蔬菜价格悖论的理论解析

为解释蔬菜产销差价巨大的现象,利用流通成本、供求均衡,分工与协作,参照价格和机会成本等理论对蔬菜价格悖论进行系统分析。供求理论分析表明,在蔬菜供应链中,批发商、收购商和零售商相对于菜农具有自然垄断地位;分工与协作理论分析表明,批发商、收购商和零售商较高的分工效率决定了他们的垄断定价权力;参照价格理论和机会成本理论分析表明,蔬菜产销的各个主体的参照价格和机会成本存在的巨大差距,才是造成蔬菜价格悖论的根本原因。因此,降低渠道壁垒,建设供应链和价值链,加强分工与专业化,完善沟通机制,减小城乡差距等是解决蔬菜价格悖论的主要对策。     

鲜活农产品流通链条关键节点及政府支持研究

分析了鲜活农产品流通链条,提出了鲜活农产品流通链条"最初一公里"及"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指出批发市场、冷鲜仓储、销地配送中心、社区零售商业是鲜活农产品流通链条的关键节点。提出了扶持鲜活农产品流通链条关键节点的政策建议,即建立专项基金,向关键节点和薄弱环节倾斜;支持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组织的关键节点设施建设;对关键节点设施建设实行优惠政策。     

基于价值链和“五力”模型的蔬菜产业分析

鉴于近年来蔬菜产业发展极其不稳定,“菜贱伤农”和“菜贵伤民”问题经常同时发生。将蔬菜产业市场看成一个整体,站在价值链的角度,运用迈克尔·波特的“五力”产业分析模型解析蔬菜产业“菜贱伤农”、“菜贵伤民”问题。分析认为,“菜贱伤农”、“菜贵伤民”是因为生产蔬菜的机会成本较大,加上机会成本上的大幅度加价,甚至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也与流通过程环节较多有关。最后给出相关的改进建议:控制成本驱动因素;重构价值链。     

我国蔬菜价格调控机制研究综述

针对近年来我国蔬菜价格经历了"过山车"式的波动,从价格调控的目标、手段、波动特点、波动影响因素和蔬菜调控机制等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认为以下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要明确蔬菜价格调控机制的目的,区分众多影响我国蔬菜价格上涨与波动因素中的合理成分和不合理成分;必须从时间维度区分影响蔬菜价格波动的诸因素及其影响力度,并加强对现有政策的绩效评价,有针对性地提出蔬菜价格调控的长期性政策、短期性政策,选择合适的政策手段和正确的介入时机,避免短期政策的长期化;必须考虑蔬菜产业链中价格波动的传导机制,理顺农资供应、生产、加工、储运、销售等环节中各个主体的行为模式及其收益分配机制。     

改革现行粮食超购加价政策的初步探讨

<正> 一、粮食超购加价政策的历史过程及其作用 我国对粮食收购实行超购加价政策始自1960年。当时规定,按不同地区每人平均向国家交售粮食〈大豆除外〉分别超过一百斤、二百斤、三百斤以上的,超过部分加价百分之十。那时全国每年收购加价粮六百亿斤左右,平均每斤加价约7厘。由于1961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百分之二十五,中央于1962年3月取消了加价奖励。1965年,为解决粮食生产收益偏低的问题,夏粮收购重新实行奖励价格,以生产队为单位,平均每人提供商品粮的数量超过一百斤     

北京市终端能源的价格竞争力比较及分析

随着我国能源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电力、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在终端能源中的比重将不断提高；同时，优质能源之间的竞争也必将日益激烈。本文选取了一种可行的终端能源价格竞争力评价方法，并以北京市为例做了比较和分析，研究了能源储备量、能源政策对价格竞争力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影响。目前，北京市几种主要的终端能源的价格竞争力排名是煤炭、天然气、电力、石油，但从一次能源的稀缺性可以得出作为二次能源的电能有日益发展的趋势；国家能源政策和北京市能源政策决定了终端能源的未来发展趋势就是不断提高电力、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比例。     

略论主渠道批发商业

在商业体制改革过程中,批发商业体制改革是个中心问题,其中主渠道批发商业更有必要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本文重点探讨其中几个问题。一、主渠道批发商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其不同的涵意。什么是主渠道批发商业?商品从生产领域转移到零售商业用作转售或生产部门用作生产加工,中间所通过一条最主要的批发通道,谓之主渠道批发商业。这个定义,冲破了仿效苏联一套的长期固定不变的国营一、二、三级纯批发商业机构或当前国营大、中、小批发商业机构是主渠道批发商业的传统提法。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历史阶段内,都存在着     

蔬菜价格时间序列的分解与分析——基于北京市2002-2012年数据

基于北京市2002-2012年的蔬菜价格数据,采用时间序列分解和H-P滤波技术,将蔬菜价格分解为季节性波动、随机性波动、周期性波动和长期趋势4部分,并测算各波动成分对蔬菜价格波动的贡献率。结果发现,季节性因子特征显著,是影响蔬菜价格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平均贡献率为62.3%;2002-2012年划分为6个周期,周期的时间跨度和波动幅度均有变大的趋势,周期性波动对蔬菜价格变化的贡献率为23.6%;突发和异常事件是引起蔬菜价格随机性波动的主要诱因,随机性波动对蔬菜价格变化的贡献率为14.1%;蔬菜价格长期趋势由持续上行转为波动上行,可分为升幅较缓、升速加快和波动上行3个阶段。〖JP2〗基于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完善蔬菜产业链条监测,强化信息流对物流引导作用的发挥;开展蔬菜市场预警建设,降低突发事件引起的随机性波动对市场的影响;自产蔬菜供应采取“见缝插针”的策略,在突发事件时起到平抑市场价格波动的作用等。     

