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哈利·波特》“魔法世界”的构建与维护

神奇且有点荒诞的“魔法世界”是《哈利·波特》获得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对它的构建和维护营造了一种游戏情境，使读者被压抑的幻想得以释放。“魔法世界”具体表现为“神奇的妖精和精灵”、“神奇的生物”、“神秘的魔法文化”等；主要通过“从真实的世界中变通获取”和“从其他‘故事锅’中直接拿来”两种方式来构建。同时，作者为了预防“二律悖反”，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维护措施，为读者建构了通往虚构世界的心灵桥梁。     

两方“国礼歙砚”的创作札记

在我的长达30余年的歙砚艺术生涯中．两方“国礼歙砚”的创作经历是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1997年。我创作的歙砚《黄山胜迹印痕砚》，被选作李鹏总理赠送给日本明仁天皇的国礼：2004年，我创作的另一方歙砚《中国龙砚》，又被选作胡锦涛主席赠送给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国礼。从而创造出“两件国礼歙砚，出自同一位砚雕家之手”的奇迹，使我有幸成为“中国第一国礼砚雕家”，被《人民日报》海外版、《经济日报》、《安徽日报》、《今日安徽》等诸多报刊宣传，并入选《江准时报》的“政协委员风采录”。     

古文句读问题商榷——以《玄应音义》为例

《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点校质量很高,但白壁微瑕.《玄应音义》部分句读由于词条立目不清、文理不通、误解外来语等原因,存在、标点缺失、体例不一、误用等问题.主要围绕“位政”、“署位”、“千万”、“铃柄”、“沙陀分论”、“脂帝浮图”、“可意音”、“五旬般遮”、“胜鸠留”、“梵言鹦鹉鸟名”等语段成分,采用相关数据进行考证,确立点断的正误.     

兰陵笑笑生考

《兰陵笑笑生考》以史实证明徽州在五代的时候，萧祯占据江南，曾经使用过“兰陵”郡号，破除了金学界自古以来只有“北兰陵”和“南兰陵”的纷争，这是一个新的发现，为《金瓶梅》研究开拓了一条新的思路。《金瓶梅》作者署的是真地名假字号，“笑笑生”就是为《水浒传》作序的託名天都外臣的汪道昆。从《水浒传》与《金瓶梅》的文化内涵及创作技巧的传承、政治态度在书里的反映来分析，《金瓶梅》作者是“嘉靖间大名士”，万历初就急流勇退闲居家乡的史称“南北两司马”的汪道昆。汪道昆有丰富的官场阅历，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性、有创作《金瓶梅》的文学天赋，有创作动机，而且有创作时间——作者据此认为：“兰陵笑笑生”就是徽州的汪道昆。     

试论《木兰诗》的文化精神

《木兰诗》是北朝民歌的绝唱 ,叙述了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传奇故事。作为已经被汉化的北魏民歌反映了中原主流文化的精神风貌。替父从军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 ,孝悌仁义的思想 ;力辞高官厚赐 ,反映了道家“为而不争” ,返朴归真的精神。透过这部作品可以看到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并存、兼容互补的精神特质     

读shēng还是shèng？

“不胜其烦”、“不可胜数”是两个比较常见的成语，意思分别是“经不起烦扰”和“数不完，极言其多”。满足这两个结构槽的成语还有很多，如“不胜枚举、不胜杯杓、不胜感激，不可胜言、不可胜计、不可胜用”等。其中，“胜”的读音，成语工具书标注有异，有的注shēng，如《汉语成语大词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万条成语词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汉语近义反义成语辨析词典》（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这部成语词典收录了“不胜枚举”和“不可胜数”条。     

