停战和军事对峙状态,但近年来美国的对朝战略正在悄悄地发生转变,即“由战略向策略的转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是中国的原则,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是中国的立场,在朝鲜有核的情况下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应该成为我们外交政策的首要选择。但朝鲜半岛问题复杂,中国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策略几经演变,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吸取。     

光绪朝中朝关系研究

受近代东亚国际形势和外交秩序影响,光绪朝清廷开始对中朝传统宗藩关系进行改造。时人为增强这一关系提出了诸多建议,清廷也开始用近代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手段去加以强化。此等努力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一关系,但终难逃失败命运。甲午战争,中国挫败,不仅导致这一关系彻底终结,而且导致日本开始奴役中国和朝鲜。历史显示：中国富强发达不会给朝鲜带来威胁,相反,中国软弱却不利于中国和朝鲜的安全与安定。     

人民币对朝跨境流通分析

随着朝鲜致力于经济管理“改善”,中朝边境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在朝鲜外汇短缺和人民币利好的刺激下,人民币对朝跨境流通规模越来越大,但仍存在人民币单币结算、投资风险大、地摊银行盛行、监管困难等问题,需要从结算贸易方式完善、加强人民币监管、规范“地摊银行”等方面实现人民币对朝跨境流通流通的合理化.     

论中朝两国近代西学之对应

近代中朝两国西学之对应是东西文化交融与选择的过程。作为同属东亚儒学文化圈内的中朝两国 ,虽然近代面临着相同的境遇及共同的任务 ,但因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之差异 ,两国在摄取西学的具体途径及近代文化的形成上具有各自的特点。近代中国西学以“制夷”为前提 ,因此其“师夷”显得被动 ;近代朝鲜西学则以“变法”为特色 ,因其“开化”更显自主性的特征。     

朝鲜“朝士视察团”赴日人员研究

"朝士视察团"赴日考察在朝鲜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是19世纪80年代初,朝鲜李氏王朝试图突出重围,主动迎接时势巨变的一次明智选择,加速了朝鲜王朝的社会转型,影响、改变了朝鲜社会的历史走向。视察团成员此后大多数被授予高官,担当要职,成为朝鲜近代化运动的规划者、参与者,左右着朝鲜内政外交方针的制定和执行,影响着朝鲜历史演进的趋向。换言之,到1910年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之前,"朝士视察团"成员就是朝鲜历史的践行者、书写者。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在该问题的研究上尚存在若干缺陷或错误。     

“名分外交”的困境——以朝鲜仁祖时期“斥和”与“主和”论争为中心

仁祖上台后,一改光海君“两端外交”路线,重竖“对明义理论”的大旗。“丁卯之役”和“丙子之役”给朝鲜带来了空前灾难,也使朝鲜陷入了“名分外交”的困境。从对“缓祸论”的指责到围绕“斥和误国”的争议,朝鲜内部在“斥和”与“主和”问题上进行了长期争论。斥和派与主和派彼此对立,但其政治目标并无本质分歧。在内忧外患面前,朝鲜高举的“对明义理论”更强烈地内化为“救亡图存”的现实要求。通过这场论争,朝鲜进一步肯定了朱子学“名分论”、“义理论”在朝鲜社会历史观和道德观中的重要地位,这就为朝鲜战后尽快恢复统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同时,这场论争也使朝鲜统治者在反清问题上的态度更为谨慎。     

顶点与终点:薛斐尔在美国与朝鲜朝建交中的作用

1882年5月22日,薛斐尔代表美国与朝鲜朝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美国成为第一个与朝鲜朝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薛斐尔也成为打开朝鲜朝国门的第一人.薛斐尔与朝鲜朝的最早接触源于奉命调查“舍门将军”号事件,借助日本斡旋美朝关系受挫后,最终在中国的帮助下完成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经济扩张主义思想是薛斐尔推动美朝建交的原动力,而其外交智慧和坚韧性格也是条约最终签订的重要保障.尽管薛斐尔在美朝建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是受前任政府的委派以及发表了有关中国的不当言论,薛斐尔并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应有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