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陇西属国与休屠考

据"王真保墓志"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秦州、陇西等地的休屠王氏家族来源于匈奴休屠部。休屠部降汉后,其主要部众被安置在陇西属国。休屠王族金日磾家族也随同这部分休屠部众被安置在陇西属国。东汉以来,休屠部开始向东迁移。     

辽朝属国考辨

《辽史》有三处史料集中记载辽朝属国事,在属国名称、数量上却有较大差别,当是由金元两代三位史官编纂所致。现代学者关于辽朝属国概念的界定,存有不同的问题。辽人对疆域的认识,为考察辽朝属国提供了新视角。境外为辽朝属国所居,乌古部是属国的典型代表,居住于辽朝境外、臣属于辽并向辽朝贡。以乌古与辽的关系为切入点,重新界定辽朝属国概念并考证出辽朝属国为17个。     

里耶秦简县"守"、"丞"、"守丞"同义说

经比较,里耶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县之"守"、"丞"、"守丞"的职权范围和职责内容不同;查历史文献有关记载与里耶秦简所记官制实际大相径庭;从里耶秦简本身文例分析:县之"守、丞、守丞"互见、无别.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定:1.里耶秦简县之"守"、"丞"、"守丞"涵义相同,意指"长官";2.秦时县一级的长官"守"、"丞"或"守丞"即行"县令、长"之实,却无"县令、长"之名.     

丞参设置与清末官制改革

各部丞参是清末新政时新设官职。它始于光绪二十七年外务部的设立,随后在新设的商部、巡警部、学部中得到推广,最终在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官制改革”中得到确认,在各部普遍设立。丞参的职掌大致是承上启下,统筹全局,辅佐堂官处置部内事务。从功能上来说,丞参的设置是完善部制的要求,符合了行政近代化的潮流。但是,由于在丞参选任中存在贪污受贿、裙带关系、派系汲引等种种严重的腐败行为,丞参逐渐成为众矢之的,加上新内官制改革的推进,丞参陷入激烈的存废之争。不过,民国初年颁布的《各部官制通则》依然保留丞参之职（总务厅）,这表明了丞参之设的近代化意义。     

清末官制改革与丞参兴废

丞参设置起源于总理衙门改设为外务部，主要目的在于拓宽官员升途、促进职官专门化以及沿用总理衙门总办章京旧制。光绪三十一年，清朝出现关于六部设置丞参问题的讨论。各种意见分歧的实质，是设置丞参增加职官层级实现上下贯通以保证专门化，还是沿用并改良堂司直接、大小相制、差遣与实职分离以及内升外转的旧制以保证专门化。丙午官制改革，清廷决议在各部普遍设置丞参。相比于日本基于政务官、事务官分类的扁平化职官设计，清朝的丞参由于其提供升阶的作用，更多是基于分层的垂直化职官设计。清季仿照日本实行新内阁官制，基于分层的垂直化职官设计被认为缺乏效率，被基于政务官、事务官分类的扁平化职官设计取代。清朝试图裁撤各部丞参，只是因丞参的出路问题以及部分部院的抵制而未能彻底实现。丞参兴废对于清末部院官制与内官制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前近代中国疆域构造中的东亚宗属体制演变研究

前近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宗属体制是基于宗法制伦理、分封制原则而生成的。该体制与儒家思想中的"夷夏之防"、"王者无外"与"大一统"理论密切相连。"夷夏之防"主张将中华帝国周边的夷狄势力——属国排除在帝国疆域之外;"王者无外"与"大一统"思想力求将属国纳入帝国治下,加之共主制与皇帝观的作用,帝国疆域形态逐渐呈现出放射性的同心圆形状:内圈郡县、中间土司(或藩部)、外圈属国。近代以降,东亚宗属体制既维持着一些固有属性,也有向欧美式宗(主国)附(庸国)关系转变的态势。     

两汉上郡龟兹属国及其文化遗存考臆

龟兹属国为两汉于上郡所置之县,治所当在今陕北榆林市榆阳区南120里处之下盐湾.其民以西域龟兹国降民为主.龟兹国民主要为吐火罗人,源于南俄大草原,约于公元前3000年迁入新疆.从西汉宣帝始,龟兹民众陆续迁移上郡,至东汉末止.龟兹民众内迁,带来了诸多文化因素,至今仍能在陕北榆林、米脂一带住民的人种、姓氏、宗教、方言、地名、古迹等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如人种因素.吐火罗人为白种人,其女性十分漂亮.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貂蝉当为吐火罗之对音,源于龟兹女性形象;再如龟兹国全民信佛,其移民自然将佛教文化带入上郡.陕北方言中"婆姨"(指已婚妇女)一词,系从梵语佛教的"优婆夷"(女居士)而来.     

