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传教士林乐知著译的本土化取向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寓华四十年间,在广学会、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上海广方言馆均留下了大量的翻译与著作,播下了西学传播的种子。为适应中国当时社会历史形势,使其传播的西学易于接受,他采取了本土化的译介策略。本文对其著译进行考察研究,从署名、译名、语言、语气、增删规避等方面分析其中的本土化取向,挖掘林乐知在翻译编著中采取本土化策略的目的、方法、影响与局限,剖析其西学传播的特点和策略,进而揭示他在中西文化融合与会通中的作用和贡献。     

“文明”的尺度:义和团运动前后林乐知时政言论之检视——以《万国公报》为中心的考察(1897-1902)

义和团运动前后,林乐知以《万国公报》为活动阵地,分析介绍义和团运动的前因后果,据“理”讨论时局;面对拳民对教会的严厉打击,他没有放弃西学导师的使命,从现代性的尺度来评判义和团运动,其言论体现出他“美国”“基督教”“传教士”的三重身份立场.但究其实质,林乐知所使用的“文明”标尺,是西方制定的游戏规则,其本身包含着“强盗”的逻辑,但他积极介绍西学西艺西政,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     

晚清传教士与进化思想之修正——以《人学》翻译为中心

辛亥革命前（1910年）,传教士林乐知将李约各的The Making of a Man翻译为《人学》,以批判斯宾塞将自然进化论应用于人类社会。《人学》以基督教思想修正严复等译介的社会进化论,体现了同为美国传教士的原作者和译者对中、西不同社会现实的不同回应：林乐知改变原作的反对帝国主义强权的立场,规劝中国弃独求存,即以基督教的群取代排外的“独”,而严复译介《天演论》的目的是接受“弱肉强食”理论,激励华人变弱为强。通过对李约各The Making of a Man和林乐知《人学》的对比分析,可见辛亥革命前,在西方进化思想译介东土、渐得人心之际,在华传教士以《人学》翻译修正进化思想,对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给予自己的回应。     

林乐知在华的文化活动

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在华活动及其特点可以看到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特殊现象,这就是众多的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结果是其追求的基督教文化并未真正在中国生根开花,而服务其传教目的的那些西方的教育、科技、新闻出版等先进的文化却得到广泛的传播.这种"种瓜得豆"的文化现象反映了世界文化交流中较特殊的一面,也说明宗教文化的传播必须有科学的传播机制和良好的接收机制,二者缺一不可.     

从《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序跋看华人、西士观点的异同

《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由林乐知、任廷旭编译,上海华美书局1903年印行,这部译著较早引介妇女解放思想,推动了中国近代妇女的解放进程。其首卷中登录了林乐知序文、龚心铭序文、任廷旭序文、范袆书后,末卷登载了龚心铭的跋。《万国公报》除了登载上述序言、书后和跋以外,还登录了龚心铭《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再跋》。对同为龚心铭所作的一序两跋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龚前后行文的不同、他所作的调整以及这背后的原因。而对《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六篇序跋的比较分析,可以揭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进而窥见以上四位具有不同文化身份的作者对同一文本及相关问题的不同立场和观点,进而反映出晚清华人、西教士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不同侧重和规避。     

中国本土文化身份的反思与重构——基于后殖民理论的考察

在全球化时代,西方的话语霸权带来了"中心/边缘"的对立,这种对立造成了第三世界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危机.后殖民理论提供了思考这一问题的独特视角.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重建本土文化身份的途径在于:认清中国当代文化身份的"混杂性"特征,突破传统的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积极开拓文化"接触区",构建与西方文化进行平等对话的平台,以期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身份.     

康有为对墨子的身份归属和定位

戊戌政变之前,康有为的学术重心是考辨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对墨子的身份归属和定位便在其中。在他的视界中,墨子拥有三种身份,一是孔子三传弟子,二是先学孔子后叛孔子之道,三是与孔子争教。康有为对墨子的身份归属和定位均与孔子、孔教相关,也奠定了他对墨子的阐发和对墨子的态度。     

他者的凸现——对中国当代文学"垃圾事件"的文化解读

文章从文化身份的理论视角,分析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主体身份与他者身份的二重性;揭示主体身份过度张扬所唤起的他者身份的凸现,是中国当代文学"垃圾事件"背后的哲学根源;并认为,主体间的平等对话是延迟与他者相遇、促进中西文学文化交流的现实途径.     

