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与郭沫若的隐秘论辩——以西周社会性质为中心

范文澜主张西周封建论,郭沫若坚持西周奴隶说,他们是1950-1960年代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领航者。范郭皆陷事先预设的理论藩篱,前者从生产关系入手,后者看重生产力,分别从两条不同的路径出发,论证西周社会性质。他们都在各自的理论架构内找力证,导致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范与郭在论著中长期存在隐秘交锋,吸引了大量学者参与辩论,彼此间构成了一张交错的“对话网”。范郭论辩多由范氏挑起,而郭氏是被动的应战者。他们“你来我往”的隔空较量,不尽是纯学术的,但都高度克制,顾虑对手的感受,事后默默地删改敏感文字,仍属同一阵营内的“争鸣”性质。     

中国历史分期与秦至清社会形态命名

历史分期是从总体上把握历史体系的有效方法,近代以来史学界围绕中国历史分期作过长期探讨,而至今仍聚讼纷纭。当下流行的历史分期,将以君主集权为特征的秦至清两千余年称“封建社会”,有悖“封建”本义,且与社会性状全然不同的西欧中世纪封建制、日本中世及近世幕藩制混为一谈。而在此种泛化封建观出现以前及之后,曾有中国学人将这一历史阶段称“君主专制全盛之时代”、“霸朝”、“统一的郡县帝国时期”等等；欧美日本学者也多将先秦称“封建社会”,将秦至清称“家产官僚制”社会、“官僚主义”社会等,均不赞成以“封建社会”指称秦至清两千多年。其实,秦汉至明清去封建渐远,称“封建社会”名不副实。这两千年间贯穿性三制度是：宗法制、地主制、专制帝制。故宜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称之。     

悉心指教,终身受益——忆吕振羽先生对我的教导

本文列举吕振羽先生写给作者的几封亲笔信,细致地展现了老一辈史学家对后辈的悉心指教.吕老在中国封建社会分期,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与形成以及对农民战争诸问题上的真知灼见,让作者终身受益.     

论唯物史观视阈下波普尔在历史规律问题上的偏颇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分析波普尔关于社会历史规律的基本观,其失足在于片面、机械地理解了规律的普适性、重复性和趋势与规律的关系.同时阐发了承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存在及其决定作用,是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前提,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决定性与人的实践活动的主体选择性是辩证统一,并简单分析了波普尔偏颇的原因.     

世界历史社会分期问题刍议——为庆贺《北方论丛》创刊50周年而作

社会分期问题是世界历史学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在总体上体现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世界历史学科是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建立起来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然接受了苏联的某些学术影响.     

略论历史过程中主体选择研究的意义

历史过程中主体选择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理论研究上看,具有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意义。就史学角度上看,可以开拓历史研究的新视野,真正科学地去认识和评价历史。这个问题也是当代社会实践向理论工作者提出的新问题,对其深入研究必将为现代社会实践中的选择活动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     

赵俪生先生的治学历程与学术成就

赵俪生先生学识渊博 ,文史哲兼长而尤精于史 ,在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文化史三个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的学术渊源、师业承受、个人经历铸就了他独具的学术风范和人格魅力。他以其丰硕的研究成果和求实求真的执着追求 ,成为当今时代逸群绝伦、独具风采的学术名家。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演进及其失败原因探析

自由主义思想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以来,在思想文化、政治生活等方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但由于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不能提供整合社会的手段,也无法融入中华传统思想信仰层面,因此,其在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夹缝中屡屡遭遇尴尬。具体说来,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传入、高潮和衰微的演进过程,而政治和文化的双重一统、中国语境下的歧变、内忧外患的艰难时局共同造成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失败。     

西方史学史学科在中国的历史进程述要

了解与认识西方史学史学科在中国的历史进程,这对于我们推进与深化这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历史进程,概言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萌芽时期。从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它的最初成就为下一阶段本学科的奠立打下了基础,创造了历史前提;2、奠立时期。60年代前期,在本阶段,我们的前辈为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3、发展时期。从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新时期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门学科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展望未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发展前景璀璨,但它还需要不断地开拓与创新,以取得新的进展。     

