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相适应的理论问题

在社会再生产中,社会资金、社会劳动的运动过程,同时就是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生产过程,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实物形式的运动最后形成总供给,而它的价值形式的运动最后形成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从核算原则来说,收入,分配和使用三者是相等的;从计划安排来说,只要在财政上不打赤字,在实物上不留缺口,三者也是相等的。然而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供给与需求总是不相等,不是供给大于需求,就是需求大于供给。即不断出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本文将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加以探讨。     

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吗——与刘明夫同志商榷

《经济研究》1979年第四期刘明夫同志所写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形式问题》(下简称《经济形式》)一文,比较集中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一观点,认为“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经济规律来管理好整个国家的生产与流通”。这篇文章也代表了当前不少同志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地位及作用所作基本估计的观点。我以为,这一观点还需要认真加以探讨,愿根据“百家争鸣”的精神提出一些看法。《经济形式》是从社会主义企业间的经济联系,提出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问题的。这里的“经济形式”,本来应是指的“经济联系形式”或“交换形式”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着     

竞争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与吴同光同志商榷

当前在探索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时,有一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之间应该允许互相竞争;竞争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吴同光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竞争》一文(《光明日报》1979年3月24日,以下简称《竞争》),详细论述了竞争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我认为吴同光同志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要搞清楚竞争的存在是以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为前提的。《竞争》一文认为竞争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是同商品经济的运动规     

客观规律能否转化?——与戚若文同志商榷

上一期,我们已经发表了关于经济、历史、美学、文学等门学科的重要问题讨论情况,现在,继续发表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一些问题的讨论综述。     

利润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罗盘”吗?——与马正同志商榷

《江汉学报》1964年第10期,刊载了马正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高级平均利润率规律的探讨》的文章。我们认为,这篇文章中的主要论点,是带有原则性错误的。这里,仅就利润能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罗盘问題,谈谈我们的看法。一、不从无产阶級政治出发就不能解决社会主义經济建設的任务马正同志的文章中,把所谓“高级平均利润率规律”,奉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罗     

论外汇平衡与社会总需求——社会总供给平衡的关系

一、外汇平衡与社会总需求——社会总供给平衡之间的矛盾在开放条件下,净出口、净资金流入、净侨汇收入、净入境者支出,可以列入总需求一方。它们如果是正值,表明社会总需求增加。从收入流量的角度来分析,如果国内需求和国内供给已经处于平衡状态,那么只要存在着正值的净出口、净资金流入、净侨汇收入、净入境者支出,在同一时期内,国内供给并不因此而增大,但对消费品的需求和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却会增大,其结果必定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     

为什么不能说“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发生经济危机”?——与蒋学模同志再商榷

去年十一月起,在《文汇报》上展开有关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经济危机问题的讨论,已经逐步地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 蒋学模同志于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怎样看待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简称《一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宋养琰同志商榷

宋养琰同志说:“计划经济的科学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首先予以论证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以前的一切社会里,由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或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是无法正确地去认识和利用客观一切规律的。一切规律支配着人,奴役着人,人成了规律的‘奴隶’。当他们谈到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时,认为到了那时,     

生产价格与社会主义经济不相容——与杨坚白、何建章等同志商榷

杨坚白、何建章等同志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形成要“以生产价格为依据”,或者說“价格应当直接以生产价格为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必須有平均利潤的范畴。他們从物质技术条件和社会化大生产对生产价格形成的所謂制約作用,直到生产价格对     

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蔡馥生同志商榷

如何联系实际,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到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关系到对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认识。为此,我想就理论和实践的一些问题,对蔡馥生同志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并与卓炯同志商榷》一文提出商榷意见。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符合什么样的实际?蔡文说:“就我国经济实际情况来看,说它是商品经济吗?但农村生产的粮食四分之三是农民自己消费掉的,国防工业企业的军用物资,说它是商品也说不通,同谁交换,交换什么,这一矛盾三十多年来经济学界争论不休,没有一个统一意见。”这里提出一个尖锐问题,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这个概念和社会主义实际矛盾吗?什么是社会主义     

也谈中国经济的“非国有化”——兼与丁冰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96年第3期刊登了丁冰教授的文章,题为《“非国有化”改革观试析》(以下简称“丁文”).“丁文”对中国的“非国有化”持批评态度,笔者对其中有些观点不敢苟同.下面就“非国有化”谈谈自己的看法.     

