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制科、科举与乾嘉经史考据学的兴起

乾隆元年、乾隆十四年,乾隆帝分别下诏举行博学鸿词与保举经学,选拔经明行修之士。在科举改革和殿试策论中,乾隆帝亦不遗余力地提倡经史实学。其原因在于乾隆帝不仅认为经史之学有助于端士风、正民风,良关世道人心,且认为经术事关治术,通经明史可以致用,此外还可以借此展现自己的稽古右文之治。乾隆朝一系列的抡才举措使得一大批考据学者脱颖而出,此在乾隆十七年、十九年科举中体现最为明显。这些学者或以师友、同年相互砥砺,或督学一方,表彰先贤,奖掖后学,使得乾嘉考据学蔚然成风。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可以深入了解乾隆朝的文教政策,也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乾嘉考据学成因的认识。以往将乾嘉考据学视作清廷“文字狱”下一种被动消极产物的认识,需要重新审视。     

清代两次博学鸿词科对诗坛的影响——兼谈清代士人文化认同变迁及与朝廷的离合之势

博学鸿词科是制科的一种,该科的诏开对时局的影响包括方方面面,清代分别于康熙己未年和乾隆丙辰年举行了两次博学鸿词科,将这两次词科作一比较,可以看出清代士人文化认同变迁的轨迹,并以此总结清诗发展的规律。     

从贞元省试诗看中唐科举录取的公正性

唐省试诗中,德宗贞元年间留下的最多,有77首.这些诗,大都境界浑融,情感表达真实自然,从中可见贞元科举录取是知贡举者综合考察诗人的创作技巧、政治素质、人品性情等后的审慎决定.唐人“恶诗皆得官,好诗空抱山”的抱怨,唐笔记中所说的科举录取荒诞、偶然等与事实真相之间差距较大.至少在中唐,科举录取是“多公而审”的     

《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成因探析

<聊斋志异>中的狐女是被高度理想化和审美化的艺术形象,是美和爱的象征.中国悠久的狐女文化的滋养,尤其是在唐传奇<任氏传>中任氏原型的直接启示下,<聊斋志异>塑造了一批具有人性美和人情美的美狐形象.在明末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聊斋志异>塑造了一批敢于主动追求爱情,并表现出爱情的坚贞性和执着性的情狐形象.蒲松龄嗜好搜神猎异的个性禀赋,使他选择了"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艺术构思,从而塑造了一批既具有人性又具有狐性的狐女形象.     

双重边缘中的身份确认--汤亭亭《女勇士》的叙事意蕴

汤亭亭的成名作<女勇士>以"华裔"为背景,以"女性"为主题,体现出鲜明的华裔女性主义叙事立场.作者有意营造出依托特有的中国女性传统的叙事空间,表现出华裔女性主体意识发展的不同阶段,凸现出处于种族和性别双重边缘的华裔妇女构建新型的性别身份的艰难历程.     

科举试赋:由才性之辨到朋党之争——以唐宋两代为中心的考察

科举试赋始于唐朝,起初以"赋兼才学"为核心,经学家、古文家、辞赋家讨论的是辞赋取士能否为国家择选真正的饱学之士.然而从唐代中后期至两宋,尤其是随着政治层面党争的加剧,文学意义上的辞赋取士与经义取士衍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使得试赋之争具有浓厚的意气之嫌与党争色彩,由此辞赋的创作就不单纯是辞赋"因体代变"的纯粹文学意义上的变革,而具有了时代思潮、政党之见、君子小人之辨的政治品格.唐宋两代的科举试赋只有从这个维度上去理解,才能阐发其中的历史流变和时代特征.     

清代徽州的基层科举参与和社会流动——以道光休宁县王百龄府试讼案为中心

道光年间,徽州休宁县人王栋之子王百龄参加府试被阻,而后与阻拦者之间发生诉讼。双方矛盾的核心在于王家是休宁土著还是冒籍投考。当地大族汪氏坚称王栋为其世仆,而王栋则认为其祖、父及自身均有捐官捐监,身家清白无疑。清代自雍正朝至道光朝曾五次颁旨开豁世仆,最终以现时应役为标准判断主仆关系,出户三代即可一体应试。王百龄府试讼案这一历史片断,是清后期徽州地方社会关系在科举考试中的折射:佃仆即便三代不再应役,仍被视作贱籍,在地方社会中饱受歧视。由于户籍、学籍制度缺乏实效,清代科举应试资格的核验流于主观,廪保往往被地方社会的人际关系所左右,导致小姓始终在科举考试中处于劣势。由此观之,清代科举并非纯粹的竞争性考试,其造成的社会流动更类似于一种庇护性流动。     

从佚文《惟有孟母可作女范》看周作人的人格理想与家庭教育思想

《惟有孟母可作女范》是周作人的一篇重要佚文。该文一反“五四”新文化的主流,将一位儒家旧女性孟母树立为女性的典范。这篇佚文既显示出周作人独特的理想女性观和家庭教育观,也显示出其思想的转变,即由早期的激进反传统转向辩证地审视传统,并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建构现代中国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