濂溪“立人极”的成功尝试及其现代启示——从傅伟勋“生命的十大层面”理论模型说起

儒学是一种生命哲学,在传统中国对治生命问题上超过重要的作用。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生命的各个层面也得已全面展开与落实,内容也更加丰富。濂溪面对佛学之繁荣,通过重述儒家经典,吸纳玄佛宇宙论、本体论思想,重立儒家之人极,开辟出宋明新儒学的新局面,实有值得当代学者借鉴之处。本文试图以傅伟勋教授“生命的十大层面”理论模型作为参照,分析新儒学开山濂溪面对外来佛学而从儒学入手“立人极”的成功尝试及其现代启示,为儒学在现代的创造性转化作一参考。     

宋儒“立极”与“立身”的开新面向

个体作为现代性的根本特质,是考察儒学现代转向的基点。据此而言,以往的"附会说"与"对立说"并不能对儒学的现代转向提供恰当的解释。儒学的现代转向是传统儒学自身更新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过程滥觞于两宋时期。当时市民生活的兴起本源性地孕育着传统儒学的转向,而两宋儒学正是这种生活风貌的理论呈现,因而体现出一种"开新"的面向。其中,两宋儒家通过天人关系的重建,以"立人极"为根本指向从本体层面感召着个体的觉醒;同时通过工夫论的建构,以"立身"为现实目的提供了一套自知自行的修身方法,客观地刺激了个体主体意识的萌发。     

濂溪学中“无”的智慧

周濂溪是宋代新儒学的奠基人,他所取得的一个十分重要成就,就是将“无”全面系统地引入到新儒学体系之中。首先,他将“无极”引进到新儒学的形上学之中,“无极”成为高于、先于“太极”的宇宙本原;其次,他将“无为”作为儒者的最高人生境界之中,将“诚”规定和描述为“无为”的精神境界和心理状况;其三,他将“无欲”作为一切有志于学圣的修炼方法。濂溪学在坚持儒家伦理的基础上,又将佛、道之“无”融汇于儒学之中,提升了儒学的形上智慧、人生境界。     

中国哲学的重建——成中英新儒学述评

一、成中英是不是现代新儒家 成中英是不是现代新儒家?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黄克剑等人把他看作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而港台相当一部分学者却认为他不是新儒家。产生分歧的原因显然在于对现代新儒家概念的不同理解上。目前,要给出现代新儒家一个一般性的概念,看来很难。但我们可以揭示其基本特征,从而给这个概念一个大致的界定。 简单地说,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其它思潮相比,现代新儒学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坚持儒学本位立场,力图复兴儒学。这是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杜维明、刘述先等三代新儒家学者极为坚定的立场,是他们的共同思想取向,也是现代新儒学之所以为新儒学之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另两大思潮的马列主义、自由主义同现代新儒学的根本分歧也在此处。马列主义主张对儒学批判地继承,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则对儒学基本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这和现代新儒学“为往圣继绝学”的心态和感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代新儒学的第二个特征是吸纳佛学和西学,并对儒学进行了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近代儒学的颓废没落和中外文化的剧烈碰撞,这使现代新儒家必须也可能借助其它思想来更新发展儒学。早期,梁漱溟、熊十力由佛归儒。梁吸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形成了独特的东西文化比较思想;熊则建构了     

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独特视角——《佛学与现代新儒家》评点

南开大学哲学系卢升法先生的专著《佛学与现代新儒家》最近问世了。全书分“佛学”、“儒佛交融之展顾”、“佛学的近代化”、“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四编。这是一项新的学术成果,它为我们展示了印度佛教与中国儒学相互嬗递、会通融和的历史进路及现代结晶,同时向学界提供了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独特视角。     