从文学家到园艺家:周瘦鹃的身份转型与自我认同

周瘦鹃经历了两次身份转型."园"是探析周瘦鹃身份转型及其转型态度的视窗.他的身份转型不只是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环境变化的产物,也得到了他的心理认同,其心理变化的轨迹隐潜于他的中晚年时期对"园"的态度的渐变中.青年时期是周瘦鹃"园艺家"身份意识在心灵深处被唤醒的阶段:"园"成了周瘦鹃的休闲场所与搭建事业人脉、扩大社会影响力、形成文学家身份认同的重要场所,游园中的交往建构起他的社会评价系统,"园"及"园"的相关意象建构起他的文学自信和情绪健康系统.中年时期是周瘦鹃园艺家身份意识进一步加强的阶段:"园"侧重"园林化"的家园,"园"作为饱含民族强大和家园安宁希冀的场所,赋予周瘦鹃以园艺成就.新中国成立后在政策调整的背景下,作为园艺家和园艺散文家地位的确立,使周瘦鹃完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转向,在各项社会主义实践中认同了自身的园艺家身份,真正完成了园艺家身份的转变.     

试论作为著名编辑家的徐志摩——兼及中国现代作家中编辑家的认定问题

报刊和图书的编辑在徐志摩短暂的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以编辑的身份介入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见证了"苏俄仇友问题大讨论"、鲁迅与陈西滢等的论争,编辑主体性得到了空前的体现,编辑张力得到了极大释放;他以编辑的身份介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特别是新诗发展史,引领一个流派的兴起,与"新月派"同仁一道将新诗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诗人气质与编辑素质在其身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兼容。     

“巨大的他者”——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中国”

中国形象作为令人紧张的"他者",纠缠着日本现代性自我构建的过程,表现出日本现代性身份认同的特有焦虑。离开"中国",日本的现代性既可能迷失自我,又可能迷失世界。在"西方"与"中国"二元对立的"他者"之间,"日本什么都不是",越是意识到这种现代性身份危机,日本就越发强烈地希望从仰慕西方贬抑中国的"文化势利"取向中确认自身。"陷害"日本现代性身份并进而"诬陷"中国形象的致命观念,恰好是西方现代性。跨文化形象学不仅关注特定国家地区中国形象的特征与历史,更重要的,还有表现在个别国家中国形象上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以及其中显示的西方的中国形象霸权"问题。     

救世情怀与宗白华美学思想的发生

宗白华美学思想的价值根基是他的救世情怀。他对以救世为旨归的"宇宙人生真相"的探寻与他的以建立"少年中国"为目标的人格建构的思考促成了他美学思想的发生。在由救世情怀所激发的美学思考中,宗白华把自己人格建构的思想与其对宇宙人生真相的追求结合了起来,使他的人格建构思想在具有社会意义的同时更具有了美学的意义。     

《万国公报》与天足会

缠足陋俗"万国皆无,中国独有",严重摧残着妇女的身心健康.近代以来,基督教会和传教士作了大量细致、耐心的工作宣传和推动不缠足运动,切实起到了开通风气的作用.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不仅发表了许多反缠足的言论,并对天足会的活动进行了介绍和声援,从而对近代不缠足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明冲突理论:一种身份认同危机下的意识形态

