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与刑:《保训》文王传“中”的两个维度

清华简《保训》之"中"如果是指一种思想观念,为何上甲微能将它借来借去?如果"中"为某种实物,上甲微将"中"归还河伯之后,为何又能把它传遗子孙?学者尝试把《保训》之"中"解释为"众"或军队,可古文字中没有"中"与"众"通假的直接例证。学者将舜之"中"与上甲微之"中"内涵完全等同的做法也无法贯通《保训》文本的内在理路,《保训》文王传"中"归根结底是把国家大事托付于武王,因此对"中"不应从天文、地理、心性等角度探讨,而应从国家治理层面进行解读。舜之"中"为礼,上甲微之"中"为刑,治国时机、处理矛盾的不同决定了《保训》之"中"的不同内涵。     

对清华简《保训》篇思想的三层解读——由《保训》篇“中”的含义说起

清华简《保训》篇＂中＂的含义,对理解整篇的思想意蕴有着重要意义。把出土文献和传世材料结合起来,并参照考古材料,可以推测出《保训》篇的＂中＂保留了＂中＂的初义,应该是象征着权力的实物,它还具备类似兵符的功能。后来,＂中＂的实用性逐渐削弱,象征性意义增强。《保训》篇记载的首先是文王叙述舜和上甲微的史事,然后是文王欲通过史事告诫武王要有忧患意识,最后才是儒家及其后学借《保训》这个文本宣扬其德政思想。以三层意义解读《保训》篇,才能不致执泥于＂中道＂理念,从而避免陷入众说纷纭各有所失有所偏的境地。     

《文心雕龙》之“文德”说考辨

本文首先从文字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文"、"德"、"道"、"心"的基本涵义,在此基础上结合《文心雕龙》中《征圣》、《宗经》等篇得出:《原道》之"文德"通于"文道",都是指"文"本身的存在样式与生成方式,以至微至妙之变化为基本特征;"文"与"道"、"德"须臾难分,"文"外别无"道","文"外亦无"德"。同时神以通明、圣以化用在天人合一的意义上充实了刘勰自己开篇标举的"文德"论的内涵,进而使得"象"与"心"走向文论体系的前沿。     

《老子》反“德治”观的本来面目

(一)《老子》一书是由《道》和《德》篇所组成,后世因之称为《道德经》,"道"、"德"是《老子》学说的重要范畴.但是《老子》中所谓的"道"、"德"与传统观念的道德是截然不同的,童书业在《先秦七子思想研究》中说:"老子认为真正的'道德'乃是一般所说的'道德'的反面".此语道出了老之之所谓"道"、"德"的特质.在《老子》学说中提出"天法道",因此"天之道"乃是"道"的表现,而与"天之道"相对立的,则有所谓"人之道".《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我们认为,这"人之道"就是《老子》当时"一般所说"的"道","天之道"则是它的反     

观念史研究的一个标本——清华简《保训》补释

上古时代社会观念的形成和演变多经历较长的时段,分析不同时段的社会观念的特色,对于认识那个时段的社会思想有重要意义。清华简《保训》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中"这一观念从舜到周文王时期的简要演变情况,是不可多得的一个标本式的宝贵材料。《保训》简文的"中"皆文王述舜及上甲微之事时所提到,文王自己并没有直接讲到"中"。文王所述舜时顺民欲、测阴阳为"中",上甲微时得族众为"中",不仅与上古史实颇相符合,也与商周之际正处在由作为实体形态的"中"向作为观念形态的"中"转化的阶段相符合。周文王之时,尚没有"中正"、"中和"之辞,但其发展方向则是要开掘出"中"所蕴含的这些意义。《保训》简文正是有了这种意识而尚未出现"中正"、"中和"词语情况的反映。我们若谓周文王已经有了《礼记·中庸》"致中和"那样的思想,则似失于过早。直到周公的时候,作为意识形态的"中"的观念方正式形成。从观念史演变的角度来审视《保训》释读的难点问题,可能会有较为满意的理解。     

辨析《老子》之“物”

《老子》中的"物"主要分为"道"、天地、万物、器物等四类存在体。"道"是绝对的"有",是形上之"物",它开出了天地、万物等天然现象之"物"。"道"在展开自身的存在过程中孕育出天地,继而由天地的运作产生万物。在这一宇宙生成论中,"道"始终"不自为大"。天然现象之"物"依"德"而展开其存在。天地的"不自生"即是天地保持着自身合理的存在状态,天地与万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万物分为自然物和人,万物的普遍存在状态是"自化",人如何"自化"影响着万物的整体走向。器物是人造现象之"物",是被动的存在体,其"德"本自万物。辨析《老子》之"物"具有三重意义:其一,理清层次、结构、关系、价值向度、侧重点、思想特色;其二,利于语词、文本的遴选和文意的理解;其三,进入"自"的向度。     

论“以德治国”的现代规定性

"德治"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命题,为传统政治的统治合法性奠定了认识基础.当代中国的"以德治国"显然不同于传统社会,在现代社会理念的观照下,德治的规定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道德对于社会公共领域的全面介入;德治的本质规定是"守法为德";德治的目的是实现广泛的社会公正与公平.这些规定性决定了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确实不可偏废,缺一不可.     

