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德”与公民社会关系初探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围绕着个人和私利的道德地位这一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导致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冲击,是公民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若想克服这一障碍,有必要对市民组织行为的道德正当性需要予以重新阐释。     

心性与性情:先秦儒学思想中的“人”

以"人生"为思考焦点的中国思想,在先秦时期相关学说主张中,表现为一种对于"人"的理解。探讨"人"的理解,成为建构古代中国思想"知识性"的重要工作。必须建立一个"概念策略",经由从"自然人"到"自由人"的分析进路,充分认识"心性"与"性情"的重要性,才可适切地展开"人"之图像,进而清楚地还原其古代样态。孟子性论中对"心性"的理解,虽以"道德"为其要素,但此一道德人之理想,并不脱离真实性情感的人性,这正是人之所以获得"自由"之关键。出土文献《性自命出》或《性情论》的内容,对此问题有深入讨论,从中我们当可获致由传统自然材质人性论,走向道德人性论的思想史轨迹,为"自然人"到"自由人"的路向进一步厘清可能性。     

孟荀“心性论”与儒学意识

孟、荀二子,念兹在兹者均在于“价值世界”能否在人间证成之事上。只不过孟子立定心之大根大本,直探价值之超越真实,在扩充之工夫中,昂首人间。荀子则立足世界,以统类之心通贯历史与社会,在大无畏却极具忧患意识中,开展“道”的现世性格。两人虽于“心性”之主张不同,却仍有相补相辅之可能。孟子道心性,强调践形工夫下的价值开显;荀子则重在价值之客观化上,故重视社会实践下的道德行为。两人均是一种“化成世界”的观点,而且是以“价值世界”为“生活世界”的意义所在。孟子内化伸展的学说取向,深化了儒学价值根源的理论深度;荀子则于外向实践的主张里,客观化了价值实践的具体可能。孟、荀二子俱为“儒学意识”作了不同向度的深化和开展,其于儒学之发展,实各有其功,不必强分高下。     

公民资格视域中中国公民意识培育基础初探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各项改革的逐步深入,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排斥、消极公民、政治冷漠等公民意识淡薄的问题。这不仅制约了政府综合治理水平的提高,而且与国际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相违背。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关系的扭曲与不和谐,对此,只有以协调社会生活各领域关系为基点,采取相应措施使市场领域、国家领域和公共领域和谐共处,才能够培育良好的公民意识,为提高政府的综合治理水平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后新儒学的“公民儒学”建构及其问题——与生活儒学的“中国正义论”比较

儒家正义论的当代重建是儒家哲学现代转型进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热点,其中极具代表性的理论形态是林安梧所建构的"公民儒学"与黄玉顺所建构的"中国正义论"。就"公民儒学"来说,尽管其对于儒学现代转型而言具有方向性的指引效应,但其本身的内容架构却有待贯通与深化。与"中国正义论"相比较,"公民儒学"存在着诸多内在缺失:首先,混淆了制度规范与正义原则的区别,导致二者关系发生错位,即"以礼为义";其次,这种错位关系的根源在于后新儒学"外王—内圣"的思维架构的不彻底,"内圣"与"外王"的"逆转"未能真正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理论困境的超越;最后,"公民儒学"本身的证成陷入了"公民伦理"与"公民社会"的循环论证。"公民儒学"所存在的这些缺失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立足于现代生活方式的"公民儒学"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与推进。     

卢梭“公民宗教”思想探析

卢梭通过对整个西方基督教传统的检讨,提出了"公民宗教"的思想,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宗教对一个政治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其二,基督教本身并不适合作为"公民宗教".只有当一种宗教信仰本身不但能够重新树立起"仁慈的、全能的上帝"的至高权威,而且能够激发起人们对社会道德与自身职责的遵从和热爱的时候,才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宗教"而确立起来.虽然公民宗教起着整合社会大众的精神和价值追求的作用,但其绝不游离于世俗社会之外,更不会与世俗的政治权力相对立.     

公民正义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作为新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政府、机构与公民通过商谈与对话达成共识最终实现善治。其中,公民正义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德性,它主张公民既能自觉地遵循正义的社会制度以及出于对话而达成的社会共识,又能主动地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以获得社会共识,以及理性地批评与修正缺乏合理性的公共政策,最终实现公民与公共治理的双重正义。     

公民参与、公民表达与政府信任关系研究*--基于“批判性公民”的视角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涌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性公民”,他们对于政府和其他权威的服从性越来越低,对政府持一种批评和怀疑的眼光,且会通过媒介宣传影响其他公民的观点和行为,进而降低公民的政府信任水平。基于对公民参与、政府信任等的调查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公民表达是公民参与和政府信任的部分中介变量,这揭示了公民参与对政府信任的中间作用机制。因此,政府应当积极促进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积极与公民互动沟通,保障公民的表达权,让公民有机会表达和监督政府,从而弱化“批判性公民”的负面影响,提升社会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     

业主权利与公民意识

纷纷嚷嚷的业主维权、更换物业公司等关于业主的新闻事件时见报端。这些事件一方面反映出公民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们距离公民意识的社会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在我们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业主权利、公民意识的提出有其特别的含义,笔者尝试从以下几方面论述该观点。。业主,是一个从我国香港传入内地,逐渐被熟悉和接受的概念,顾名思义是物业的主人,即指物业的所有权人。2003年6月8日,国务院公布了《物业管理条例》,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规范物业管理活动的行政法规。《物业管理条例》第六条详细规定了业主权利,该规定可以简单概括…     

浅论公民教育

本文阐述公民教育的基本内涵与特征,提出了实现公共教育的对策。     

清末公民教育思想探析

公民教育就是为理想国家塑造理想公民的教育.清末公民教育的兴起,是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觉醒的结果.正是由于严重的民族危机,培养适合生存竞争的公民也就成为清末公民教育的特色.爱国、尚武、尊智、贵我,成为清末各政治流派对公民的普遍要求.这一特色适合了时代需要,当时的中国需要这些精神以振奋民心.但是,它也存在着偏颇:过于崇尚铁血强权;缺乏人文精神教育.     

