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洲近代早期一体化理论中的邦联与联邦主义思想

邦联主义与联邦主义,是欧洲一体化理论中的两种最基本的理论。在欧洲近代早期,最早形成的是圣—皮埃尔的邦联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是建立在科学理性主义的基础上的,是第一个系统的欧洲一体化理论。经过卢梭对邦联主义思想的冷静批判和审视这一中间环节,康德提出第一个系统的以联邦求和平的联邦主义理论。康德的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世界主义的历史观,预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体化趋势。圣—皮埃尔的邦联主义理论和康德的联邦主义理论,在今天的欧洲联盟的发展中得到了部分的实现,但也存在着局限性。     

论公司法的联邦主义

有感于公司立法的联邦主义模式是美国公司制度兴起以及社会繁荣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制度因素,我国学者基于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所形成的不同利益诉求、实际上存在的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各种分权、以及我国统一型<公司法>的整体疲软等缘由.试图以地方分散型的公司立法来充分激发公司法这一法律手段的社会效用,但公司制度演变历程表明.只有当公司制在民主政治理念影响下完成了反特权的民主化改造后,公司立法的联邦主义为公司经营自由化所提供的法律可能才能真正发挥其社会效用.对照我国公司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形成问题的原因,公司立法的联邦主义在我国还只能是一道远方的风景线.     

特殊主义、普遍主义与现代性政治的认同——在中西政治文化之间的言说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现代性政治的拒斥基本上是基于特殊主义的理由。对于普遍主义基点上建立的现代性政治的认同,大致处于一个欲迎还拒的状态。分析起来,特殊主义尽管具有某种历史理由的支持,但它不是一个自洽的立场。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审视特殊主义的局限性,正视普遍主义对现代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生活的基本论证价值,具有支持中国现代化朝向深度发展的动力作用。     

多元文化主义与美国政治极化

多元文化主义继承发展自文化多元主义,它要求主流社会承认民族及身份认同的差异性,支持“政治正确”,确保少数族裔及弱势群体的文化同主流文化的平等地位,进而主张对他们进行倾斜性照顾,并鼓励其以群体身份来进行政治动员。随着多元文化主义影响力的日益扩张,保守主义思想家不得不对其进行反击,双方在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斗;同时,民主党出于理念和利益方面的原因,与多元文化主义结成了联盟,同样由于理念和利益,共和党则对多元文化主义予以强烈反对,两党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此外多元文化主义还冲击、消解了美国的政治共识,挑战了美国传统的政治社会秩序,正是通过这三重理路,多元文化主义引发并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其对多元文化主义的限制及民主党的反击使美国的政治极化更加严重。从短期来看,美国的政治极化会继续向前发展,而从长期来看,美国政治极化如能化解,也将经历长期而痛苦的过程。     

从自由民族主义到宪法爱国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政治论证

从柏林的自由民族主义,经泰勒的承认的政治,到哈贝马斯的立宪爱国主义,是观察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政治论证发展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视角。柏林强调归属和自由的平衡的文化、价值多元论是其自由民族主义的基础,泰勒结合魁北克分离运动个案回应了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挑战,揭示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观念所包合的内在悖论,而哈贝马斯则抓住泰勒对权利理论的模棱两可之处,用立宪爱国主义整合自由民主制度中的普遍主义成份,用政治文化观融摄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的特殊主义要素,从而使其着重阐发的商议性政治观成为政治理论的晚近发展中的一种十分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联省自治与联邦主义救国论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是联邦主义在中国的一次制度实践.为挽救军阀割据的危难时局,学者引介西方联邦制,各省兴起省宪运动,民众积极参与,最终却为大小军阀所利用而成效不大.联省自治运动对中国民主化进程有一定推进,但其反中央集权的倾向不合中国国情.在中国,县自治是较省自治更优越的地方自治形式.     

自利及其正当性:立宪设计的前提——以联邦党人的理解为中心

联邦党人相信"自利"是进行立宪设计的基本前提,他们提出的规范性原则是"使各人的私人利益可以成为公众权利的保护者"。自利既可以促进经济生活中的效率,也因其与平等和民主价值的内在联系而获得正当性。要利用自利的正当性,必须注意到个人在私人选择和公共选择中存在的差异,以通过优化制度规则将个人私利引导至有助公益的方向。通过考察联邦党人制度设计的若干描述性定理,我们也发现,他们是基于对人的行为特征的一般性假定,而不是对人进行道德区分来进行制度设计的。所有这些,都体现了联邦党人政治理论的制度主义特征,这与那种徒劳地通过谋求人性改善来实现良好政治秩序的方式形成了对峙。     

新时期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本文致力于对新时期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探究,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古代到近代、再到当代的进程,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它脱胎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当代表现为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受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双重影响、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发展的态势     

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批判——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理论述评

在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及其"文化研究"的传统中,伊格尔顿是从词源学以及意识形态的高度来理解文化的。他试图从人类文明、生活方式以及艺术等方面去探求文化的本质和作用,突出其整体性,并赋予文化以特殊的意识形态功能,同时从文化的角度理解现代社会的地域政治、民族和信仰冲突等重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英国的文化研究传统及其"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从构建和谐社会视角看政治文化创新

从构建和谐社会视角看,政治系统必须自觉推进政治文化创新:把社会公正作为政治系统的核心价值,提升自己的价值判断力和选择力,着力培育公共精神,不断培育理性的公民文化,积极推进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主动吸纳借鉴世界政治发展中的先进政治文化资源,发挥政治文化的社会凝聚和整合功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舆论氛围.     

