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合治"是有中国特色的治国方略

“以德治国”的提出 ,并不是对“依法治国”的否定 ,而是与“依法治国”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共同构成了“德法合治”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治国方略。它符合中国国情和现实要求 ,是对马克思主义治国思想的又一发展     

政治宪法与宪法政治考辨

宪法政治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属于前宪法现象的范畴,而政治宪法则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宪法,属于宪法现象的范畴;宪法政治表达了政治应该成为什么样的政治,解决了一个重要的价值问题,而政治宪法则描述了宪法是什么样的宪法,属于一个地道的事实问题;政治宪法范畴侧重于制度的宪法,具有静态性,宪法政治范畴关注于运行的政治,具有动态性;政治宪法注重政治之于宪法的影响力,以权力为本位,而宪法政治立足于宪法之于政治的正当性,以权利为本位;宪法政治强调政治的运行以宪法为体,宪法之于政治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政治宪法则表明宪法的设计以政治为用,宪法之于政治具有明显的工具性。     

论守法的成本与效益

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法治国家,可以有多种具体设计供选择.其中,判断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在于制定法的被遵守和实现,这也是立法的目的和落脚点.如果制定法不能使守法主体从中受益,那么立法以后人们就不会按照法的指引行事,法律就要被架空.所以,守法的成本和效益问题是守法主体能否从根本上自觉接受法的指引的内在动力.当守法的法定效益和边际效益之和大于守法的综合成本时,人们便在行为选择上产生适法偏好,制定法就会得到尊重和实现;当守法成本大于守法效益,即守法无效率或者呈负效益时,人们在行为上就表现出逆则倾向.保证守法的正效益,不仅需要在立法之时自觉设计,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多做授权性立法,更要在执法和司法环节时刻做好守法的成本和效益之间的衡平,既确保静态的制定法规范中的守法效益大于成本,还要在法的遵守与实现的动态过程中确保守法行为不致于出现负效益.     

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谐”与“法治”密不可分,构建和谐社会首先是要构建一个法治社会,而构建法治社会之前提则又在于培育法治精神,因为没有法治精神的法治社会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法制社会,根本没有和谐可言。     

德法并举：小康社会治理之经纬

江泽民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的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德法并举治国模式的选择对小康社会的治理来说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德法并举是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 ;是加强我党自身建设的需要 ;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为此 ,要加强对法治与德治自身及二者并举这一重大现实与历史课题的研究 ,为建立、发展、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道德体系献计献策。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改革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

随着中国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已经成为农村改革的焦点。本文在梳理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路径依赖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及其对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的影响,提出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的基本路径,即只有依靠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村组织制度的创新,逐渐消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     

试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是由法律和道德的不同特点决定的 ,是法律和道德的不同性质所要求的 ;是由“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所决定的。必须把“法治”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与“德治”的说服力和劝导力结合起来 ,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 ,管理好社会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     

清代殿试策对的僵腐文化批判

清代殿试策问和对策两方面,都严重存在着厚古薄今、不重时务、自高自大和言行分离的弊端,这种僵腐的文化现象对于我们认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规律有参考价值.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略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分析法律和道德的相互关系入手,概括地论述了法治和德治的历史经验教训,并结合当前我国实际,阐明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现实思考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的重要思想表明,今后我国治理国家,不但要重视法制建设,还要重视道德建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道德建设是治理国家之根本.     

浅谈以德治国方略下的高校德育工作

以德治国方略的确立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正确理解以德治国思想的科学内涵,把握以德治国思想与高校德育工作的关系,对于做好新形势下的高校德育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试析明清时期的“以民养民”论

传统的“立君养民”论在明清时期发生了一种明显的变化趋势,“以民养民”论大量出现,把救助困者、贫者看做是富民的主要责任,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日常社会生活中,主张以富助贫;第二,灾害发生时,主张以富救困;第三,主张宗族内部以富帮贫;第四,政府也极力主张“以民养民”。这一主张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是明清时期富民举办社会救助活动的兴盛;二是富民借助社会救助实现基层社会控制权的扩张。探讨这种养民思想及实践,对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慈善事业的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同治中兴"与中法战争爱国诗歌

中法战争爱国诗歌在近代爱国诗歌中"别具一格"。诗歌揭示出"同治中兴"背景下主战派与主和派营垒非常分明,争论异常激烈。由于这次战争中国不败而败,爱国诗篇中极端愤慨之气喷泄而出,与近代其他几次爱国诗潮相比,中法战争爱国诗歌更多地从"哀其不幸"转向"怒其不争"。在战场上取得一些胜利的激励下,鸦片战争以来长期受屈辱的爱国诗人们抒发出一种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气概,一种扬我国威的"天朝中土"情结。这些特点是近代其他爱国诗潮中较少出现的。     

亚里士多德正义观及其启示

亚里士多德对正义问题做出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最为全面深刻的研究.尽管其正义观具有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也具有一些启示意义.特别在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较多的时候,在如何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正确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以及在扩大中产阶层人口比重等方面,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     

先锋诗的"多事之秋":世纪末的论争和分化

1999年盘峰诗会引发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论争,将诗界拉入了旷日连绵的纠纷之中。论争是诗坛“痼疾”在新形势下的总爆发,也和话语权利争夺等非学术因素密不可分;论争没提供出有价值的思想或美学向度,许多结论不够公正,但论争为诗歌发展提供了契机,增添了诗坛的生机和“人气”。     

“兄弟作坊”与“夫妻档”：《小说月报》翻译行为解读

上个世纪20年代,鲁迅、沈雁冰、耿济之兄弟及郑振铎夫妇,开创了《小说月报》“兄弟作坊”与“夫妻档”的翻译模式。这种特有的家族式翻译行为所带来的西洋名家小说、世界文学潮流,孕育了中国新文学的萌芽,也使得《小说月报》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对翻译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有的贡献。     

老子以德治国方略考

历来的统治者都将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统一作为治国的方略。本文主要考究我国古代伟大思想家老子《道德经》中以德治国方略的基本内容 ,总结老子以无为而治为根本 ,尊道贵德 ,修身治国以及致虚守静的系统德治方略 ,并阐明其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意义。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

“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步入 2 1世纪的新发展时期所制定的重要治国方略。本文旨在剖析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阐述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重要性的基础上 ,探讨我国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宏伟目标,并就法治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从"法制"到"法治"的升华,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转折。法治中国建设首要而基础的任务就是保证宪法全面有效实施,而只有让法治成为全民信仰才能引领法治中国建设新征程,只有领导干部带头守法用法才能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