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中原文化传播态势及动因探究

先秦中原文化传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向周围地区快速扩张并引发文化交流.二里头夏文化立足中原,其传播态势是先向晋南、次之向关中地区播散,同时也向江汉地区拓展.中原早商文化首先挺进及山西南部、陕西中西部、河北的中南部,之后开始大规模地向南(湖北及湖南北部)、东南方(海岱地区、淮河中下游地区)扩张,商文化因此成为主体文化并向周边形成强劲辐射.中原周文化传播态势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西周早期,对他族文化的吸收功能大于其输出功能;西周中晚期,中原周文化出现强烈的对外扩散态势,各地周文化表现出明确的统一性.先秦中原文化的传播动因可归纳为战争及民族融合、对矿产资源的攫取、封藩建卫、异族姻亲、经济贸易等数端.     

先秦文化自觉的主体及其路径分析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文化自觉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以及社会所处的政治与文化环境所制约。先秦士人是中国文化的自觉载体,他们从诞生之日起,就有了一种精神上、思想上乃至行为上的自觉与成熟。面对文化秩序上的礼乐崩坏的社会局面,先秦士人采取种种途径将他们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普及到社会中,以便能得到更深层次的赞同和更大范围的认可,从而达到群体自觉。正是由于士人的文化自觉,才使得人类文明的薪火绵延不绝。     

古代河南四次政治性外迁移民及其影响

从西周到南宋,古代河南共有楚人南迁,西晋末永嘉南迁,唐代陈元光"开漳"和王审知父子"王闽",北宋末靖康南迁等四个阶段的政治性外迁移民.其作用主要是影响到了迁入地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组织,促成了南方地区政治和文化的中原化,最终更有利于中国版图的巩固和文化的多样统一.     

论先秦儒学的和谐意蕴及其影响

先秦儒学的"中和"理念来源于其"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模式落实到政治生活中,就表现为追求国家统一的"大一统"的国家理念,落实到社会人生领域就表现为从整体着眼,倡导"群体本位"、"道德至上"的人生价值观念。这些思想通过儒学的传播内化成一种民族心理,调节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成为我们民族和我们文化的特色,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所在。     

先秦盟誓的契约属性及其文化意蕴

盟誓的基本内涵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团体在神灵面前订约并发誓遵守的活动.无论从仪程还是内容上,盟誓都具备契约的属性.同时,先秦盟誓反映出其时代特有的文化内涵:立约者是相对独立的单位或个体,反映了其时代的自由度;立约当事人对契约的尊重与认同程度,反映其社会契约意识的普及度、民众卫权意识的自觉度与和平协商解决争端的价值趋向.     

试论先秦儒学本体论问题

本文结合先秦典籍,从中西文化对话的角度对先秦儒家本体论进行了分析,并且通过先秦儒学本体论与宋明理学的关联、比较,进一步对先秦儒家本体论加以探讨。     

先秦学术的传播与融合

以春秋战国为主要时代背景的先秦学术在百家争鸣的文化环境中表现出学术派别众多、学术主张各异的复杂态势。然而在诸子纷纷立说的激烈思想碰撞中,先秦学术却大致可以按照两个学术中心,两条发展线路,两种思想的交锋与融合等线索进行粗略的＂纵横＂划分。成为这一时期学术史主线的,也正是学术思想交锋的起源、发展与消亡。     

移民文化与旅游的耦合

移民是经常性现象,移民移居到移民地形成的移民文化,对旅游者而言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移民会对移民地形成负面和正面的影响,正面的影响主要是指移民是移民地经济发展、文化融合、疆域形成、民族融合的重要或支撑力量。移民文化作为旅游资源主要有鲜活性、相似性、差异性、地域性、吸引性、观赏性、重复利用性、多样丰富性、垄断性或不可移动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为移民文化与旅游耦合奠定了坚实基础。     

欧盟国家的移民问题及其移民政策的构建

二战结束后，欧洲由传统的移民迁出地渐渐转变为移民迁入地，欧盟成为大批永久性移民的目的地之一。大量移民的涌入，对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移民问题成为困扰欧盟各国一大难题。欧盟国家对移民的接收与拒绝、容纳与排斥的矛盾心态构成了其移民政策的基础。     

先秦儒家文化发展论

先秦儒家在文化发展模式的设计上,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文化发展的“因革损益”观。“因”代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它遵循的是“道”的原则,注重的是历史文化的根源性和连续性。“革”代表对文化的革新,包括对文化的损(减少)和益(增益),“革”遵循的是时代的原则,要求文化的发展必须因时损,与时俱化,甚至发展为剧烈的革命式“骤变”———质变。在“因”与“革”、“道”与“时”的矛盾对立中,先秦儒家一方面承认文化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又认为文化的发展就是儒家文化的兴衰循环,从而陷入了文化发展理论上的二难困境。     

