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崛起

民国机制、民国史视角、"民国性"内涵等概念和范畴的提出,对于我们研究现代文学提供了观念、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支持,有利于我们以一种不同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固有视野和观念来打开一种新的研究通道。文章对李怡提出的"民国机制"、张中良提出的"民国史视角"、韩伟提出的"‘民国性’内涵"作了学理化的梳理,并对这些研究范式进行了学术性考察,并力图以文本分析来导向理论建设,为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提供新的学术支点和理论视域。     

关于会通民国史深化苏区史研究的思考

苏维埃运动史是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中华民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苏区史与民国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呈现不同的消长之势,不相往来的状况尚无明显改变。当代历史研究和著述的一切真正的进步,取决于作为研究主体的研究者自身观念、思路和方法上的创新,苏区史研究同样如此。对治苏区史者而言,会通民国史,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互为照应、协调综合、整体把握、融会贯通的视野和思维,是一个亟待重视并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也是实现创新从而进一步深化苏区史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     

为开创中华民国史学术研究的新局面努力奋斗——首届民国史学术讨论会在宁举行

中华民国史首届学术讨论会于5月5日在南京原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隆重开幕,历时六天。10日在中山陵闭幕。举行这次讨论会,是1982年夏天由南京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倡议的,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中国现代史学会的积极赞同。去年春,上述六单位联合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筹委会经过民主协商,议定首届中华民国史讨论会的中心议题是研讨1927年至1949年的民国史,并就如何开展民国史的研究,交换意见。     

民国史研究

主持人语中华民国史研究近年来成为历史学门类中有目共睹的显学。抚今追昔,该学科领域由开拓者寥寥,洵至研治者影从,最终演成蔚为壮观的民国史研究大军。据说近代史研究大军中,十居七八为民国史研究者,如果考虑到庞大的硕士生、博士生群体,该比例或不止于此。揣测其故,或不止一端。要言之,文献易寻,资料易读,师长易伴,殆不出此数端。然学问之事,究不可以人数论之,尤不可以"人多力量大"自娱自乐。其中,偏狭之     

孙思白先生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贡献

作为"八角亭学派"成员之一,孙思白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贡献侧重于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提出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的情况往往是复杂的观点,对研究中国现代史有重要指导意义;对民国史研究的开创,确定了编写民国史的指导思想;尤其对五四运动史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对其分期与转化,对其反封建主义,对陈独秀评价均有独特见解。     

《广东民国史》出版

<正>由广东民国史研究会组织编撰、丁身尊主编的《广东民国史》一书,已于2004年4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民国史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 在中华民国时期,广东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广东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几乎都具有全国     

张宪文与中华民国史研究

谈起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人们首先会提及张宪文。张宪文1954年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研究至今,在中华民国史这块园地里辛勤耕耘,已撰著和主编多本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力的著作,研究领域涉及民国史理论体系、抗日战争史、南京大屠杀史、     

我们可能生活在泛学术大师的时代

我首先赞成这样一些大致公认的观点,即对学术大师（这里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大师）的定义、评价和认定,应当经历一个较长阶段。学术大师一定是对学术史、学科史（包括工艺史）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们是我们在回忆和研究学术史、学科史时绕不过去的人物。他们对这一学科,     

彭明教授谈民国史编撰及其它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近代史著名教授彭明先生,去年底应邀来复旦大学历史系与部分师生就中华民国史诸问题进行座谈。 彭明说,中国共产党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对中华民国史有所重视。毛泽东那时就常从蔡东藩的《民国演义》中,获得有关民国史的知识。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曾给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三项任务:一是写一部中共党史;二是写一部帝国主义侵华史;三是写一部中华民国史。周恩来总理生前一直过问此事。1956年民国史的编纂被列为中国科学院“12年科学规划”的重点项目,可是后来因为政治运动不断,编写民国史的工作只作了一些资料搜集。“文革”早期,这工作完全停止。直到1971年周总理在主持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之际,重提编撰出版民国史之事,《中华民国史》才得以正式列入会议所制订的     

詹姆斯·马林的美国西部史研究及其对环境史的意义探析

詹姆斯·马林是美国西部史学的早期代表性人物,他的史学研究成果丰硕、特点鲜明,其中对生态学的关注及整体史的研究最值得重视。具体而言,他率先将生态学的视角引入西部史学研究之中,不仅从新的角度解释了大平原的历史,修正了传统西部史学理论,而且对西部史成为环境史的学科前哨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他强调整体史研究,这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研究方法的革新,对促进环境史的发展居功甚伟。     

省现代史学会召开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

江苏省中国现代史学会召开的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于六月六日至十日在镇江市举行。史学工作者一百一十人出席了会议。提交大会的论文共六十五篇。学会副会长江静同志主持了会议。省社联主席郑康,专程到会祝贺会议的召开。他在讲话中肯定了学会几年来的工作成绩,要求大家各抒己见,发扬学术民主,深入探讨民国史研究领域中的各项问题。学会会长,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超致开幕词。他勉励史学工作者继承历代优秀史学家的传统,刚正不阿,正直无私,富有为真理而坚持不     

