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路径选择与当代中国哲学的重建

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路径选择,应当充分考虑儒家思想自身的发展历史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戴震关于宋明新儒学所实现的儒学哲理化进程及其反社会效应的批判表明,儒家思想的哲学化诠释路径不利于作为修己治人学问的儒家思想的健康发展及其社会功能的实现和确证.现代新儒学对于宋明新儒学的路径依赖,使得儒家思想与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渐行渐远.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另一种路径选择,就是学问化.学问化路径较之哲学化路径更能有效地实现和确证儒家思想的特质.在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间良性互动、综合创新诠释范式指导下的学问化路径,有利于儒学的思想特质和元典精神的呈现,有利于作为修己治人学问的儒家思想作用于当代中国社会,有利于当代形态的中国哲学的重建.     

戴震与儒学哲理化进程的终结

儒学究竟是维系人心、规范人的社会关系的人生学问,还是由概念辨析、逻辑推理所建构的哲学系统,这是儒学研究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研究所必需思考和直接面对的大问题.戴震直面儒学失却匡范人心、维系伦常的社会功能以及宋明新儒学“以理杀人”的现实,延续儒学传统的经典诠释学的方法,从思想理论上分疏和辨析了儒学作为学问和作为哲学所具有的截然不同的社会功能和效应,从而提出和完成了终止儒学哲理化进程以回归其学问特质的历史性任务.出于思想理论分疏和辨析尤其是学术论战的需要,戴震的学术思想、特别是通过经典诠释学所实现的他的学术思想的理论精华和思想贡献,仍然属于哲学范畴;但是,戴震哲学以后,以儒家学问为思想理论资源的“道德的形上学”的理论建构和思想实现已无可能.     

儒学发展动力之思

儒学的发展是多种力量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动力在儒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异。社会需要是儒学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但对思想、理论而言,社会需要只有当它被意识、被思想之后才能成为思想、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力,因此,思想、理论的生成和发展有赖于人们的理论自觉。儒家的理论自觉是儒学发展的内驱力,这种理论自觉主要包括儒家学者的问题意识、现实意识、批判意识和理论创新意识等内容。儒学是在与非儒家、儒家内部的思想冲突、融合中发展起来的。儒学的未来发展既有赖于社会的需要,更取决于当代儒家学者的理论自觉。     

戴震关于儒学治学旨归的辨析

圣贤以后的儒家学问,就是通过儒学经典的研习以揭明圣人之道且身体力行,这是孔孟以后儒家学者的共识。但是,经典所明之道究竟是不是圣人之道,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戴震提出判定所明之道是否为圣人之道的双重标准：以训诂考据手段揭明经典义理,通过学以致用去实现和确证儒学真理。戴震通过确立治经明道的双重标准以诠释儒学治学旨归,对于全面、完整、准确理解和把握儒学思想特质和儒学思想的实现方式,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庸》对于儒学阐释的意义——由《中庸》地位问题的争论看当代新儒家的儒学阐释

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围绕着《中庸》的成书年代以及《中庸》在儒家经典系统中的地位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对于《中庸》地位的不同看法,在根本上决定了对于儒家思想的不同理解。而在这种争论背后,反映的是研究者不同的理论立场以及阐释方向。当代新儒家以徐复观、牟宗三先生为代表,以"天道性命通而为一"的义理架构来阐释儒家思想,对于他们来说,《中庸》中出现的"天命之谓性"的思想是这一阐释的历史的、文本的根据。所以,他们在这一争论中,坚持《中庸》一书为早出。并且,这一思想结构为他们建构儒家思想的发展谱系提供了"判教"的标准,进而为当代新儒家的创造性阐释在儒学思想发展中确立了自身的地位。     

浅谈国际儒学视角下的儒家使命

上个世纪,儒家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全盘否定之后,变得衰微至极,直到数十年后,儒学复兴运动才开始兴起,可以说一波三折。这里复兴的"新儒学"指的是一批学者希望吸收西方文明而重建儒家道德以抗拒全面否定传统的趋势,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寻找出路。儒家通过吸收学习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思想来更好地适应当前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社会,同样的道理,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也可以从传统儒家思想中提取新的视角。新时期的新儒者应该吸收西方现代化思想,"化西入儒",为儒学复兴带来动力,更应该让传统儒家思想走出国门,为解决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提供"中国传统方案",这是新时期儒家的使命。本文旨在分析儒家应如何在儒学复兴,儒学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大大加深的背景下发挥儒学的"教化"作用,以及如何使得儒学进一步地走向国际。     