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并与卓炯同志商榷

一、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两种不同的理解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个好文件,它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同我国当前国民经济的实际结合起来,总结我国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决定》中未提共产主义,也没有提产品经济。为什么不谈共产主义呢?我想这是因为,共产主义社会距离我们这个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极低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很遥远。不管当今科学技术在突飞猛进,一日千里,但何时可用产品经济去代替商品经济?何时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谁也不敢下判断,判断了也等于空谈。为什么不谈产品经济,只谈商品经济呢?我想,作为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     

应如何理解“变”——与张启华同志商榷

《江淮论坛》去年第五期上发表了张启华同志的《“物质精神互交论”质疑》的文章,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个命题是持否定观点的。其否定的理由的得出与他分析这一命题中“变”这一概念有直接关系。对于文中一些观点和有的论证方法,我们有不同的意见。而如何理解“变”这一概念则是一个重要的分歧点。 我们认为,这里“变”的概念就是“转化”的意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但是它能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周公行三”质疑——与骆承烈同志商榷

<正> 骆承烈同志的《周公行三辨》(《东岳论丛》1983年第4期)一文,说周公行三,乍看似有道理,但仔细推敲,感到理由不足,结论值得商榷.骆承烈同志依据后于《史记》的《列女传》与《白虎通》的说法来推翻《史记》的周公行四说,就很难令人信服.这不仅是晚近的史料总不如古远的史料可靠,更重要的是司马迁提出周公旦行四说,是于古有据的.《孟子·公孙丑下》云:"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这项先秦史料值得重视.从哲学思想讲,太史公虽然"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非颇谬于圣人"(班固语),但作为一个伟大的历     

关于“逻辑眼界”——与李匡武同志商榷

一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邏辑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书中已經做了十分深刻的阐明。他认为,辩证法是“处在更高的阶段上”的逻辑方法,它“突破形式逻辑的狭隘的眼界,在自身中包含着更广大的世界观的萌芽”。章沛同志根据恩格斯这些論断认为:眼界的区别是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之间具有“钥匙意义”的区别。我是同意章沛同志这一见解的;李匡武同志对章沛同志的批评意     

也谈“联系”——与冉昌光同志商榷

冉昌光同志在《论联系》(《社会科学研究》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一文中,提出了需要重视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联系”学说的研究,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他在什么是“联系”,“联系”在辩证法中的地位,以及怎样理解恩格斯的“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等问题上的观点,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什么是“联系”? 冉文说,“‘联系’所反映的是各种事物、现象、过程以及每一事物内部各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着重指出,“世界上各种事物、现象的各种各样的联系,其基本的意义就是相互作用”。我认为,冉文把联系归结为相互作用是不妥的。第一、恩格斯不是在相互作用的意义上使用“联系”这一哲学概念的。他在《自然辩证     

也谈“为了”——与詹重正同志和木央同志商榷

<正> “为了”是一个使用频率比较大的词,对它的词性的看法如何,直接关系到单复句的划界问题,关系到承认不承认有“为了”关联着的目的复句问题。从目前已出版的三部影响较大的现代汉语教材来看,张静先生主编的《新编现代汉语》列有目的复句,肯定了“为了”是表目的关系的连词;黄伯荣、廖序东二位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虽然列有目的复句,但表示目的关系的关联词语表中未列“为了”,例句中也没有表目的分句在前的类型,可见,他们是     

总需求模型与经济周期——马克思经济理论基础上的模型

市场经济是需求约束性经济,社会总需求决定着社会经济运行.除政府支出外,社会总需求由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两部分组成.消费需求的运行特点取决于经济制度和体制.消费需求不仅构成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通过传递效应决定投资需求.同时,投资需求又有自身的倍加效应,并且周期性运行.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社会总需求(除政府支出外)并导致社会经济周期运行.     

论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兼与韩志国同志商榷

韩志国同志的《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质疑》(《学术研究》1985年第五期)一文,对这两个支配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的客观性提出了异议。作者探索真理的精神是可敬的,文中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作者得出结论说:“这两个‘规律’都是根本不存在的,必须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却是令人难以同意的。本文仅就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客观存在着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以下简称“计划规律”)的一些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一)《质疑》认为,斯大林所提出的两个规律的“理论前提是错误的”。其实首先发现计划规律并初步揭示它发生作用的经济条件(即阐明其“理论前提”)的,并不是斯大林,而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在准备《共产党宣言》时,恩格斯就指出过,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多次提出,在未来社会中,“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     

“平均利润价格”理论能成立吗?——与史哉书同志商榷

史哉书同志在《价值转形问题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一文(以下简称史文)中,批评马克思创立的生产价格理论“自己违反了自己的一些已有的原理”之后,提出了——“平均利润价格”理论。指出:“在平均利润率规律起作用的条件下,资本家怎样得到平均利润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利用价格与价值背离对价值进行再分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