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

权力的掌控与人力(人口)的掌控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演变的两个关键,故破解中国古史分期之谜和正确认识古代社会性质,必须由此切入。权力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者,高踞于社会任何群体、阶级、集团之上,直接决定历史发展的走向和社会的性质,因此掌控了权力就掌控了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而权力之所以能够发生上述作用而显得法力无边,其关键和首要条件又在于掌控了人力,人力掌控实为权力之源之本。据此剖析中国古代历史,则先后经历了"无君群聚"社会(太古至夏以前)、"王权众庶"社会(夏商西周至战国时期)和"皇权吏民"社会(秦至清)三个时代。第一时代经历了"兽群""姓群""氏群"三个阶段,既为历史文献、文字学所说明,亦为近代考古成果所证明。王权与"众庶"构成的有机统一体,为第二时代社会结构的主体和主要矛盾关系;皇权与"吏民"构成的有机统一体是第三时代社会结构的主体和主要矛盾关系,尽管地主(由"皇权地主"与"吏民地主"构成)与农民关系也是这一时代的重要矛盾之一,但不可能超越"吏民"与皇权矛盾关系而成为主要矛盾。从第二时代到第三时代,权力掌控从专制集权多元性、层级性、分散性的相对掌控,到专制集权一元性、全面性...     

新时期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成就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徽州现存的几千座古祠堂应该一个不漏的加以保护

随着社会进步，代表中国封建社会高级阶段的徽州文化，在这几十年里，已经大部份和将要全部消失，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历史的必然。但代表徽州文化的遗迹是应该保护的，如现存的几千座古祠堂就应该一个不漏的加以保护，     

去乱求治:我国历代社会管理的共同使命

社会管理应该说是一个现代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历史上就无社会管理的事实.其实,正如漫长的中国历史一样,中国对于社会管理探索的历史也是十分漫长.依据管理体制和性质的不同,我国历史上的社会管理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先秦时期的社会管理;秦朝至清的社会管理;民国时期的社会管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管理.然而,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管理之间存在本质上差异,但在一些基本方面总体上是一致的:在管理主体上,以国家集中管理为主导;在管理方式上,以加强人心管理为重点;在管理内容上,以协调社会利益为核心.并且在我国历史上,历代社会管理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即“去乱求治”.     

董仲舒真的具有进化论的历史观吗?--与王永祥先生商榷

关于董仲舒的社会历史观问题,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是属于循环论,但是王永祥先生在他的<董仲舒评传>中却认为是属于"进化历史观".这种提法,显然是在拔高古人,笔者想就此问题与王永祥先生进行商榷.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质和发展形态

一种社会历史观在其创立者谢世一个多世纪后仍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并在理论界引起持久的争论和在现实中产生久远的影响,这表明了该历史观的独特性、复杂性和生命力。历史唯物主义从其诞生以来,围绕它的理论本质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出现过种种解读和"重建"。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尚未被厘清,即历史唯物主义存在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本质结构,并且这种理论的特性决定了它在思想进程与现实进程的交汇点上呈现出既相联系、     

《在历史边上的瞭望》序

我们这一代生长于＂文革＂中的人,少小以至青年时期所受的教育都带着那个时代＂左＂的痕迹,而且这个痕迹有如身上的胎记,即使后来想抹也不太容易抹得掉。譬如,我们接受的唯物史观就带有那个时代的简单化、片面化、教条化的缺陷,并不完全＂科学＂,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就不断有人提出质疑,唯物史观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完善和丰满,但＂左＂的痕迹仍烙在每个人的心底,并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所以在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有些人总是要口是心非地演双簧。     

王直：新时代的骄子——对沈登苗先生的回应

沈登苗先生因《新民晚报》报道日本友人在安徽歙县为王直修墓及两位大学老师出于民族义愤砸了王直墓碑事,发表了《从“王直墓”风波谈学术成果社会转化的重要性》一文①。文中说:“王直的千秋功罪自有评说。”我很赞同沈先生这一意见,并认为不仅应评说王直这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更应评说王直所处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时代,只有这样才能以正视听,还历史真实面目。为此,有必要弄清三个问题:(一)王直所处的时代;(二)倭寇与明王朝的海外政策;(三)王直反对明王朝的性质。一、王直所处的时代王直生活在16世纪上半叶,也就是明朝嘉靖时期。16世纪是个非同…     

人在历史中的主体作用:对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的解读

本文对中国和西方传统历史分期方法中的"人"进行了整理,指出其无法代表现实而全面的人类群体,无法真实地体现人的一般本质,在研究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方面存在缺失。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来揭示人在历史中的主体作用,即通过创造性实践活动来推动历史发展。在当代,这种主体作用更多地体现为"创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