关于儒学宗教性问题研究的反思

儒学宗教性问题关涉到如何认识儒学的特质,如何界定与评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如何评估儒学的现代价值和未来走势等问题,是二十世纪以来儒学研究中举足轻重而又意见纷纭、争而未决的主要议题之一。从"宗教"、"儒教"含义的界定,儒学创立的思想文化背景或理论基础,汉代儒学的神学化、谶纬化及经今古文学派的异同,宋明理学的性质及"三教合一",以及中国传统的宗教鬼神信仰与儒学或儒家传统的宗教观的关系等多个层面,对这一议题提出几点反思,将有助于拓宽该议题的研究视阈,促进该议题的进一步探讨。     

论儒学现代转型的两条基本路向

概括而言,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表现出了两条基本的路径:第一,突显儒家思想的超越性意义;第二,强调儒家思想切入并导引当代社会人生的现实性功能。前者在强调儒家思想的宗教性上得到了集中体现。这又可区分为在外在形式上力图将儒学改造成为某种制度化的宗教和注重从内在精神上阐发儒家义理的宗教性特质两个方面。后者在现代新儒家力图涵摄科学理性精神以"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努力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儒学的现代转化之所以呈现出上述两条基本的路向,既是由于儒家价值系统确实具有"超越"与"内在"两个向度的基本功能,也代表了儒家立足于自身的思想传统面对现代中国之时代问题的挑激而做出的回应。     

复归生活重建儒学--儒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纲领

本文通过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研究,在当代思想前沿的观念上,提出复归生活,重建儒学.儒学包含着三个观念层级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本身;关于形而上存在者的儒家形而上学;关于形而下存在者的儒家形而下学.在儒家看来,生活本身首先显现为仁爱情感本身.儒学的重建意味着首先回归生活感悟这个大本大源,这是历时地回归轴心时期乃至前轴心期的原始儒学,而实质上则是共时地回归我们当下的生活本身;然后在这样的源头活水上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形而下学.     

略论王阳明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及其意义

王阳明对传统儒学的批判,是从儒学所习染的霸术的思想方法入手的。霸术是从一定目的出发对事物进行对象性研究而获得的各种知识和技术。王阳明认为,霸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顺其思路发展不知返,就会忽视人的因素,造成对人性全面发展的反制和损害。儒学既然采取霸术的思想方法,其关于礼教的知识也有同样的后果。由此,王阳明提出了自己关于思想的观点,并批判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学的知识论是如何造成对思想的僭越的。王阳明对儒学的批判,就是要从知识性学问的局限中实行超越,回归到没有现成知识却无所不知的心灵本性,即思想自身。     

儒学的异化——日本武士道批判

儒学的本质是以“仁”为宗旨的思想，根本精神就是仁。凡是违反儒学的本质思想，违背以“仁”为价值导向，以人与人自身和谐发展的，一切反人性的道德畸形、人性变态和社会腐化等等都是儒学的异化。日本武士道正是这神异化的形态之一，并袁现出三神形式。     

价值儒学的追寻与开新——论陈来的儒学研究及其新儒学思想

陈来是当代中国哲学界、儒学界的重要哲学史家和哲学家。他的学术集中在对根源期和发展期的儒学研究上,他的思想集中在儒家文化观及以仁学本体论为核心的价值儒学的创新上。《古代宗教与伦理》等书研究了儒家思想的根源,认为礼乐文化是儒家思想生成的直接基础和源泉。《朱熹哲学研究》《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两部经典之作,代表了当代宋明儒学研究的两重境界;《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让船山思想重归道学正统,破除了启蒙思潮说所投射的一些虚假影像。陈来的儒家儒学文化观比较丰富,是其从事儒学研究及其思想创新的动力和意义所在。《仁学本体论》等是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作,陈来由此构建了以仁学本体论为核心的价值儒学新思想体系。     

儒家思想开展的新途径─—贺麟新儒学思想简评

儒家思想开展的新途径─—贺麟新儒学思想简评张西平在新儒家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贺麟的“新心学”具有着特殊的地位。他虽然不象熊十力那样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理论，但其思想的独创性却是对前期新儒家理论的总结。他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对其后的新儒家有着明显的影响，贺麟...     