略论民国军阀史的研究

一部中华民国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基本上是两部军阀史的合成:前十七年是北洋军阀史和西南军阀史(含其它派系),后二十一年是国民党新军阀史。因此,民国军阀史的研究就具有特殊重要意义。近年来,我着重于北洋军阀史方面的探讨,所以只就北洋军阀史的有关问题谈谈对民国军阀史研究的看法。     

史以载道 学以致用:天津史研究与天津学筹创

史以载道,学以致用。天津史研究已经从科研队伍、学科资料、学术成果等方面为"天津学"研究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作为历史悠久、发展脉络清晰和知名城市的天津也具备了建立"天津学"的条件,适时地开展"天津学"的研究,既是对历史的总结和提炼,也是对未来的指引和蕴势,两者的结合能够更好地起到鉴史资治、明史辅政的功用。     

重返历史现场:认识民国史学的一个新维度

学术界一直较为重视对民国时期一流史家的研究,稍后又注重对扬名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史家在民国时期取得成就的探讨。在这两种研究路径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被遮蔽的史家群体,他们不及民国学界那些一流史家耀眼,也没有新中国成立后那些史家炫目的光环。但是,他们在民国时期取得的学术成就,确系推动民国史学发展的重要动力。由于受到前两种研究倾向的影响,致使他们在民国学术版图中的地位不断被挤压。因此有必要重返历史现场,揭示他们治史的成就、方法与影响,"复原"他们在民国学术版图中的地位。以民国时期专研明史的王崇武为样本,可以管窥这类学人在民国学术生态中的实景。这一研究虽以个案为基础,但研究的旨趣在于将个案辐射到与他具有关联性的民国学人及其学术,从而使我们能够对民国史学产生一种网状认知,这对于从整体视角审视民国史学的生态面貌无疑是有益的。     

“二朱”与中大史学

"二朱"同时执掌中大文史学研究所和史学系,共同制定史学系课程,协力创办史学专业刊物,以现代史学研究为学术实践,积极倡导文化史研究,以"文化学派"自居,并将人才培养视为纽带,逐步形成了从治学志趣、学术实践和教学方针三位一体的所(系)建设框架,对中大史学学科的建设和史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丰富了民国史坛的内容。     

论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

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章学诚提出"以史明道"的观念,不仅是针对清代朴学家宣扬的"训诂明道"观念,而且也是针对唐宋古文学家宣扬的"文以载道"观念和宋明理学家宣扬的"义理明道"观念.他认为这几种治学观念既推进了学术的发展,同时又割裂了"道"体的内涵与全貌,造成学术互争畛域的弊端.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与"以史明道"的观念,不仅有助于消除学术门户之见,而且对于揭示史学的性质,丰富和发展中国传统史学关于史学功用的内涵,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论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的桐城派书写及学术反思

桐城派在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冲击下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迅疾进入民国各类文学理论批评史书写中,为民国学者高度关注和研究,这是桐城派作为古文流派再次走向经典的重要途径之一。民国主要文论家聚焦桐城派,在书写内容、书写角度、书写方法等方面皆有创获,并染上了浓厚的时代印记。他们重视清代学术思潮、文学作品和桐城派批评之间的关联,初步奠定了桐城派书写的内容与框架。在学科开创之初,民国学者格外注重对桐城派材料的搜集与整理,能娴熟运用比较法、文本细读法展开论析,具有鲜明的书写特点和治学特色。在个性追求、语体使用、延续传统、重视整体感悟、不断修订从而打造精品等方面,独具风貌、自成特色,值得今人重新审视并弘扬。当下对其进行学术反思有助于深入把握桐城派发展和演进的范式脉络,管窥众多名家书写桐城派的学理逻辑。     

历史留给我们的启示——评《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

随着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发展,民国经济史也成了学术界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最近,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石柏林同志的新作《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简称《民国经济》),就是近十年来民国经济研究的重大成果。这本书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经济问题,作了系统而详细的研究和评介,是一部颇具新意的学术著作。纵观全书,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既是全球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学科发展的内在理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新的理论方法,从长时段、大范围考察多文明互动的历史格局,通过超越狭隘的"中国中心观"考察多文明互动过程,以及互动双方或多方"中心-边缘"观念的变化,有意识的摒弃"中心"意识和"我者"意识,以一种"鸟瞰者"的姿态观察"我者"和"他者"在多文明互动中的历史,重视"他者"在"我者"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通过宏大叙事与微观考察的结合,依托中外文化交流史差异化的微观历史个体,来折射宏大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对以往许多问题可以作出重新阐释,从而进一步拓展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理解和认识。     

试论区域史研究的空间和时间问题

区域史研究是史学研究的新范式;空间和时间是区域史研究中两个基本要素;认识区域史的"空间"范围要把握"历史活动主题"和"历史活动过程"两个维度,以"问题意识"来确认区域史的学术合理性及其"空间范围",认识区域史的"空间"历史建构特点;应当分析区域史"时间"所包含的时序、纪事和变迁的三层含义,认识区域史研究中整体史的价值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