先秦“道德”概念的形成及其伦理化考述

考察先秦典籍,诸子各家所言的"道、德"源头上共通,从《尚书》、《周礼》到最初以孔子、老子、管子为代表的儒道法三家,其所论述的"道"与"德"都据古书,认为"道"是本体,"德"为性德。从"道德"一词的连用始,"道德"概念渐渐模糊于"仁义","道德"所言之物与古圣贤也渐行渐远。形而上之"道、德"具象化后等同于"德",进而等同于"仁义礼乐","道德"也逐渐成为一个伦理概念。     

“修己安人”——大学之道的古意探寻

朱熹称"明明德"、"亲民"、"止于正善"为大学之纲领。本文将以经典为依托,训诂章句、阐发义理,探求"三纲领"中的"修己安人"之道。《大学》原属《礼记》中的一篇,其古本是指戴圣所传《小戴礼记》的第四十二篇原文。据西汉刘向《别录》载,现存《礼记》以关于"礼"的"通论"篇目最多,《大学》就是其中之一。《大学》既是研究"礼制"的文章,又代表儒家之理想,是先秦儒家伦理、政     

老子之“德”英译得失考

《道德经》中“德”的范畴仅次于“道”,然而业界对其英译问题的研究却几乎未见.本文首先对老子之“德”的涵义进行梳理,再通过英译本中宗教类、哲理类、语文类和演义类典型译者对“德”的关键句的翻译比较,以及译者选词译“德”的心理历程的分析,得出译者因文化背景、历史根源、认知差异等原因,造成了他们对“德”的译解只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体会“德”的内涵,只能触及到老子思想内涵的某个方面,其不准确性与不完整性,甚至失误与谬误,比比皆是.     

清华简《五纪》的“中”观念研究

清华简《五纪》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它通过“五纪”等天道、“五德”等人道体现出来的“中”是最重要的概念。“中”体现为政治的最高原则与治理的最佳状态,其意涵包含但又超出了人伦意义上的忠信之义,不能仅视为儒家伦理,没有必要假借为“忠”。从地位上看,《五纪》的“中”居于统摄、主宰的位置。从内涵上看,“中”与中正、公平、无私、宽裕相应,具有绝对、神圣的特点。从行为上看,“中”就是所要实现的目标、最佳的行动方式。《五纪》的“中”有助于重新审视《逸周书》《论语》《管子》《中庸》《鹖冠子》等传世文献,以及清华简《保训》《殷高宗问于三寿》《心是谓中》、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郭店简《忠信之道》等出土文献。通过“中”可以将“忠”“信”“诚”“和”“一”等概念串联为一个概念簇。     

朱熹、王阳明对《大学》诠释之比较

在宋明理学中,《大学》受到推崇,许多理学家都对之作诠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朱熹和王阳明。对于《大学》的"三纲领",朱熹以明德为本,新民为末,明明德之后"推己及人","止于至善"是"事物当然之极"。他认为,"明明德"与"亲民"是有先后的两件事情,是有先有后的不同修养功夫。王阳明则认为,"明明德"和"亲民"是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明明德"就是恢复人所有的仁心,"亲民"即把此仁心施之于百姓和万物,而"止于至善"是明德、亲民的"极则"。对于《大学》中的"格物"与"诚意"的先后问题,朱熹认为,先"穷理"而后"意诚"。王阳明则认为,应以"诚意"为先,"格物"只是"诚意"的工夫。他们对《大学》的理解,存在着内在关系之不同,各自对《大学》作的诠释,都不乏创新之处。应该说,王学是在朱学的基础上,进行了扬弃,对朱学保持其相对的优越性。     

心性与性情:先秦儒学思想中的“人”

以"人生"为思考焦点的中国思想,在先秦时期相关学说主张中,表现为一种对于"人"的理解。探讨"人"的理解,成为建构古代中国思想"知识性"的重要工作。必须建立一个"概念策略",经由从"自然人"到"自由人"的分析进路,充分认识"心性"与"性情"的重要性,才可适切地展开"人"之图像,进而清楚地还原其古代样态。孟子性论中对"心性"的理解,虽以"道德"为其要素,但此一道德人之理想,并不脱离真实性情感的人性,这正是人之所以获得"自由"之关键。出土文献《性自命出》或《性情论》的内容,对此问题有深入讨论,从中我们当可获致由传统自然材质人性论,走向道德人性论的思想史轨迹,为"自然人"到"自由人"的路向进一步厘清可能性。     