《南词叙录》的成书时间及作者新证

《南词叙录》的成书时间，据其自序所署，今有二说：一作“嘉靖己未”(三十八年，1559),有清壶隐居抄本为据；一作“嘉靖乙未”(十四年，1535),有清黄丕烈旧藏本可证。二说相差24年，各得其据，难定一是。今考傅增湘1917年所见经过清初何焯批校的“明写本”,乃是两种清抄本的祖本，其自序亦署“嘉靖乙未”,可证确以“乙未”为是，“己未”则系后改或误抄；何批“明写本”仅自序题“天池道人”,无作者的其他信息，故两种清抄本在书衣或扉页所题“徐天池”“徐文长”等，均系抄者补入，并非原貌。嘉靖乙未，徐渭才十五岁，且无赴福建经历，决非此书作者。陆采曾号“天池山人”,嘉靖乙未年夏秋均在福建，他可以作为《南词叙录》的备选作者。     

荆振初

1944年出生于山东海阳。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专业画家。擅画花鸟动物。近年来于“黑虎苑”潜心研究画虎艺术，探索出工笔、意笔相结合的“丝被法”，作品追求激情雄浑。苍润博大，形成了自己的绘画风格和艺术语言，中央电视台及黑龙江电视台曾有专题报道，作品及文章发表于《美术》、《国画家》、《美术界》、《美术大观》、《中国书画报》、《黑龙江画报》、《收藏》等期刊。     

定而不定的“势”——刘勰《文心雕龙·定势》篇的现象学解读

从现象学的角度看,《文心雕龙.定势》篇中的“势”具有非现成性、在直接对作品的体验中被当场构成、境域化生成等三个方面的特征。刘勰在《文心雕龙.定势》篇中并没有给灵动不居的“势”抽象出一个形而上的概念,而是在避虚就实地探讨决定“势”形成的语境。他的势论阐述了“情”、“体”与“势”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势”境域化生成的特点。     

《关雎》作诗之义及文化史意义疏解

《关雎》诗中“窈窕”径释为体态、姿容的轻盈苗条与当时的文化情境相去甚远 ,断非《关雎》诗中意义。“窈窕”当以《毛传》之说为的训 ,即思深虑远 ,宽闲深沉 ,又有着与人为善的美德。就其作诗之义而言 ,这不是“封建礼教“强加于民间歌者的思想 ,而是人们在社会生活的经验中所获得的共同认识。《关雎》被编入诗集 ,并成为《风》之始 ,在本质上表现了周王朝缘人情而制礼的一贯作法。《关雎》作为一首普通的民歌 ,在编诗者对当时民俗心理与统治者意识的平衡、周纳之下 ,又肩负了更多的文化史上的意义     

《诗经·国风》中的情诗和南朝乐府之比较

《诗经·国风》和南朝乐府民歌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两朵奇葩,它们的繁荣说明古老的中国也曾经有过发达的情诗。它们相隔千年,在以爱情、女性为主题的共性下,从社会背景到文体风格等也存在着诸多盖异。     

<<九歌>>“二湘“倒反辞与湖湘民间颠倒歌

屈原《九歌》“二湘”中的“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鸟何萃兮频中,罾何为兮木上”,“糜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等诗句,运用了倒反修辞手法。这种修辞手法有意颠倒事物之间的正常关系和正确特性,具有内容上的荒诞性、逻辑上的反常性、让的离奇性、功能上的趣味性等特征。在湖湘民间,流传着大量颠倒歌,这种民歌中运用得最多的修辞就是倒反。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屈原《九歌》“二湘”中的倒反辞很可能是受     

《诗经·大雅·韩奕》“北国”地理考

《诗经·大雅·韩奕》中的“梁山”应即《山海经》所说的“梁渠之山” ,即为朝鲜半岛的太白山脉。《诗经》中的“北国”所辖朝贡方国有北方的肃慎、秽人、良夷等。其中良夷可能即是朝鲜半岛的土著。《诗经》时代的韩国也并非只有一个 ,东北之韩即为位于朝鲜半岛的“箕子朝鲜” ,册封于成王时。《诗经·大雅·韩奕》记载了周宣王对韩侯结姻亲之好、行重封之礼、委方伯之任的重要史实 ,这对我们研究和理解宣王中兴与北土开拓的历史有重大意义     

“天人合一”式情景交融的文学创作论——论《文心雕龙·物色》篇

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篇主要论述了主观的“情”和客观的“景”在文学创作中的关系。这种“情景交融”创作模式是华夏文化“天人合一”思想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由此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心境契合、以情状物等重要理论。     

