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新闻传播学的若干基本问题再辩

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较新闻传播学研究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热潮。但是这种比较研究当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关键就是对比较新闻传播学的若干基本问题的理解存在误区。当我们研究不同民族的新闻传播现象和规律之间的异同时,必须深入到文化的层面才能看到这种异同的根源所在。惟有找到了根源之所在,才能通过交流,通过对话,把文化冲突引向沟通和理解,发扬合作关系,避免和尽量减少消极的后果,这也是比较新闻传播学可以施展的空间。     

试论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演变

我国早期新闻界关于报刊的论述并无专门的方法,直到1918年之后才开始提出研究方法的问题.两大阶级对立时期,阶级分析方法是新闻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1949年之后,在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影响下,新闻学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被异化.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学研究方法逐步恢复,传播学导入新闻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后,研究方法开始多样化.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演变史表明,研究方法得到足够重视、充分讨论之时,也是新闻传播学大发展之时.     

《南京社会科学》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办研讨会

2011年9月3日,《南京社会科学》杂志社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基地在上海联合举办了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走势学术研讨     

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现状、环节与突破

当前,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缺乏国际化的视野和水平,而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对学科的整体发展十分必要。新闻传播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并不矛盾,本土化的目的恰恰是要国际化,只有了解国际学界的状况,才能更好地丰富本土化的内容。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需要注意三个环节,其中国际学界最关注的是理论,方法的国际化是关键,流利、地道的英语则是前提。为实现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突破,在机构层面应设置奖惩体制,实行制度激励;在个人层面应从课程设置、学术英语教育等方面加强学术训练。     

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思考

本文首先分析我国学者何以对传播学“情有独钟”的契机，即自７０年代末“文革，结束后，新闻学术界殊途同归，从最基本的概念入手理清新闻学研究的脉络，并由此进入传播学研究这一必经之途，其次，探讨传播学研究不曾一帆风顺的学术原因。再次，剖析传播学分支应用学科超速发展而基本理论探索滞后的学术现象，最后，提出传播学应扣紧中国文化与社会环境两大主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及走多学科结合的研究途径。     

文化传播学研究的学术理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外学界的不断交往,各学科间的界限被打破,一批新兴的交叉学科应运而生,文化传播学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发展的大背景,融合了媒体和文学、艺术、教育以及科学的特征在当代学术发展的流变过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文化传播学并不是文化和传播学的简单叠加和重组,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这一学科,文化传播学研究的对象及理论意义何在?本文试图论述之。     

名与源：关于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问题的重思

文章着重对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问题进行历时性考察和跨学科比较分析。中国自民国时期开始引入新闻传播学,这一外来学科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经历了“美国模式—苏联模式—美国模式—中国模式”的转换,在“文化输入”和“文化适应”中不断进行着新闻传播学中国化探索。改革开放后,学界经历了从借用国外传播学理论到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过程,期间出现了“到底有没有中国学派”“学科本土化是个伪命题”等争论。中国化、本土化的倡导者强调在实践中寻找真理,开启中国阐释,形成中国学派。文章最后结合社会科学的知识性质和知识构成两大症结性问题进一步分析,提出应通过提升知识创新能力来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新闻传播的社会管理功能研究

新闻传播具有社会管理功能,这是由新闻传播的构成要素及其所具有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的这一功能,既要得到理论的印证,又要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充分地发挥。本文从传播学和管理学的角度出发,从理论和事例上说明新闻传播具有社会管理功能。     

突围与守望：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发展

综观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传播学边界模糊是学界同仁的共识。通过传播学与新闻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学科关系的讨论可以看出,传播学亟待从“新闻传播学”门户下突围,“权宜之计”是将“传播学”与“新闻学”设定为两个同等的独立学科,让二者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并立而竞进”;同时又要耐心地守望自己的领地。因为传播学无限制地扩大学科边界恰恰是其学科身份自我消解的开始,而确立自我边界比盲目扩张要紧迫得多。     

新文科语境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

教育部关于新文科建设的重大举措并非孤立行为,而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全面创新系统工程的重要一环。新文科建设的本质是学科系统的开放,并以此为基础,借助学科之间的深度融合、跨界赋能,实现文科的科学化,提升文科发展质量。新闻传播学科应把握新文科发展的契机,吸纳新生动力、新鲜血液,为新闻传播卓越人才的培养提供重要保障。首先,加强系统开放,完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建设;其次,深化跨界赋能,推动新闻传播学科创新融合。此外,融通专业知识与人文精神,提升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质量。而新闻传播学新文科建设的“命门”在守根固本。新闻传播教育体系本身的完整性是前提,同时需要定位本体,廓清学科边界,为学科融通奠定基础。     