“无为”之“德”:老子哲学的政治关怀及其现代价值

基于对前时代"德"观念的反思和批判,老子创立了由"自然之道"通往"无为之德"的"玄德"观念体系,该体系通过对"下德"("伪德")的思辨性重建,推动传统"德"观念进入形上状态,摆脱了孔儒哲学的"教化性"倾向,使"德"观念回归于自然理性状态,开启了中国思辨哲学之先河,为中国政治哲学树立了全新理念。"无为"根本之意在于"勿妄为",它要求减少强制、慎战惜战、节制私欲、拒斥"伪德"。追寻老子哲学的政治关怀,并发掘其"无为"之"德"的现代价值,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政治改革和政治实践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郭店老子“临事之纪”试释

通过对前人见解的仔细讨论得知,帛书本《老子》“道纪”的“纪”不能诂解为“纲纪”、“规律”,由此证明郭店老子甲“临事之纪”的“纪”也只能理解为端绪、开端。     

王船山对《礼运》大同与小康的理解

《礼记》的《礼运篇》提出的大同与小康,是中国古典思想中极为重要的概念,但它常被视为道家、墨家等的思想,王船山指出这样一种看法是没有真正理解《礼运》。《礼运》以大同、小康开篇,通过五帝与三王时代的比较,引出政教秩序的两个典范,即德的典范与礼的典范。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同有德而无礼,小康才是礼的起源;大同虽无礼事与礼名,但却是上下同于礼意。在五帝三王之后,只能在小康的语境中重回大同,所谓的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正是小康之后的"大同"的真正内涵。这一新的大同不同于五帝之德的典范,也不同于三王之礼的典范,而是仁的典范。     

说《老子》中的“德”

文章运用大思维,即整体思维的方法,将《老子》中所说的德之内涵、特点、作用和地位,放在其原出的篇章中,作现代的诠释。文章的重点,在于揭示研究这个德的重要意义。归纳起来,其意义有三:一是可以加深对道的理解。德与道是密不可分的,德是道的功能的显现,是道的通与和的特点的具体表现。二是可以帮助我们克服长期以来人们把《老子》道德化的错误倾向。通观《老子》中的德,可以说是没有一个是直接讲人世间所说的道德的;因为它是道之德,道是超越一切的,它无所谓道德不道德。三是有利于厘清德与道德的关系和正确评价道德存在的价值。我们把德与道德严格区别开来,并不意味着认为《老子》不讲道德,更不意味着否定道德存在的价值。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老子》是讲道德的,世间所谓的道德是有价值的,其价值就在于它是体认道之德的一个手段,一个环节,这是不可否定的。但是它必须以体认道之德即生命的本体为前提,否则,它就会失去其存在的真正价值。     

论“止观”在天台学中之地位——以《摩诃止观·释名章》为中心

本文以考察《摩诃止观·释名章》之内容为中心,分析天台"止观"之含义及其在整个天台佛学中之地位,认为止观既是天台宗修行之核心内容,又在天台宗教义体系中和涅槃、实相等一样具有"终极真实"或最高层次存在等意蕴,因此,贯穿于因地和果地,可以囊括一宗全部教法与修行。此是《摩诃止观》不同于自《教观纲宗》以降,以"四教"为纲的理解天台学的佛学路径,其优长在于至使天台此一极为重视实修的宗派之行法得以彰显的同时显示一家"教观双美"之特色。     

罪刑法定与个案公正

公正是法永恒的价值和最高追求。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对罪与刑采取普遍适用的标准,体现了一般公正,但罪刑法定之"法"无法以一种完美无缺的公平方式适用于一切案件,个案公正问题由此产生。刑事司法具有个案处理的特点,由法官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下,依据公平、正义的价值判断来处理千差万别的案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罪刑法定之"法"的局限性可能损及的某些公正,其中公开、公平的诉讼机制的设立则是确保法官司法裁量权公正行使的最佳切入点。     

《老子》“德经”首章新解

《老子》"德经"首章之"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当解释为"上德"所以"有德",是因为它不去外部寻求"德",而"下德"所以"无德",是因为它是依靠外部手段而寻求"德"。这种解释可以使得"德经"首章文意连贯,解释"前识"一句为何出现在此章。我们发现老子"德经"首章的思想与孔子、郭店竹书《五行》、孟子等人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反映出老子思想的影响。通过对《老子》众本"德经"、"道经"次序的探讨,我们发现"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的次序可能出于战国时期述老学派之手,而"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次序可能出于西汉易学家,"德经""道经"次序的变化突出了《老子》思想对于先秦儒家的批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