论“看客”现象与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当今社会,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看客”现象作为社会的不谐和音屡屡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看客”现象的实质是人格丧失、道德沦落和社会责任消退,具有“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性”和“否认道德责任”的特征.从心理、人性、制度和社会维度分析“看客”现象存在的原因,可以看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是消除“看客”现象的关键.必须大力培育社会公共空间,加强公民身份意识教育、公民道德意识教育、公民责任意识教育和公共精神的教育.     

规训暴力——罗尔斯“公民不服从理论”的反思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谨慎地表达了公民不服从理论的使用范围,认为"正义的民主国家"是探讨公民不服从的一个前提条件。然而,公民不服从理论的核心在于当我们面对不正义制度时,我们该如何行动:从个人的良心拒绝、法律范围内的情愿示威以及有组织的反抗,直到暴力革命。本文认为罗尔斯公民不服从理论的核心意图在于规训暴力,即诉诸公共舆论,以一种和平的手段来完成对不正义制度的矫正,从而避免社会沦为暴力践踏和蹂躏的场所。     

转型期中国公民治理的主体性制约因素分析

近年来兴起的公民治理理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新公共管理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局限,而且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公共行政价值观.更为重要的是,它与我国目前所着力建设的基层民主政治不谋而合,是我国未来民主政治建设和公共管理改革的努力方向.但是,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公民治理模式的建立需要积极的公民作为理论与实践的前提.依据公民资格的经典理论,只有以协调社会生活各领域关系为基点,采取相应措施使市场领域、国家领域和公共领域和谐共处,才能削减转型期的社会排斥、消极公民、政治冷漠的程度,为公民治理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公民式君子”抑或“君子式公民”——重新思考君子与公民

本文以政治法理与道德伦理为分类标准，对君子与公民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它们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既同调又异调。作者由此驳斥了两种论断。接着，文章论证了君子与公民相结合的两种可能路径：一种是“君子的公民化”，塑造的是“公民式君子”；一种是“公民的君子化”，塑造的是“君子式公民”。其中，后者更符合现代中国的实情。     

亚里士多德公民理性思想对现代公民教育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以政治动物为人性前提、以公民身份为物质载体、以共和政体为实践基础构建了多维可感的公民理性.亚里士多德公民理性思想对我国公民教育的启示:一是要明确公共理性教育的终极目标;二是要激发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动机和热情;三是要培养行使公民权利的意识与能力;四是要维护社会正义,形塑公民社会环境.     

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与公民教育

自由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公民身份的主导理念,奠定了西方公民身份的基本格局.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以个人为基点,以权利为核心,建构一种消极的公民形象.它追求自由最大化,强调价值多元,但也认为秩序良好的自由社会同样需要价值共识.因此,自由主义公民教育以权利教育为核心,辅助以公民美德教育,目的是培养捍卫权利的消极公民.     

价值儒学:接着新理学的新儒学——陈来先生儒学思想访谈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陈来先生积极参与了文化儒学的现实实践活动,他认为在多元现代化世界,儒学应积极发挥其价值理性的优势,借鉴汉唐儒学的发展经验,关注社会的现实问题和人们的精神生活;他在人权、伦理、生态、全球化等问题上基于儒家思想所做出的思考,如仁体和用、道德的生态观、道德的政治学、多元普遍性价值等思想体现了当代大陆儒学的生命力,有力推动了儒学和中华文化的新生,为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贡献了基于儒学价值的思想和智慧.     

价值儒学:基于新理学的新儒学——陈来先生儒学思想述评

1980年代以来,陈来先生积极参与了文化儒学的现实实践活动,他认为在多元现代化世界,儒学应积极发挥其价值理性的优势,借鉴汉唐儒学的发展经验,关注社会的现实问题和人们的精神生活;他在人权、伦理、生态、全球化等问题上基于儒家思想所作出的思考,如仁体和用、道德的生态观、道德的政治学、多元普遍性价值等思想体现了当代大陆儒学的生命力,有力推动了儒学和中华文化的新生,为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贡献了基于儒学价值的思想和智慧。     

公民文化结构、权威民主化水平与公共行动能力——一项关于公民政策参与研究框架的建构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我国推进政治参与和民主决策的重要内容与主要方式。本文试图从理论上确立一个解释公民政策参与的分析框架。笔者认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质量受到一个社会内部公民文化结构、权威民主化水平和公共行动能力三个变量的影响。具体而言,公民文化水平代表着公民政策参与中公共文化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平衡程度;权威民主化水平代表着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力的分离程度;公共行动能力代表着市场理性与公共理性之间的融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