我国新闻翻译研究三十年

本文对近三十年来我国新闻翻译研究成果从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两方面进行了评述。现有成果宽泛多元，既有依据语言学、翻译学理论的研究，又有基于传播学、文化学等多元理论的探讨；发展轨迹呈初级阶段以及跨学科、科学化和职业化转向，总体路径朝跨学科多元化方向扩展；虽已取得不少成绩，但仍存在理论研究滞后、研究方法种类失衡、涉及媒体形式和语种转换形式单一、教学研究被忽视、研究者身份比例失衡等问题。我国新闻翻译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具有广阔发展前景。     

试论区域传播学

区域传播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它是新闻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和组成部分,对它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我国传播学发展的现状以及传播中的区域间不平衡现象,本文引入区域分析的方法,提出了建设区域传播学的基本思路,并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基本内容、主要概念、研究方法等作了初步论述。     

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

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以及相应的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紧张,先后产生了不同乃至对立的看法:或主张新闻学吸取传播学来完善自身,或倡导用传播学来取代新闻学,或批评传播学统治了新闻教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缺乏深入的体认。由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相互交织,我们应当更加理性地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促进彼此间的互动与吸取,使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从而使新闻学与传播学获得更大的发展,不必人为轩轾,制造"你死我活"的无谓争论。     

中国政治传播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中国政治传播学研究在政治传播学学科基本理论、政治传播的范畴和个案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观点。学者们对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初步构建了中国政治传播学学科体系,拓展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也为促进政治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但还存在着体系不完善、理论高度不够和基本概念不清晰、研究方法有待拓展等问题。政治传播学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学术界应在构建本土化的政治传播学科、网络政治传播和国际政治传播等方面深化研究。     

“学术期刊·学术评价·学术创新“座谈会举行

20l4年2月28日,“学术期刊·学术评价·学术创新”座谈会在南湖藏书楼举行。著名学者、编辑家、《新华义摘》原总编辑、二级编审、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张耀铭先生主讲。校长余三定教授,中共岳陌楼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钟辉,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闻与传播学学院、期刊社的部分老师参加。座谈会三定主持。座谈会上,张耀铭先生围绕主题谈了目前学术期刊的种类、学术期刊的发展模式等问题,深刻分析了学术评价的现状及其利弊。     

2000年以来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现状及其走势——以《新闻与传播研究》和《新闻大学》为例

新闻传播史既可以是新闻传播学的重要分支,又可以是历史学的特别分支,在20世纪,新闻传播史研究已取得了重大进展。沿其良好的惯性,2000年以来,新闻传播史研究更多重大突破,对这些研究中的专著、论文等现状加以介绍,给予评述。可鉴察其规律,体会其奥赜,也可发现其研究仍有相当空间,另也可以寻觅其未来研究这走势。     

"新闻心理"与"心理新闻"——对待新闻学与心理学关系的另一种思路

把新闻学、传播学研究与心理学挂钩,是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一个本土小传统。但这种研究思路的缺陷也显而易见:一是容易形成两层皮现象,即用心理学的原理生硬地解释新闻、传播现象;二是从理论到理论,缺乏实践支撑和实践指导意义。中外新闻史证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会催生读者新的新闻需求;而这种新的需求,则会催生新的新闻报道的方式和理论。由此出发,本文提出一个新的概念——社会心理新闻。而为论述它存在的合理性,本文还提出心理事实这一概念。所谓心理新闻,就是对新近发生的、积累了一定时段的心理事实的报道。从新闻心理到心理新闻,不只是一种词序的变化,还体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思路。     

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与传播理论体系的构建

自传播学传入中国二十多年来,国内对传播学的研究基本上处于西方传播学理论的框架内,还没有形成中国自己的传播学理论。要建立中国传播理论体系,必须在借鉴西方传播学理论的同时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论。     

复杂性转向：计算传播学的发生逻辑

人类传播具有本体上的复杂性,复杂性亦是传播学发展的驱动力。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数字社会,复杂性科学持续改变着传播研究的计算方法,计算传播学正是以复杂性为中心的范式转向结果。本文深入探讨了传播复杂性的不断增加和基于复杂性科学的计算演化,将复杂性转向理解为计算传播学的发生逻辑。计算传播学在学科源头上就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范式思想,它在认识论上所秉持的便是一种复杂性观点,大数据计算在本质上是对复杂性的计算处理,“复杂性-计算”的不断交织驱动了传播研究的计算转向。     

学者风采

陈力丹，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责任教授、传播学方向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国际新闻界》月刊主编：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二级教授．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79年以来发表各类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成果800多万字，其中独著、第一署名著作、独编著36本，论文200多篇、一般文章1800多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