先秦诸子对环境美学的影响

先秦诸子提出的人格美学范畴,对环境美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古典环境艺术(建筑、园林)的基本趣味。如非礼弗履、阴阳和谐、有无相生、道法自然等等。从这些美学趣味中,可以看出中国环境艺术的一个根本特点:环境与人相通。从而为我们理解中国古典园林、建筑找到了一个重要的视角:把环境美与人格美联系起来理解。     

论先秦文学中的少数民族使者形象

先秦文学中出现一批少数民族使者形象,其中的东夷族使者博闻多识而又略带神秘;西戎使者知书达理,不卑不亢;南越使者则是从容应对,不辱使命。这些使者身上折射出周边各族的特色,同时也反映民族融汇的某些规律。先秦文学对于少数民族使者所作的艺术显现,是对传统礼仪中世俗偏见的拨正,同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先秦舞蹈的审美"风格"类型

先秦舞蹈就其历史阶段性的主导旨趣来界定,可以划分为三种审美"风格"类型:娱神风格、乐治风格和娱人风格。它们大致可以在逻辑和历史上分别对应先秦社会的三个时段——原始三代、西周和春秋战国。     

先秦诸子的"文学"观

由于汉民族性格中重功利的倾向和以政治为中心思想意识的潜移默化作用,中国古代正统文学观是和"文化"内涵相近的、广义的大文学观.这种观念最早是由作为汉民族早期文化重要代表的先秦诸子确立的.先秦诸子眼中的"文学"含义宽泛,指付诸政治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为文学、哲学、历史等学科的统称.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以<吕氏春秋>作者为代表的杂家学派,虽然对"文学"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都将"文学"看做"文治教化之学".这种文学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简论先秦杂家与西汉学术之关系

战国中晚期学术融合的潮流,不仅催生了黄老道家和先秦杂家这样兼摄百家之学的学派;反过来,先秦杂家在战国晚期和西汉前期又推动和引领了诸子百家杂家化融合的潮流。先秦杂家充当了先秦子学与汉代经学之间学术转型的主要载体和媒介,西汉诸子学的学术成就不仅打上黄老道家的烙印,更多的则是杂家化之后的产物。《淮南子》代表了西汉杂家最高的学术成就,《春秋繁露》则是西汉杂家儒学化后最为成熟、完美的产物。     

论先秦儒家中庸之异

中庸作为先秦儒家的重要范畴,在"何为中"问题上,大儒们的回答有所不同。孔子将其视为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道",从全局和全面出发,主张"全为中";子思将中庸上升为宇宙的本体,并认为诚是上达该本体的唯一正确途径,从而提出"诚为中";孟子从性善论出发,必然推演为"仁义为中";荀子为恢复孔子的中庸之道,纠偏思孟的"德性为中",倡导"规范为中"。     

历史意识在先秦时期的演进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 ,人们对于历史的态度 ,主要有三种类型 :西方式的、中东伊斯兰式的和东方中国式的。在中国式的历史思维发生和发展过程中 ,先秦时代无疑是一个极其关键的时段。中国传统史学后来所呈现出的一系列风格与特征 ,或多或少都可以在先秦时代找到其蛛丝马迹。本文以先秦时期历史意识的演进为主线 ,通过对这一时期中国古人历史意识的系统梳理 ,以揭示中国式历史思维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缘由及其对后世史学的深刻影响。     

王家台秦简《归藏》与先秦文学——兼证其年代早于《易经》

秦简《归藏》的筮辞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叙事型”和“隐喻型”。它们都蕴含有明显的贞卜“程序”,如前者中的“卜亓邦尚毋有咎”和后者中的“黄鸟”。筮辞中“程序”的存在暗示《归藏》与古老的口头传统密切相关:“叙述型筮辞”承续了前代的某些筮占口语,“隐喻型筮辞”则继承了原始歌谣的某些语词。从两种筮辞反映的不同思维特质上看,秦简《归藏》的产生年代应早于《易经》。《易》、《诗》等先秦经典文本与秦简《归藏》,甚至其它出土贞卜筮辞有着某种程度的直接亲缘关联,值得进一步探寻。     

辽金文化比较研究

由契丹和女真族分别建立的辽、金王朝，其化发展脉络有着许多异曲同工之处。共同或接近的自然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明程度，社会发展规律的作用以及接受汉化影响等，是契丹与女真，辽与金化出现共同之处之原因；而其族源不同、借鉴吸收汉化程度各异以及自身因素、所处时代背景等，又是导致其化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     

先秦赋税伦理思想的本质内涵及其批判

究竟国家最高赋税权力应该由君主一个人独掌还是由全体公民共同执掌,这是赋税伦理研究必须直面的根本与核心问题。先秦赋税伦理思想的共同特征是：主张国家最高赋税权力应该全部由君主一个人独掌。其差别仅仅在于君主是应该遵循赋税道德独掌,实行王道赋税;还是应该不遵循赋税道德,不受任何约束地独掌赋税最高权力。先秦赋税伦理是一种极为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