儒家的契约观念——基于“自由儒学”的解读

现代契约观念与现代自由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儒家需要在回应现代自由问题过程中,对契约观念作出相应的阐释。根据汉语"契约"一词的基本涵义,可以表明儒家的契约观念具有自愿协议、责权对等的一般特质。对此,从政治哲学的层面看,契约观念作为证成自由的工具性观念,是为现实地维护社会主体的价值。"自由儒学"认为,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西方社会,而且也贯穿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一样,总是随着社会主体的转变而转变;不过,儒家契约观念始终保持着契约的一般特质,这是因为其背后依据着"诚—义—知—信"的儒学原理,揭示这一原理可以从学理上启发儒家现代契约理论的发展。     

从文化立场看现代新儒家的界定

现代新儒家学派是在"五四"以来的文化论争中形成、发展的,它首先是一个思想文化学派,有着特定的文化立场,即在现代条件下重建儒家价值系统,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这种文化立场是现代新儒家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基本标志,是现代新儒家之所以成为现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所在,因而也应该是界定现代新儒家的基本标准.依据这个基本标准,我们可以舍弃现代新儒家学者之间不具有本质意义的差别而把握他们的共同特质,从而真正将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派、将现代新儒学作为一种特定的思潮来看待,立足于近现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历程去深入认识现代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学.     

现代新儒家超越价值观的成就及理论不足

现代新儒家为了重建儒学价值体系的合理性,对于儒学超越性的层面进行了现代意义的论证和彰显。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谋求新开展的一次历史转进,并且对儒学心性论现代意义上进行论证,为超越性设定理论基础。现代新儒家对儒学超越性所作的努力存在着经院化哲学倾向和个体化的体知的思维特征的不足,从而他们所着力阐扬的“内在而超越”是不具有操作性的,也是难以在中国现代价值观念建构中充分体现其作用的。     

应当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评《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

应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新世纪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一脉相承之处,诸如积极回应当下问题、努力尝试复兴儒学、建构儒学本体论等,但毕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两个群体重建儒学的理路不同,所构建的新儒学的思想资源和关注层面相异;建构的儒学本体论也相差甚远.“当代新儒学”试图避免“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困惑,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的超越,并复兴儒学.但这个群体成员对于儒学的本体重构,或者太注重实际操作而显得“急功近利”,或者太“形而上”而难于被理解.“当代新儒学”的观点能否引起学界的共鸣和认可,人们拭目以待.     

方东美“新儒学”思想研究——以形上学为中心

在中、西哲学比较中,方东美致力于阐发古代哲学形上学思想,揭示了中国哲学特有的生命观念、机体观念、价值观念。他始终突出儒学在中国哲学发展中的范导作用。通过凝练儒家形上学的两大特色、三大原则和四大要义,以及重建生命的形上学,他为中国哲学之转型寻获了理想路径。他虽非"新儒家",却是"新儒学"的推动者,其研究对重新审视儒学的问题意识与现代转化,具有重要的启示。     

另一种整理国故——论“五四”后梁启超对儒学与儒学史的重构

梁启超首倡以"现代"眼光对中国学术思想进行新的系统诠释以重铸"国魂"。"五四"后他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事业,撰写了一系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著,广涉诸子学、佛学和儒学,而尤以儒学为重点。梁启超重新定义儒学的基本性质,重构儒学的思想系谱,对儒家义理体系进行既承接"传统"又适于"现代"的取舍和诠释,力图发明一套"事上磨练"的"新道学",以对治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的偏弊。而他给出的"整理国故"的另类方案,对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实证主义学风进行了令人深思的针砭。     

“超越性”还是“非超越性”——安乐哲儒学天道观论析

针对现代新儒家肯定儒家天道之"超越性"的观点,安乐哲主张儒学天道观以"非超越性"为基本特征。在他看来,儒家"非超越性"的天道观肯定世界的多元性,认为天道是过程性的、开放的、和谐的"共同创造性"。这种主张揭示了儒学基本精神的另一个重要向度,拓展了儒学传统现代诠释的理论空间。     

论现代新儒学的内在向度--寻求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

现代新儒学相承传统儒学"即哲学即宗教"的特质,面对在儒学中安顿科学理性精神的时代课题,力图将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统一于心性之"一本",作为其基本的义理归趋.这代表了儒学在现代社会谋求新开展所必有的一次历史性转进.新儒学虽然没能真正实现三者的内在统一,但它从一个侧面对于宗教、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中国式的解读方式,直接关涉到了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面对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新儒家的有关理论取向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一起构成了两种正相反对的基本选择,将有可能为人类寻求更健康、合理的存在方式提供某种有益的借鉴.     