财政联邦主义:中印经济转型的分权逻辑

中印两国均视"中央与地方关系"为重大课题,而向地方放权更成为两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焦点话题.两国都试图在政治架构不变的情况下采用"渐进模式",并对经济财政管理体制进行变革与调整,而具体思路便是"财政联邦主义"这一共同的分权逻辑.这样做的好处主要有三:首先,分权具有信息优势;其次,分权有利于形成竞争;最后,分权有助于改革的推进.这一思想是中印两国的改革精英们共同的追求,因此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他们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主动达到这一目标,将发展经济的权力还给了社会.     

从文化思潮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确立的历史必然性

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层面的统治危机导致了文化层面的认同危机.在此期间,多种文化思潮相互交织,形成了文化多元局面,即文化的保守主义派、自由主义派和激进主义派并存.由于马克思主义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符合了当时中国国情,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近代中国宪政移植中的文化抵抗

由于“华夷之辨”所固守的礼义及其外在化的政治制度,近代中国的宪政移植之路充满了苦涩。由于西方恃坚船利炮而来,使中国在移植宪政之时,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屈辱。近代中国人在立宪的时候涌起的情感,与其说是对宪政的爱,还不如说是一种爱国的义愤。宪政,究竟是一种文明的荣光?还是一种苦涩、屈辱或必须予以消除的国耻?在中国立宪的长时期内,这实在是一个好好斟酌后也不能确定答案的问题。因此,便有了种种对宪政的抵抗:拖延、抗拒立宪;对宪政核心价值的排斥和代换。     

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

科举制度作为联系教育与权力的纽带,是传统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的动力机制,它的废除为近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建构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催生了近代民主政治文化创造和传播的主体;另一方面,开辟了近代民主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的重要路径。     

政治中心主义的自我超越 --论政治生态文化的建构

以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为标的看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要求,就不仅仅满足于政治行为的合法性和相应的公民认同,更进一步,它对政治体系提出了超越政治本位主义的要求,旨在要求政治体系之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的制定和实施,以更宏远的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为目标,因而它就超越了政治本位、集团本位和阶级本位,也就不再是政治中心主义的政治文化,而是政治工具主义的政治文化。再进一步,当着这种政治文化不仅以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为旨归,而且执著于政治、社会与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圈的生态联动时,痴迷于社会进步、人类福利与自然环境的荣辱与共时,这种政治文化的境界就更上层楼、更为高远了,它就升华为一种政治生态文化了。     

美国二战经济动员对联邦体制的政治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从1939年到1941年进行了局部的战争经济动员,从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到1945年二战结束,美国进行了全面的战时经济动员.随着联邦中央的权力极大地进入和控制国民经济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经济动员推动权力向联邦中央政府流动,一个强大的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联邦中央政府迅速发展起来,美国联邦体制由此完全转向了混合联邦主义.通过经济动员,联邦政府加大税收征收、大量发行公债和扩大联邦开支,构成了美国联邦体制政治变化的经济根源和经济基础.     

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及内涵

“多元文化主义”由形容词“多元文化的”(mu lticu ltural)演化而来,而“多元文化的”意为“属于一个由多种文化群体组成的社会的”,相对于“单一文化的”(monocu ltural)一词而存在。多元文化主义既是一种社会政策又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的同质化的反抗,是弱势文化群体反对文化霸权的文化政治实践。     

政治文化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任何社会形态的政治发展都会受到特定的历史因素和现实条件的影响。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变迁的实践造就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多元格局,这种现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内容和进程产生着多重影响。     

严格规则主义及其对中国宪政之影响

严格规则主义是一种力图在司法活动中排除自由裁量的观念,我们必须克服它对宪政的消极影响,包括宪法规范重实体轻程序,宪法实施依靠外在强制与监督,宪法被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人权不能切实保障及宪政民主程度不高.     

新权威主义视角的晚清中国宪政变革研究

新权威主义是一种政治理念或政治模式。它倡导国家在现代化早期阶段推行新式的权威统治。这种政治模式的适用国情包括国家处于现代化初期阶段、低下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政治制度化程度、扩大的政治参与等。晚清中国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化建设等一系列宪政实践,与新权威主义一些特征非常相似。新权威主义模式是清末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