朝鲜文献与四库学研究

目前存世的朝鲜文献如《燕行录》、《李朝实录》、《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等,收有不少关于清修《四库全书》的掌故。本文将这些材料搜检出来,从“补《四库全书》馆员的事迹”、“关于《四库全书》的编修”、“关于《四库全书》禁书”、“对《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的评论”、“其他”等五个方面进行归纳分析,指出其对四库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价值。     

《荀子》与《管子》、《晏子春秋》的关系考论

荀子是先秦时期集大成的儒家大师,《荀子》一书近年来已经被认作是荀子思想的实录。而《管子》、《晏子春秋》等书向来被学者们认为是比较复杂的作品。所以,近代以来将此二书判为“伪书”的情况是层出不穷的。《管子》、《晏子春秋》等书尽管成书比较复杂,但是却包含了诸多先秦时期的思想内容,是值得我们研究先秦思想史注意的重要资料。此外,《苟子》书中所见与此二书的相通相近的情况,也说明了苟子在先秦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秦都·秦祚·秦灭——先秦札记六则

一、秦有七都 《辞海》“秦雍城遗址”条曰：“从秦德公元年（西元前677年。下略“西元”二字——引者注）至献公二：年（前383年）在此立都达二百九十四年。”不惟遗漏泾阳、栎阳二都，而误多雍城为秦都之时达40年之久，且德公元年至献公二年实为295年，盖撰者不知计年数之法，为两数之差加一。     

鲁襄公时代的《诗》结集研究

《诗》文本的形成是一个历时性过程,其中在鲁襄公时代,“二南”“三卫”之外的列国《风》诗正式进入《诗》文本,但各自独立存在,与《雅》、《颂》并列,后被孔子归入《邦风》,形成今本《诗经》的基本结构。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浅析

通过分析《毛诗·魏风》《唐风》诸篇的诗旨和安大简自身的特点,认为安大简《侯》《魏》两部分内并无“误置”现象。又从战国初期的历史背景出发,并结合诗旨、春秋战国时期的“用诗”特点,赞成安大简《魏》之所以抄写《毛诗·唐风》中的诗篇,当与战国时期魏国国力强盛、占有晋国故地相关。由于抄写《唐风》诗篇的部分被称为“魏”,因此,抄写《魏风》的部分就不能再称为“魏”,必须改题。从《毛诗》诸国风的命名逻辑看,“侯”极可能是地名。不过,若考虑到安大简的特点,“侯”为爵位也未尝不可。从安大简《侯》《魏》的特殊安排看,它无疑是一个改编本,其底本与《毛诗》应该非常接近。     

日藏稀见本《靖台实录》文献价值考

发生于1721年的朱一贵事件是清政府收复台湾后第一次台湾民众反叛活动，虽很快被平定，但使得清廷对台政策有了很大转变，全面加强了对台湾的军政管理。这次民众起事被平定后不久，厦门民间士人黄耀炯依据所见所闻撰成第一本记载此事件的单行史书《靖台实录》，而被誉为“筹台宗匠”的蓝鼎元正是受到此书启发而作成《平台纪略》，后被编入《四库全书》，历来被作为研究朱一贵事件的重要史料。其后，《靖台实录》在中国大陆失传，直到近几年方在日本被“重新发现”，但尚未引起学界重视。对比上述两书，可知在对事件的记录上两书各有特色，尤其对平台功臣的评价上大不相同，借此可探知蓝鼎元为堂兄蓝廷珍争功的深层写作动机，或能对《平台纪略》部分史实有所修正。朱一贵事件的消息传入日本后，反响强烈，短时间内出现了大量的相关戏曲，而《靖台实录》一书在传入日本后为之提供了更为详实的材料，传抄甚广。小说家上坂兼胜更是在其基础上翻译改编为《通俗台湾军谈》，将朱一贵讴歌为像郑成功一样的“反清复明”英雄人物，其中所流露出的日本崇明鄙清的“华夷”心态颇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