红城子

红城子的蒙语名为“乌兰德日布井”，是汉代居延属国的一个个城障。面积529平方米，远看很像一座正方形的迷宫，只在一个角落留了个入口，墙高不足10米，墙基却有四，五米厚，长和宽均在20米左右。红城特有的红色土坯在阴郁的天气里尤其动人。     

浅析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约稿第一款

在1882年清政府主持的朝美缔约谈判中,出于对中国在朝鲜宗主权的维护,清政府将"朝鲜为中国属国"字样加到约稿第一款,但被美国拒绝.清政府又将此内容在附带照会中得以体现,同样遭到美国化解.由此看出,清政府并没有实现缔约的初衷.     

太史公书名考

我少时读汉执金吾丞武荣碑有云,“傅讲孝经论语汉书史记”,知西汉的太史公书,在东汉末已改称史记,与今名符合,及读王静安先生太史公行年考,根据三国魏志王肃傅,谓史记名称,始於王肃,心窃以为不然,意余1941年春间,旅客昆明,候车赴渝,日多间暇,?至翠湖公园温理旧书,偶读杨守敬望堂金石记,见摹刻东海庙残碑碑阴,有秦东门阙事在史记一语,知史记名称,在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已经开始。年来阅杨明照先生“太史公书称史记考”,(见燕京学报第二十六卷)指出史记名称,开始於东汉云献之世,列举五证,确有独到之见解,但杨氏所考,尚未具体,因搜罗材料共列九证,兼采杨氏之说,俾成定?,其武荣碑一证,为余与杨氏及其师陈季?先生所共知,其东     

箕子与朝鲜研究的问题

关于箕子与朝鲜的研究,当前主要有今朝鲜平壤说和我国辽西说。平壤说源于东汉郑玄、应劭、高诱等注,为今之通说,而辽西说为后出。通过对史书记载和考古遗存的研究,我们认为“箕子适朝鲜”在辽西;真番、朝鲜在辽东;燕伐朝鲜,朝鲜亡入海（今朝鲜半岛）,为“乐浪朝鲜”。箕子、朝鲜侯的迁徙以及朝鲜王准亡入马韩,与在不同时期发生的政治、军事事件是相关联的。对箕子与朝鲜的研究,重在从史实中探讨真象,提出一系列与通说不同的见解,供研究时思考。     

万历二十一年潜入日本的明朝间谍

明万历二十年,日本丰臣秀吉突发大军侵犯朝鲜.应濒临亡国的朝贡属国朝鲜的请求,明朝政府作出了出兵救援的决定.战争后来以明朝、朝鲜、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对峙与讲和为主要形式而持续七年之久,最后以丰臣秀吉痛死、日军撤退而告终.这场以朝鲜为战场,以明朝、朝鲜、日本三个主要东亚国家为参战对象的战争,给东亚世界各个相关国家之间的交流注入了新的内容.战争期间参战方之间的人员往来,比以往时段变得更为频繁,随之而来的则是迅速膨胀的信息流通.出于战争的需要,明朝政府通过派遣间谍等形式,积极地搜集和研究日本情报,藉以把握战争形势,谋求战略上的主动权.这些情报关乎战局的进退和战争的胜负,时这场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于东汉时期羌汉战争的性质问题——与张大可同志商榷

<正> 东汉时期,特别是在其中晚期,居住在东汉帝国境内的东,西羌以及塞外西羌曾同东汉王朝进行长期而激烈的战争,战争的结果,“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后汉书·西羌传》)对于羌汉战争的性质,史学界一般都认为是羌族人民反对东汉王朝的起义,当然,不同观点的争论也时有发生。近来,张大可同志在《东汉时期的安羌名将——凉州三明》(载《西北史地》1982年第2期)一文中,对羌汉战争的性质又提出了另外的见解。他认为;连绵不断的羌汉战争是塞外“西羌”侵边的“羌祸”,而不能简单地用羌人起义来概括。他对于其中影响较大的安顺二帝时期的东羌暴动,虽也予以肯定,指出由于当时东汉王朝政治黑暗,“羌人的起义是被迫的,他们的反抗是正     