塞缪尔·亨廷顿说自己是兼具爱国者和学者两种身份而从事研究的。由于爱国者本身是一个充满复杂含义的词汇,容易对学者的公正性与科学性造成侵蚀,加之亨廷顿呼吁西方世界团结起来对付中国和伊斯兰世界,进一步强化了其立场的偏颇性,这恐怕是人们对他产生质疑的重要原因。中国学者的回应,触及到了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种种缺陷和弱点。如果说亨廷顿对中国的崛起与伊斯兰世界的复兴、拉美裔移民状况的分析体现了一名学者的敏锐,那么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伊斯兰威胁论"、"拉美裔移民威胁论"则充分表明了他作为一名爱国者的偏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与《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两部著作,都是通过树立敌人方式,以加强美国的身份认同为目的,实质是一种身份认同危机下的意识形态。联合国呼吁抵制这种理论,值得引起人们高度重视。     

李提摩太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传教士的特殊身份,"文化侵略"几乎是传教士近代在华事业的全部诠释,并一直影响人们的视听.实际上,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传教士在进行其传教事业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的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作为传教事业的"辅助"载体,李提摩太所带来的西学在中国的传布,是时人汲取西学的主要来源,并促成了维新运动的兴起;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研读,客观上促进了汉学在西方的传播.在一定时期内,他们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     

含混暧昧的他者

差异政治是身份政治研究的核心,而在身份政治研究中,重中之重则是"他者"。我们进行身份认同,最终的目的是想建构一个自觉、独立、具有历史连续性及完整感的自我,而这项工程恰恰是在不断地对他者进行划界、标志和确认中完成的。在现代社会里,"他者"的概念类同于"不确定性","他者"具有相对性、流动性和视觉性的特点。他者的力量,无论是建设性的力量还是破坏性的力量,都是无可限量的。     

早期《万国公报》停刊的历史考察

《万国公报》是美国监理会（American Southern Methodist Mission）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Allen）在华创办的一份刊物,1874年9月5日问世于上海。按其自身的特点及所属关系,《万国公报》可分为早期的《万国公报》和广学会时期的《万国公报》。早期的《万国公报》由林乐知负责经营,美华书馆印刷,时间自1874年9月5日至1883年7月28日,卷数自第301卷至第750卷。1883年7月28日,早期《万国公报》出至第750卷时停刊。关于早期《万国公报》停刊的原因,一种意见认为,“因为《万国公报》的出资者多为宣教士,这些报董对于《万国公报》的…     

试论国家身份及其建构路径

国家身份是国家自我理解、表达以及他者对此所反馈的一种"意象",包括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个层面。本文侧重分析后者,即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角色以及与他国的关系定位。作为国家利益的指向标,国家身份的建构主要通过外交政策的实施以及国际规则的约束这两条路径进行。身份差异带来了大国关系处理的难题,中国作为崛起中大国,也面临国家重塑身份的挑战。如何在各种不同的国际"规则"之间选择性参与,并进行再诠释与再塑造,直接体现了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态度,也是再塑国家身份的关键。     

身份认知和吉狄马加的诗

本文将吉狄马加在身份认知问题上的高度自觉作为当代诗歌重建个体/主体性的一个独特案例,基于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也蕴含着自我挑战风险的诗学原理,一方面探讨了其"代言"抱负的历史和美学内涵,包括这一抱负给他的写作风格带来的影响,他长期持守的"元风格"的特征、意义和指向,以及发散的扩张和向心的深入作为其身份认知的两翼如何在他的写作实践中互为辩证,如何使其作品的自我定义和自我叙述成为既返身寻根又蓬勃生长的双向行为;另一方面,则由其处理自我分裂和悖谬的方式入手,探讨了在与身份认知有关的问题情境中,某种结构性的意识缺陷是怎样由于未能得到及时纠正,慢慢发育成他写作中的"短板",并怎样与他的"身份执着"互为作用,极大地妨碍了他从当代汉语诗歌的加速度发展及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汲取更多的活力,以至陷入广义的"政治正确"的困顿。经由对"母语"的诗学辩证,并验之于对吉狄马加新作的分析,本文试图确认"立元神"之于诗人身份认知问题的第一义: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真正的"代言者诗人"都首先是并且始终只能是诗的"代言者"。     

宋庆龄在抗战时期的国民外交活动述评

伟大的民主革命家、爱国主义者宋庆龄女士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崇高的威望,积极开展国民外交活动,呼吁各国援华制日,为中国抗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