周敦颐何以被尊为“道学宗主”?

周敦颐对宋明理学最主要的贡献一是恢复了儒家中断近千年的所谓"道统",即"性命之学";二是积极提倡和践行"孔颜之乐";三是敢于打破"三教"壁垒,大胆援引佛道,开创了重要的理学方法论。周敦颐不仅为"理学"贡献了诸多原理与方法,也为"理学家"提供了一个内在的超越境界。周敦颐开创的"濂溪一脉",赋予了儒学第二次生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重审“现代新儒学”：评“大陆新儒家”的相关论述

以“大陆新儒家”命名的研究群体,将其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将“现代新儒学”定位为心性儒学。近期这个群体中有学者更认为,现代新儒学将作为经学的儒学降格为现代分科学术,不是发扬光大儒学,而是肢解了儒学。加之“现代新儒学”第二代的学术舞台在港台、海外,他们因此失去了儒学主体地域的直接关怀,而且无法直接回应中国大陆的价值重建、制度再造和生活需要。在大陆新儒家立足中国重建经学形态的儒学之际,现代新儒学的中国使命似乎被终结了。大陆新儒家的这些断定颇可商榷。当代中国不能偏离现代发展轨道,大陆新儒家完全拒斥西方、闭门造车的做法,会误导中国的现代化。以中国的现代转变为基线,重审现代新儒学的价值主张与学理贡献,理应得到国人的首肯。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     

从解释学看儒家思想与中国现代化

<正> 儒家思想是一个非常纷繁的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从历史演进的层面上看,它可分为原始儒家、汉代儒家、宋明清新儒家、当代新儒家等;从内容转化层面上看,儒家思想的内涵是随历史的演进不断转化的.从先秦原始儒学到汉代儒学,到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学,其内容是不同的.它在转化过程中,随时吸收各家思想,使之不断丰富,同时也越来越复杂.     

后新儒学的“公民儒学”建构及其问题——与生活儒学的“中国正义论”比较

儒家正义论的当代重建是儒家哲学现代转型进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热点,其中极具代表性的理论形态是林安梧所建构的"公民儒学"与黄玉顺所建构的"中国正义论"。就"公民儒学"来说,尽管其对于儒学现代转型而言具有方向性的指引效应,但其本身的内容架构却有待贯通与深化。与"中国正义论"相比较,"公民儒学"存在着诸多内在缺失:首先,混淆了制度规范与正义原则的区别,导致二者关系发生错位,即"以礼为义";其次,这种错位关系的根源在于后新儒学"外王—内圣"的思维架构的不彻底,"内圣"与"外王"的"逆转"未能真正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理论困境的超越;最后,"公民儒学"本身的证成陷入了"公民伦理"与"公民社会"的循环论证。"公民儒学"所存在的这些缺失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立足于现代生活方式的"公民儒学"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与推进。     

关于现代儒学本体论重建问题的思考

在儒家现代重建的过程中,本体论的重建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只是在现代新儒家的学术探索当中,关于儒学本体的重建或重朱熹(如钱穆)、或重阳明(如张君劢),多有分歧,且各有所本.本文主要通过对宋明儒学中朱熹关于"理"和王阳明关于"良知"的这两种主流本体概念的比较和分析,并结合对现代新儒家形而上学的剖判,认为有必要将传统儒家的两种本体概念进行整合,"纳方于圆",跨越朱、王干本体论上的分歧,在形而上的领域重建一种"天包含人"的新型本体论.如此,现代儒学的重建或许才能走出一条路来,并且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探古今之通玄 阐儒释之会融──《佛学与现代新儒家》评介

探古今之通玄　阐儒释之会融──《佛学与现代新儒家》评介李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方克立、李锦全两教授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之一《佛学与现代新儒家》，南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卢升法著，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中国哲学和佛教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