评《儒学与人的发展》

<正>自从戴震提出儒家学说会导致"以理杀人"之后,一些文化激进人士对儒学给予人发展的积极影响产生了怀疑,有的人认为它是束缚个人发展的绳索,是阻碍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枷锁。而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则坚称儒学是关于生命的学问,是指导人健康成长、自我修养的"大本"、"大道"。早在上个世纪之初,严复、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就针对儒家纲常名教导致人畸形发展而提出了"新民说",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激进派人士也对以孔儒之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造成的国民劣根性(如奴隶性)、"礼教杀人"等进行了批判,而以梁漱溟、辜鸿铭等人为代表的文化保守派人士对儒家文化作了认同和辩护,林语堂等人以客观公允态度对儒家文化     

儒学与生活: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探索的生活儒学

当前儒学复兴运动的缘由,乃是当代中国寻求自己的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的必然结果。因此,必须既要反对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无视民族性的倾向,也要反对儒家原教旨主义的无视现代性的倾向。儒学复兴的进路,在哲学上主要在于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在这种平等对话中寻求一种当代共通的思想视域。生活儒学的构想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尝试,就是在存在本身、亦即生活本身的大本大源上,建构儒家思想的当代形态: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形而下学。     

儒学的国教化与道家——围绕着诸思想的调和与统一

当考虑到董仲舒以儒教统一国教的提议时,很多人认为是基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则。事实上,他有一套完全不同的儒家制度化模式理念,即强调儒家思想的主体性和其对诸子百家思想的兼容性。这一观念并非最早由董仲舒提出,而是来源于道家。自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道家哲学家便主张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的多元化学术的融合与发展。因此,在讨论儒学国教化与道教的关联时,也应进一步研究作为道家一元为主体、多元发展的学术史观之理论基础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思想。     

王安石庄子学的儒学化思想及其影响

王安石在庄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把庄子纳入到儒家范畴,改变了后人治庄的道路,从此以后,庄学的研究带有了明显的儒学化倾向。其儒学化思想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庄子矫世之弊,其用心亦圣人之徒;对庄子政治思想的儒学化改造。     

儒学的理论转向:现代平民儒学的建构

在传统社会里,儒学不仅是士大夫安身立命的学问,而且是平民追求人生意义的依据。平民将儒学的义理价值转化为生活日用,构成平民儒学。这一点在明代中晚期的泰州学派那里得到了全面展示。而在当代中国,社会成员从传统的"四民"到社会主义公民的身份转变,儒学赖以生存的土壤已经发生变化。因此,构建现代平民儒学就成为一项紧迫的理论任务。究其实质而言,现代平民儒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儒学理论转向的产物。     

论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发展

张君劢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是现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新儒学思想有一个前后发展的过程,五四时期:批评科学主义,主张意志自由;20世纪三四十年代:探索文化出路,弘扬民族精神;五六十年代:阐发儒家思想,倡导儒学复兴.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上述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五四以来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演化与变动,具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背景.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张氏新儒学思想的发展及其思想根源和社会背景缺乏认真研究.本文抛砖引玉,希望得到方家与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的对话

2017年4月25日,应尼山书院邀请,中国儒家学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玉顺先生与美国儒家学者、维思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哲学系教授安靖如先生共聚济南大明湖畔,以"中美儒学对话: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为题举行对话,共同探讨世界儒学发展方向。安靖如先生是西方儒学代表人物之一,提出"进步儒学"(Progressive Confucianism)理论,以表达对儒学发展方向、理路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他把儒学理解为一个活的、发展中的传统,强调进步儒学最重要的方法论概念是"有根的全球哲学",即儒学的发展必须既是源自儒家传统的(有根的),又是敞开的(全球的)。黄玉顺先生所创立的"生活儒学"理论,意在发掘儒学所蕴涵的某些能够穿越时空、超越历史地域的观念。生活儒学突破"形上→形下"的观念架构,揭示"生活存在→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的观念层级,强调回归生活本身及其仁爱情感,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和形下学,使儒学能够真正有效地切入当今世界的社会生活。对话过程中,两位儒家分别阐述了各自理论的创构背景、方法架构和核心观念,并且以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为中心进行深入地互动交流,在展现了各自独特的思想个性的同时取得了广泛共识。特别是在儒学发展之"有根的"立场和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上,"进步儒学"与"生活儒学"可谓高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