朝鲜李朝末年教案探因

朝鲜李朝末年是基督教迅速在朝鲜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教案迭起的年代。从导致教案发生的直接原因看，大致可分为三类：礼仪之争、党派之争、外交之争，其典型代表是“辛亥邪狱”、“辛酉邪狱”、“丙寅邪狱”。具体分析三类教案，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是导致李朝末年教案迭起的基本原因，而西方传教士对朝鲜国家事务的干涉才是其主要原因。     

《南齐书》考疑(二十一)

《卷三十三·张绪传》“元徽初,东宫罢,选曹拟舍人王俭格外记室,绪以俭人地兼美,宜转秘书丞,从之。”(中华书局1972年1月版点校本,第600页,下同)按:“东宫罢”,《南史·张裕传附张绪传》作“东宫官罢”。考《宋书·后废帝纪》,后废帝刘昱于泰豫元年四月即位,次年正月改元元徽。     

清鲜关系中清朝礼制的张力——以康熙年间清朝册封朝鲜王世弟为中心

册封是清鲜关系的重要基础。清朝利用册封巩固上国与属国之间的封贡关系,朝鲜受清朝的册封,获得王室的正统性,确保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军事上的安全。康熙六十年,朝鲜在国内激烈的党争中,请封延礽君李昑为世弟,而康熙三十五年,清朝曾据《明会典》中"待王与王妃年五十无嫡,始立庶长子为王世子",拒绝过朝鲜请封世子。这次在北京的奏请也是困难重重,经过朝鲜使臣多方面的努力,最终考虑到维持朝鲜国内政治的稳定,康熙帝特准册封,但是也警告"兄弟继及,一时之权道",强调王位继承的礼制问题。从请封到准封的过程表现出,清朝对朝鲜加强礼治,朝鲜对其以"礼的言说"应对,逐步置于以清朝为中心的"礼"之世界秩序。     

唐龙朔二年左右司郎中改名左右“成务”考——以出土文献为中心

唐龙朔二年(662)尚书省左、右司郎中改名史有“承务”“丞务”和“成务”三种不同记载。因行用时间仅有八年，传世文献可资辨别者甚少，加之目前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将原本“成务”校改为“丞务”,更使“丞务”一说几成定论。1965年新疆吐鲁番出土《唐乾封二年(667)郭■丑勋告》是龙朔二年百官更名之后的唐代官方公文书，原样保存的当时中央三省相关部门的职官称谓和吏员，可与文献记载一一印证。而敦煌写本乾封二年《氾文开告身》及近年出土乾封三年《苑大智告身》等“王言之制”,新出薛元超、崔安敬墓志等石刻材料也俱提供了更名期间行用新名的实例，且以抄本和石刻形态确证了相关字形。因此可以断定，此次左、右司郎中改名应为左、右“成务”。     

法门寺

法门寺在陕西省扶风县北,是著名佛教古刹之一,素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闻创始东汉西(天竺)典(佛法)东(中国)来”,具体年代不可考。从东汉到北魏,均名“阿音王寺”,因建塔分葬佛舍利而显寺,寺因塔而名著。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此专改名“成实道场”,唐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改名法门寺。 法门寺是唐代帝王迎佛骨的地方,据史载,从唐贞观五年二月到懿宗咸通十四年,大规模的迎佛骨就有六次之多。五代时秦王李茂贞亦对法门寺连年增修,天复二十年复琉璃彩瓦于塔顶,金碧辉煌。宋徽宗曾手书“皇帝佛国”四字额于山门。综上所述,并结合近年来寺内出土的“北周     

追求者的歌唱和绝望者的哀吟─—“大历继王维说”质疑

追求者的歌唱和绝望者的哀吟─—“大历继王维说”质疑王金焕，荆立民最早提出大历、王维一脉相承这一观点的是高仲武和司空图。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中说：钱起“文宗右丞，许以高格”，“右丞没后，员外内雄”。他在介绍郎土元时又说：“右丞以往，（郎）与钱（起）更...     

论中朝两国联合抗日历史与“一史两用、历史共享”问题

1910年,朝鲜被日本强制“合并”沦为其殖民地,朝鲜爱国志士被迫来到中国东北地区继续坚持抗日独立运动.20世纪30年代,东北的朝鲜民族抗日革命者大都自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他们肩负着直接投入中国革命和积极准备、努力促进朝鲜革命的“双重使命”,与东北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进行着长期的抗日武装斗争.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一段历史是中国东北抗日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朝鲜抗日民族独立解放斗争史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内容,是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因此,对于这段历史两国史学界应该采用“一史两用、历史共享”的观点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