《第四次零售革命——流通的变革与重构》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日期:2014年11月当前,由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引发,流通产业正经历着一场巨大变革。整个供应链和价值链从订单到生产,到终端,再到消费都发生了翻天覆地、且不可逆转的变化,零售业态创新层出不穷,零售关联产业全面调整和升级。《第四次零售革命——流通的变革与重构》一书正是聚焦于这次变革,首次将之定义为继百货店、连锁商店和超级市场之后的"第四次零售革命"。     

国内连锁经营企业物流配送模式对库存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苏宁云商物流配送实践,根据配送网络层级、是否自营配送、配送区域、物流设施是否分品类配送、不同的零售终端数量等物流配送模式因素,设计了苏宁的八种配送情境并测算了不同物流配送情境下的库存水平,据此提出研究假设.通过收集58家国内上市连锁经营零售企业2011-2015年的经营数据,借助GMM混合回归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结果发现:国内连锁经营零售企业零售终端数量与库存周转天数负相关,每增加100个零售终端,企业库存周转天数降低0.8天左右;配送模式与库存周转天数不相关;全国型连锁经营零售企业比区域型连锁经营零售企业库存周转天数高.     

价格与效益

价格如何反映产品的使用属性及其效用,这个问题是完善价格结构的基本问题之一。杰里宾(A.Дepибин)在《价格和质量》(刊《经济周报》第19期)一文中指出了在确定批发价和批发价加价,规定能反映使用属性的指标以及在核算经济效益的方法方面所存在的缺点。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对计划性价格结构的方     

农户出售量与蔬菜生产价格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2002—2010年的数据

基于时间序列,实证分析了农户出售量对蔬菜生产价格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人均蔬菜出售量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波动,农村人均蔬菜出售量对蔬菜生产价格的影响力不大,蔬菜生产价格的形成表现出较强的"单向决定"或"非对称性"特征。要提高农户对蔬菜生产价格的影响水平,必须要采取措施提高菜农的组织化水平、冷库储藏能力和价格信息掌握水平。     

基于收益与惩罚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控制与协调

研究一个农户和一个批发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围绕同一单质生鲜农产品的消费者需求,在农户和批发商不合作、合作以及使用收益惩罚共享契约三种情形下供应链成员的博弈均衡,分析收益惩罚共享契约对农户安全生产决策和供应链成员利润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随着供应链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其提供安全农产品的可能性增大;只有农产品质量安全对需求量的影响程度和政府惩罚高于一定水平,质量安全成本低于一定水平时,农户和批发商才能达成安全生产收益惩罚共享契约;当农户和批发商达成安全生产收益惩罚共享契约时,若批发商实力绝对大于农户实力,采用共享契约所得的收益增加绝大部分被批发商获得。     

北京市出租车市场管制模式的福利分析

北京市出租车市场管制模式决定着消费者、司机、出租车公司、"黑车"从业者和政府等5个主体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出租车市场的供求模型分析表明:价格管制决定了消费者与出租车市场间的利益分配;数量管制决定了出租车行业①与"黑车"从业者间的利益分配;准入管制与司机劳动力供求变化两者共同决定了司机和出租车公司间的利益分配。目前北京市采取的"价格管制 数量管制 准入管制"模式,造成了各利益主体间严重的利益冲突。因此,放弃目前的管制模式,转而采取"价格管制 社会管制"模式将是可行的选择。     

媒体关注

媒体关注·社区关键词居民不满意社区服务商将被"摘牌"社区服务商随意加价、服务质量不高……这些问题将得到集中解决。今年,北京市将正式出台《社区服务站管理办法》,对服务商建立考核奖惩机制,百姓不满意就"摘牌"。今后,对于社区服务商的管理将实行制度统一、服务标准统     

在莫斯科经商的华侨华人

80年代末,俄罗斯实行贸易自由化,中俄贸易得到快速发展。大批中国公司纷纷前往莫斯科设代表处,数以万计的个体商贩涌入俄罗斯。经过十多年的创业,莫斯科华侨目前的经营活动已涉及到俄罗斯的许多方面。 商品贸易。一大批华侨华人在批发和零售市场以极低的价格出售质量并不算差的商品,受到低收入阶层的莫斯科人和外地批发商的欢迎。现在有近千华侨华人在从事有利可图的皮货批发零售和日用品、服装和食品贸易。     

我国零售终端选址群聚效应的论证

为对我国零售终端选址的群聚效应进行论证,运用数理经济学的方法,先进行严格假设,推导出零售终端选址群聚效应的必然性,而后放宽条件,再次推导出具备一定条件的零售终端选址群聚效应的必然性。研究结果显示,在某个商圈中,第n个零售终端的最优选址决策是判断商圈内外消费者的分布密度,若商圈外密度不大于其内密度的1/n,则其最优选址是商圈中心;否则,该零售终端会在商圈外的某个次商圈中心选址。     

关于四大零售商业企业集团“四放开”情况的调查

<正>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在国营大中型商业企业中实行了放开经营、价格、分配和用工(简称四放开)的改革试点。“四放开”改革的效果如何,取得了哪些成效,还存在什么问题,如何进一步完善,是各级领导普遍关注的问题。最近,市委商贸工委研究室对北京百货大楼集团、北京东安集团公司、北京西单商场集团和北京友谊商业集团(简称四大零售商业集团)进行了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